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她死不如讓她恨我死。”母親說。
大姐的命運被母親強行改寫。三天後母親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發現他們早都走了。大姐備受刺激，打算往龍巖趕，獨自去找隊伍，卻在焦慮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癒後時局大變，一時沒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暫時返回廈門。當年五月，廈門被日軍占領，大姐與我們一起困於淪陷區。
她在廈門謀了個教職，當了小學老師。有很長時間她拒絕與母親說話，雖然每日依然要幫助母親打水洗衣，但她們靠習慣和動作交流，不需要語言。有一個雨天母親在水井邊滑倒，摔斷了左腿，在家裏躺了兩個多月，傷愈後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僂。大姐開了口，讓母親停止做工，從此不再給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麽？”母親問。
“吃我。”大姐說。
“你有幾個工資？”
大姐嗬斥：“不要說！現在聽我的。”
從此我們家大姐說了算，母親失去了掌控權，想來也是理應如此。
兩年後，有一個男子走進我們家門，他就是吳春河。我認識他，當年我跟著大姐去劇社排練時見過，當時他在鼻子下邊粘了兩撇鬍子，演那個拿鞭子打大姐的老頭。
母親很不滿，問大姐：“怎麽領來個台灣仔？”
大姐搶白母親：“有樣學樣。”
母親無言以對。
我們的父親錢以未是台灣人，生於台灣新竹，年輕時到大陸，末了在台灣失去蹤跡。大姐與母親簡直就是亦步亦趨，她領進家門的這位吳春河也是台灣人。其曾祖清朝末年從惠安洛陽過台灣，吳本人出生在台北，五歲時被送回祖家，過繼給他的一個堂叔當兒子。他的養父在泉州開有一間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醬油鋪。吳春河後來在上海讀大學，畢業到了省立二師，當過大姐的老師。吳春河是台灣人，又是惠安人，兩邊都有父母。日本占領廈門後大家往外跑，他倒是回到廈門一所中學應聘當教員，似乎是為了大姐，不惜對日寇的刺刀點頭哈腰。吳春河與大姐間的故事比較複雜，牽扯到劇社裏外那些事情以及林壯國和顏俊傑。吳春河成了我姐夫後不久，有一天大姐與他一起離開廈門，臨行前告訴母親是去惠安婆家走親戚，卻一去不返。母親一打聽，才知道大姐和姐夫行前已經悄悄辭掉了各自的教職，母親呆若木雞。半個月後大姐忽然有了消息，她讓人帶一筆錢捎了口信回家，說她和吳春河在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她很牽掛家中老小，會想辦法寄錢寄物補貼家用，幫母親和我們度過艱難。她讓母親不要再去做工，弟弟妹妹要堅持學業。
母親跳著腳大罵，用她最狠的那些言辭詈個不停。幾年前母親及時出手，用一把大鎖將大姐扣留，讓她無法遠走高飛，也讓她躲過了皖南事變中打向新四軍的子彈。但是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大姐終究跟人跑了，脫離了母親的保護。抗戰勝利後大姐回到廈門，我們才知道她和姐夫離家後輾轉到了福建腹地永安。戰時福建省政府也搬到了那裏，大姐在一個訓練班受過訓，而後到省政府所屬一個辦事機構工作，姐夫則進一家報館去辦戰時報紙。戰後他們回到廈門，大姐先在市政府當文員，而後進了警備司令部；姐夫應聘到廈門一家報館，後來去了台灣。大姐說姐夫是去探探路，過兩年看看情況，再決定他們是留廈門，還是過台灣。
我在暗自困惑大姐是什麽人，我知道大姐的事從不像她自己講的那麽簡單。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歲。廈門警備司令部軍需處參謀，上尉軍官。
陷阱叢生
大姐讓自己陷入險境，是在舊曆四月二十錢家做節的幾天前。
那天大姐離開警備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經過中山路附近一條小街的博聞文具店門口。小文具店臨街，門麵很小，櫃檯緊挨著五腳距，店主人是位六十來歲的老者，背有些駝，麵相和善。老人站在櫃檯後邊，跟街邊來來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過往打個招呼，問貨要物伸手取來，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經過小店時跟店主人打個照麵，客客氣氣問了聲好。
“有信？”她問。
老者點點頭，低下身從櫃檯下邊掏出一個小木盒，把它遞給大姐。
大姐吃驚：“這是啥？”
有個客人昨天來買墨水，留下這東西，讓老闆轉交吳先生，還留了一封信。
“沒搞錯吧？”大姐生疑。
老闆肯定沒有搞錯，那人講得很清楚，請吳太太轉給吳先生。
大姐沒再吭聲，謝過老闆，悄悄接過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吳春河的遠親，年紀雖大，輩分卻比吳春河小，一向管吳春河叫吳先生，管大姐叫吳太太。吳春河去台灣前在報館工作，每天來來去去，都要從這家文具店經過，對小店生意多有關照，見麵打聲招呼，需要時買盒圖釘要幾張紙，並不顯得特別。除了他們自己，沒人知道這家文具店跟吳春河的關聯絕非平常，也沒人注意吳春河跟老者閑聊、買個把小物件時，常有另外一些東西在他們之間傳遞。
這是些郵件，多從香港寄來。老者有一個女兒嫁在香港，那邊還有若幹親戚，不時來個信問身體報平安。有時一個月一兩封，有時幾個月不見一字。這些信件寫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無一例外都由老者轉交給吳春河，因為它們實與店主無關——他在香港的女兒和親戚從不給他寫信。
大姐的命運被母親強行改寫。三天後母親放了她，她立刻跑到漳州找她那些同伴，發現他們早都走了。大姐備受刺激，打算往龍巖趕，獨自去找隊伍，卻在焦慮急切中病倒在大舅家。病癒後時局大變，一時沒有其他路可走，大姐悻悻然暫時返回廈門。當年五月，廈門被日軍占領，大姐與我們一起困於淪陷區。
她在廈門謀了個教職，當了小學老師。有很長時間她拒絕與母親說話，雖然每日依然要幫助母親打水洗衣，但她們靠習慣和動作交流，不需要語言。有一個雨天母親在水井邊滑倒，摔斷了左腿，在家裏躺了兩個多月，傷愈後腰腿大不如前，走路佝僂。大姐開了口，讓母親停止做工，從此不再給人家洗衣服。
“我不做大家吃什麽？”母親問。
“吃我。”大姐說。
“你有幾個工資？”
大姐嗬斥：“不要說！現在聽我的。”
從此我們家大姐說了算，母親失去了掌控權，想來也是理應如此。
兩年後，有一個男子走進我們家門，他就是吳春河。我認識他，當年我跟著大姐去劇社排練時見過，當時他在鼻子下邊粘了兩撇鬍子，演那個拿鞭子打大姐的老頭。
母親很不滿，問大姐：“怎麽領來個台灣仔？”
大姐搶白母親：“有樣學樣。”
母親無言以對。
我們的父親錢以未是台灣人，生於台灣新竹，年輕時到大陸，末了在台灣失去蹤跡。大姐與母親簡直就是亦步亦趨，她領進家門的這位吳春河也是台灣人。其曾祖清朝末年從惠安洛陽過台灣，吳本人出生在台北，五歲時被送回祖家，過繼給他的一個堂叔當兒子。他的養父在泉州開有一間布店，他的生父在台北有一家醬油鋪。吳春河後來在上海讀大學，畢業到了省立二師，當過大姐的老師。吳春河是台灣人，又是惠安人，兩邊都有父母。日本占領廈門後大家往外跑，他倒是回到廈門一所中學應聘當教員，似乎是為了大姐，不惜對日寇的刺刀點頭哈腰。吳春河與大姐間的故事比較複雜，牽扯到劇社裏外那些事情以及林壯國和顏俊傑。吳春河成了我姐夫後不久，有一天大姐與他一起離開廈門，臨行前告訴母親是去惠安婆家走親戚，卻一去不返。母親一打聽，才知道大姐和姐夫行前已經悄悄辭掉了各自的教職，母親呆若木雞。半個月後大姐忽然有了消息，她讓人帶一筆錢捎了口信回家，說她和吳春河在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她很牽掛家中老小，會想辦法寄錢寄物補貼家用，幫母親和我們度過艱難。她讓母親不要再去做工，弟弟妹妹要堅持學業。
母親跳著腳大罵，用她最狠的那些言辭詈個不停。幾年前母親及時出手，用一把大鎖將大姐扣留，讓她無法遠走高飛，也讓她躲過了皖南事變中打向新四軍的子彈。但是該發生的還是發生了，大姐終究跟人跑了，脫離了母親的保護。抗戰勝利後大姐回到廈門，我們才知道她和姐夫離家後輾轉到了福建腹地永安。戰時福建省政府也搬到了那裏，大姐在一個訓練班受過訓，而後到省政府所屬一個辦事機構工作，姐夫則進一家報館去辦戰時報紙。戰後他們回到廈門，大姐先在市政府當文員，而後進了警備司令部；姐夫應聘到廈門一家報館，後來去了台灣。大姐說姐夫是去探探路，過兩年看看情況，再決定他們是留廈門，還是過台灣。
我在暗自困惑大姐是什麽人，我知道大姐的事從不像她自己講的那麽簡單。
第一章 步步深陷
大姐。30歲。廈門警備司令部軍需處參謀，上尉軍官。
陷阱叢生
大姐讓自己陷入險境，是在舊曆四月二十錢家做節的幾天前。
那天大姐離開警備司令部回家，抄近路走小巷，經過中山路附近一條小街的博聞文具店門口。小文具店臨街，門麵很小，櫃檯緊挨著五腳距，店主人是位六十來歲的老者，背有些駝，麵相和善。老人站在櫃檯後邊，跟街邊來來去去的行人近在咫尺，熟客過往打個招呼，問貨要物伸手取來，做生意很是方便。大姐經過小店時跟店主人打個照麵，客客氣氣問了聲好。
“有信？”她問。
老者點點頭，低下身從櫃檯下邊掏出一個小木盒，把它遞給大姐。
大姐吃驚：“這是啥？”
有個客人昨天來買墨水，留下這東西，讓老闆轉交吳先生，還留了一封信。
“沒搞錯吧？”大姐生疑。
老闆肯定沒有搞錯，那人講得很清楚，請吳太太轉給吳先生。
大姐沒再吭聲，謝過老闆，悄悄接過小木盒和信。
文具店店主是大姐丈夫吳春河的遠親，年紀雖大，輩分卻比吳春河小，一向管吳春河叫吳先生，管大姐叫吳太太。吳春河去台灣前在報館工作，每天來來去去，都要從這家文具店經過，對小店生意多有關照，見麵打聲招呼，需要時買盒圖釘要幾張紙，並不顯得特別。除了他們自己，沒人知道這家文具店跟吳春河的關聯絕非平常，也沒人注意吳春河跟老者閑聊、買個把小物件時，常有另外一些東西在他們之間傳遞。
這是些郵件，多從香港寄來。老者有一個女兒嫁在香港，那邊還有若幹親戚，不時來個信問身體報平安。有時一個月一兩封，有時幾個月不見一字。這些信件寫的是文具店的地址，用的是老者的名字，但是無一例外都由老者轉交給吳春河，因為它們實與店主無關——他在香港的女兒和親戚從不給他寫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