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對的是暗號。雜貨鋪主如同廈門博聞文具店主，人很可靠，卻不是組織成員，不參加地下活動，隻是代為保存、轉交特殊郵件。有人來取，隻要暗號對，什麽都不多問，交付即可。這一接頭方式吳春河早在出事前就預作安排。吳春河小心謹慎，親自與張雙慶前來，教張雙慶對暗號取走信件之後，讓張雙慶自己返回，自己跟在後邊觀察，確認沒有可疑人員尾隨，才返回山邊的張家。
通過取回的幾封覆信，以及本應回復卻沒有得到的信件，吳春河大體明白了自己僥倖擺脫的一場突然抓捕從何而來。
吳春河於“二二八事變”之後在台灣島內重新發展的地下組織未受破壞，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員、交通均完好無損，並已按照他的緊急通知，通過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員暫停活動，以待情勢明朗。本應從廈門方麵傳遞過來的音訊卻沒有到達，沒有任何隻言片語，寄往博聞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錢金鳳沒有取走，沒有回覆。顯然是她出了事，才會有憲兵突然到這裏抓捕他。吳春河沒有寫信到家裏與妻子直接聯絡，因為憲兵追捕時他已經有所猜測，擔心事出於她，如果那樣，與她的直接聯絡渠道肯定已經受到特務的監控，包括通過其他家人的聯絡都不安全。
一個從廈門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個情況：前些時廈門出了大案，警備司令部暗藏的共黨分子從監獄騙出一個人犯，遭憲兵圍捕，為首女共黨被擊斃於萬石岩山上。
吳春河如遭雷擊，一連幾天，從早到晚呆坐於張雙慶的避難小屋裏，不思茶飯，一言不發有如和尚坐禪。
以吳春河的謹慎和隱忍，此刻潛伏靜觀應當是比較穩妥的辦法，躲在台南山邊張雙慶家坐禪，目前是安全的，待風聲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動。但是他無法繼續靜藏，因為廈門意外生變，妻子可能已經亡故，讓他焦慮不已的還有整個聯絡的中斷。廈門出事後，除了博聞文具店這條聯絡線失效，原本已經建立的，經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條聯絡線路也喪失功能，香港方麵切斷了聯繫。吳春河以及他苦心經營的這一部分地下組織與上級不再相通。
他決定返回大陸，任務是接頭，設法把聯絡線路再找回來。
張雙慶把吳春河送到漁港，通過那裏的關係上了一條前往舟山捕魚的漁輪。眼下吳春河不能回廈門，不能回惠安洛陽吳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網伺候，他走了一條遠路，取道杭州，再輾轉南下，十幾天後到達香港。
吳春河到台開闢工作之後，上級安排他通過香港建立聯絡，確定了聯絡點和聯絡方式，以及緊急情況下的備用聯繫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這些聯絡點和渠道隻允許他使用，此刻聯繫中斷，隻能由他潛出台灣，獨自前往香港接頭。吳春河趕到香港後，發覺原有的聯絡點已經不存，備用聯繫渠道原設於一家經營西洋參的貨棧裏，此刻貨棧已經盤給一家西餅鋪，新任東家對前任老闆的去向一無所知。相關聯絡點都被果斷撤銷，吳春河在香港四處碰壁。
作為一個老地下黨員，他清楚自己四處碰壁並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隨後他在敵人追捕中失蹤，事發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麽？是否有人叛變？妻子的直接領導是他，妻子出事是否與他相關？有沒有禍及地下組織？情況尚未搞清，上級不能不防，以免發生骨牌效應，造成巨大破壞。
他必須另覓渠道。苦思冥想數日，考慮再三，他捨近求遠，繞一個圈子，從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黃庚。黃庚是廈門人，與他是大學同學，在學生宿舍同住幾年，彼此非常了解。黃庚的年紀略長幾歲，入黨比他早，吳春河大學畢業時，黃庚向上級推薦，把他留在上海做工運。後來機關被國民黨特務破壞，一批工作人員被捕，他倆倖免於難，在上海無法立足，兩人各奔東西，黃庚東渡日本，吳春河則回福建。抗戰爆發後，黃庚從日本回國去重慶，在一家很有影響的報館擔任主筆，抗戰勝利後出國到新加坡，應聘籌辦一張華文報紙，出國前曾返回廈門，兩個老同學見過一麵。黃庚說他到新加坡是出於“需要”，海外華僑的影響不能小視，得有人去做這方麵的工作，還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於秘密工作要求，盡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實身份還是不能明說。後兩人偶有書信聯繫，吳春河很留意黃庚辦的報紙，從文章傾向看，黃庚做的是海外統戰與宣傳工作。抗戰期間黃庚以報社名主筆身份，經常出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層領導的安排。
吳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黃庚的報館。黃庚見到他非常吃驚。
吳春河說：“無事不登三寶殿。”
他講了自己的情況。妻子被國民黨憲兵槍殺，他連廈門都沒回，亡妻屍骨落在哪裏都不知道，想來心如刀絞。但是他不敢因個人遭遇耽誤大事，強忍沉痛，千方百計輾轉香港，身赴南洋。台灣正在開闢工作，隨著大陸戰事迅速發展，台灣越發顯得重要，需要盡快恢復與上級的聯繫。此刻無計可施，隻能求助黃庚。
黃庚問：“誰派你來找我？”
“沒有誰。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麽？”
“任務就是接頭。”
通過取回的幾封覆信，以及本應回復卻沒有得到的信件，吳春河大體明白了自己僥倖擺脫的一場突然抓捕從何而來。
吳春河於“二二八事變”之後在台灣島內重新發展的地下組織未受破壞，台北、高雄及台南本地的人員、交通均完好無損，並已按照他的緊急通知，通過各自渠道，安排各自人員暫停活動，以待情勢明朗。本應從廈門方麵傳遞過來的音訊卻沒有到達，沒有任何隻言片語，寄往博聞文具店的信件如石沉大海，妻子錢金鳳沒有取走，沒有回覆。顯然是她出了事，才會有憲兵突然到這裏抓捕他。吳春河沒有寫信到家裏與妻子直接聯絡，因為憲兵追捕時他已經有所猜測，擔心事出於她，如果那樣，與她的直接聯絡渠道肯定已經受到特務的監控，包括通過其他家人的聯絡都不安全。
一個從廈門回到台南的商人提供了一個情況：前些時廈門出了大案，警備司令部暗藏的共黨分子從監獄騙出一個人犯，遭憲兵圍捕，為首女共黨被擊斃於萬石岩山上。
吳春河如遭雷擊，一連幾天，從早到晚呆坐於張雙慶的避難小屋裏，不思茶飯，一言不發有如和尚坐禪。
以吳春河的謹慎和隱忍，此刻潛伏靜觀應當是比較穩妥的辦法，躲在台南山邊張雙慶家坐禪，目前是安全的，待風聲稍平，他依然可以在台活動。但是他無法繼續靜藏，因為廈門意外生變，妻子可能已經亡故，讓他焦慮不已的還有整個聯絡的中斷。廈門出事後，除了博聞文具店這條聯絡線失效，原本已經建立的，經由香港到台北的一條聯絡線路也喪失功能，香港方麵切斷了聯繫。吳春河以及他苦心經營的這一部分地下組織與上級不再相通。
他決定返回大陸，任務是接頭，設法把聯絡線路再找回來。
張雙慶把吳春河送到漁港，通過那裏的關係上了一條前往舟山捕魚的漁輪。眼下吳春河不能回廈門，不能回惠安洛陽吳家老宅，那些地方肯定都有大網伺候，他走了一條遠路，取道杭州，再輾轉南下，十幾天後到達香港。
吳春河到台開闢工作之後，上級安排他通過香港建立聯絡，確定了聯絡點和聯絡方式，以及緊急情況下的備用聯繫渠道。按照秘密工作要求，這些聯絡點和渠道隻允許他使用，此刻聯繫中斷，隻能由他潛出台灣，獨自前往香港接頭。吳春河趕到香港後，發覺原有的聯絡點已經不存，備用聯繫渠道原設於一家經營西洋參的貨棧裏，此刻貨棧已經盤給一家西餅鋪，新任東家對前任老闆的去向一無所知。相關聯絡點都被果斷撤銷，吳春河在香港四處碰壁。
作為一個老地下黨員，他清楚自己四處碰壁並不奇怪。他的妻子出了事情，隨後他在敵人追捕中失蹤，事發突然，非常意外，原因是什麽？是否有人叛變？妻子的直接領導是他，妻子出事是否與他相關？有沒有禍及地下組織？情況尚未搞清，上級不能不防，以免發生骨牌效應，造成巨大破壞。
他必須另覓渠道。苦思冥想數日，考慮再三，他捨近求遠，繞一個圈子，從香港跑到新加坡去找黃庚。黃庚是廈門人，與他是大學同學，在學生宿舍同住幾年，彼此非常了解。黃庚的年紀略長幾歲，入黨比他早，吳春河大學畢業時，黃庚向上級推薦，把他留在上海做工運。後來機關被國民黨特務破壞，一批工作人員被捕，他倆倖免於難，在上海無法立足，兩人各奔東西，黃庚東渡日本，吳春河則回福建。抗戰爆發後，黃庚從日本回國去重慶，在一家很有影響的報館擔任主筆，抗戰勝利後出國到新加坡，應聘籌辦一張華文報紙，出國前曾返回廈門，兩個老同學見過一麵。黃庚說他到新加坡是出於“需要”，海外華僑的影響不能小視，得有人去做這方麵的工作，還交代：“有事可以找我。”出於秘密工作要求，盡管知根知底，彼此的真實身份還是不能明說。後兩人偶有書信聯繫，吳春河很留意黃庚辦的報紙，從文章傾向看，黃庚做的是海外統戰與宣傳工作。抗戰期間黃庚以報社名主筆身份，經常出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他到海外工作很可能是中共高層領導的安排。
吳春河在新加坡找到黃庚的報館。黃庚見到他非常吃驚。
吳春河說：“無事不登三寶殿。”
他講了自己的情況。妻子被國民黨憲兵槍殺，他連廈門都沒回，亡妻屍骨落在哪裏都不知道，想來心如刀絞。但是他不敢因個人遭遇耽誤大事，強忍沉痛，千方百計輾轉香港，身赴南洋。台灣正在開闢工作，隨著大陸戰事迅速發展，台灣越發顯得重要，需要盡快恢復與上級的聯繫。此刻無計可施，隻能求助黃庚。
黃庚問：“誰派你來找我？”
“沒有誰。自己派自己。”
“要做什麽？”
“任務就是接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