回頭再看龍應台的《野火集》和《台灣》一文，其實無涉從每一個細節全盤肯定西方現代化，而隻是堅持一個最基本的價值，那就是，應該從專製走向民主、走向公民社會。批評政府的人，政府不應抓他去“坐監”。
二
趙剛偏重談到了台灣今天存在的問題，大陸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陸之進步、成就對比了台灣的問題、麻煩。我相信，趙剛文章實在篇幅有限，舉的例子隻是萬千事實之一二，這些列舉，絕對不錯。
民主體製絕非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仙丹妙藥。接下來，趙剛潛在的問題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如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有自己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許多以前不存在的嚴重問題。而在一個專製體製的社會中，仍然可能經濟起飛，發生巨大的社會進步。台灣的經濟起飛，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民主化?
這讓我想起，將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國也在討論同樣的問題。南方和北方，在討論廢除奴隸製。奴隸製和專製一樣，曾經都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情。它們隻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們曾經對它們習以為常。可是，不知哪一天開始，人們對奴隸製就是說什麽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並不是奴隸，哪怕自己可以從這個製度得到好處，還是覺得忍無可忍。人的價值觀開始發生變化，內心中就有一些什麽東西在甦醒。
在美國，這個變化先發生在北方。當時，先行廢奴的北方，出現嚴重的種族問題，甚至犯罪率升高、產生種族衝突、暴亂等等。南方在當時有兩個特點，一是奴隸製，二是嚴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極嚴，囚犯服刑長而極苦。所以，相對來說，南方地區秩序井然，犯罪率低。這是南方長期來的驕傲，所謂南方式“法律與秩序”。同時，由於美國當時還是農業經濟，依賴奴隸勞動的南方，經濟發達、富得流油。要不要廢奴的討論，隻要避開奴隸製的人道問題本身，從經濟發展和社會等各個角度去看，可以說北方處處都理虧。結果，討論在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進行，就是雙方雖然在討論同一個製度的存廢問題，話題卻常常是錯開的。你談奴隸製的人道問題，我談經濟和社會治安。
南北戰爭強行廢奴之後，南方舊有的觀念並沒有改變，又開始了將近100年的種族隔離，黑人處於被壓抑的地位。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眾私刑。因此，當時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於是，北方和南方，關於是否要廢除南方幾個極端州種族隔離的討論，又持續了100 年。
1963年6月26日，為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南方種族隔離的判決執法，聯邦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來到阿拉巴馬州。他和州長沃利斯，就發生了一場經典的南北爭論。沃利斯州長對聯邦司法部長指出，阿拉巴馬這樣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實行了種族融合的北方，問題一大堆，無法擁有南方這樣的秩序。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也承認，北方確是存在種族矛盾、存在許多問題。這時，沃利斯州長驕傲地打斷他說，我們這裏就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南方安全、安定。不論在阿拉巴馬的哪個城市，不論是白人區還是黑人區，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們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嗎?
沃利斯說的是事實。在這場辯論中，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明顯處於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個人的平等自由，與社會的安定秩序，是互為代價的。在南方廢奴和廢除種族隔離之前，每一個人都能夠清楚預見到，南方的大城市將立即出現和北方一樣的種族問題和衝突。最後，它也果真出現、甚至持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所有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都在為此支付代價。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個仍然有種族歧視觀念的人，也都已經確信，不論將支付怎樣的社會代價，當年奴隸製和種族隔離的廢除，勢在必行。因為，社會進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經把奴隸製、種族隔離，先後劃在了能夠被接受的底線之下。阿拉巴馬州當年的沃利斯州長，晚年坐著輪椅到黑人教堂，為自己當年維護種族隔離而向黑人道歉。他說，廢除了種族隔離後的阿拉巴馬，比當年的阿拉巴馬要好得多。
被劃在文明能夠接受的底線下麵的，還有專製。如南方朔所說的，在專製製度下，你批評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監”。你沒有批評的自由，沒有言論的自由。為了發表言論，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現代社會，認為這實在是太野蠻，就象當年看奴隸製，覺得無論如何看不下去。台灣社會問題再多，你請台灣民眾回到當年的專製體製試試。
二戰之後，國共對決，成你死我活之局麵。慘烈廝殺，死傷無數，最後分據台灣海峽兩岸，幾十年勢不兩立。可是，其實兩岸之間，它們的本質、它們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間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們互稱對方為“匪”。它們對政黨的理解，都是革命黨思維，區別隻是各自認定自己是“革命黨”，而對方則是反革命的“匪黨”“匪幫”。它們都不知道“議會黨”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勢力範圍裏，都不容許任何反對黨的存在。它們都禁書，區別隻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評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監。因此分別有過“白色恐怖”、“紅色恐怖”。這種思維方式的一致性，來源於它們社會製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壘，來自於它們共同的敵對思維。
二
趙剛偏重談到了台灣今天存在的問題，大陸今天的成就，把今天大陸之進步、成就對比了台灣的問題、麻煩。我相信，趙剛文章實在篇幅有限，舉的例子隻是萬千事實之一二，這些列舉，絕對不錯。
民主體製絕非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仙丹妙藥。接下來，趙剛潛在的問題是：台灣民主化之後，如所有的民主國家一樣，有自己各種各樣的問題，甚至出現許多以前不存在的嚴重問題。而在一個專製體製的社會中，仍然可能經濟起飛，發生巨大的社會進步。台灣的經濟起飛，就是在民主化之前，既然如此，為什麽還要民主化?
這讓我想起，將近一百五十年前，美國也在討論同樣的問題。南方和北方，在討論廢除奴隸製。奴隸製和專製一樣，曾經都不是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情。它們隻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人們曾經對它們習以為常。可是，不知哪一天開始，人們對奴隸製就是說什麽也看不下去了，哪怕自己並不是奴隸，哪怕自己可以從這個製度得到好處，還是覺得忍無可忍。人的價值觀開始發生變化，內心中就有一些什麽東西在甦醒。
在美國，這個變化先發生在北方。當時，先行廢奴的北方，出現嚴重的種族問題，甚至犯罪率升高、產生種族衝突、暴亂等等。南方在當時有兩個特點，一是奴隸製，二是嚴刑峻法，刑事罪判得極嚴，囚犯服刑長而極苦。所以，相對來說，南方地區秩序井然，犯罪率低。這是南方長期來的驕傲，所謂南方式“法律與秩序”。同時，由於美國當時還是農業經濟，依賴奴隸勞動的南方，經濟發達、富得流油。要不要廢奴的討論，隻要避開奴隸製的人道問題本身，從經濟發展和社會等各個角度去看，可以說北方處處都理虧。結果，討論在以一種奇怪的方式進行，就是雙方雖然在討論同一個製度的存廢問題，話題卻常常是錯開的。你談奴隸製的人道問題，我談經濟和社會治安。
南北戰爭強行廢奴之後，南方舊有的觀念並沒有改變，又開始了將近100年的種族隔離，黑人處於被壓抑的地位。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涉及黑人的案件，很容易引起民眾私刑。因此，當時南方的犯罪率仍然比北方要低得多，尤其是大城市。於是，北方和南方，關於是否要廢除南方幾個極端州種族隔離的討論，又持續了100 年。
1963年6月26日，為聯邦最高法院撤銷南方種族隔離的判決執法，聯邦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來到阿拉巴馬州。他和州長沃利斯，就發生了一場經典的南北爭論。沃利斯州長對聯邦司法部長指出，阿拉巴馬這樣的南方州，一直是安定和秩序井然的。而恰恰是實行了種族融合的北方，問題一大堆，無法擁有南方這樣的秩序。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也承認，北方確是存在種族矛盾、存在許多問題。這時，沃利斯州長驕傲地打斷他說，我們這裏就沒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南方安全、安定。不論在阿拉巴馬的哪個城市，不論是白人區還是黑人區，夜晚你都可以去散步。你們北方的城市做得到嗎?
沃利斯說的是事實。在這場辯論中，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明顯處於不利地位。在一定的程度上，個人的平等自由，與社會的安定秩序，是互為代價的。在南方廢奴和廢除種族隔離之前，每一個人都能夠清楚預見到，南方的大城市將立即出現和北方一樣的種族問題和衝突。最後，它也果真出現、甚至持續至今也沒有完全解決，所有生活在這個社會的人，都在為此支付代價。
可是，站在今天，即使在南方，即使是一個仍然有種族歧視觀念的人，也都已經確信，不論將支付怎樣的社會代價，當年奴隸製和種族隔離的廢除，勢在必行。因為，社會進步了，有了人道的基本要求。隨著現代化的進程，文明水平提高，已經把奴隸製、種族隔離，先後劃在了能夠被接受的底線之下。阿拉巴馬州當年的沃利斯州長，晚年坐著輪椅到黑人教堂，為自己當年維護種族隔離而向黑人道歉。他說，廢除了種族隔離後的阿拉巴馬，比當年的阿拉巴馬要好得多。
被劃在文明能夠接受的底線下麵的，還有專製。如南方朔所說的，在專製製度下，你批評政府，政府可以“抓你去坐監”。你沒有批評的自由，沒有言論的自由。為了發表言論，你可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今天的現代社會，認為這實在是太野蠻，就象當年看奴隸製，覺得無論如何看不下去。台灣社會問題再多，你請台灣民眾回到當年的專製體製試試。
二戰之後，國共對決，成你死我活之局麵。慘烈廝殺，死傷無數，最後分據台灣海峽兩岸，幾十年勢不兩立。可是，其實兩岸之間，它們的本質、它們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一致性。所以，相互之間完全不缺乏了解和理解。它們互稱對方為“匪”。它們對政黨的理解，都是革命黨思維，區別隻是各自認定自己是“革命黨”，而對方則是反革命的“匪黨”“匪幫”。它們都不知道“議會黨”為何物，所以，在各自的勢力範圍裏，都不容許任何反對黨的存在。它們都禁書，區別隻是你禁我的，我禁你的。批評政府，政府都要抓你去坐監。因此分別有過“白色恐怖”、“紅色恐怖”。這種思維方式的一致性，來源於它們社會製度的一致性。和解的壁壘，來自於它們共同的敵對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