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家上網的時候大概都碰到過這種情況：一個不知所雲的帖子，起個標題，叫《是中國人都進來頂》。我頂不頂，和是不是中國人有什麽關係？這路標題，不就是要挾人表態麽？現在你還可以不搭理他；但如果給他點權，後果就難說了。
在“表態思維”非常厲害的文化氣氛裏，沉默可以被認為是“腹誹”，是“心存怨望”，是消極對抗。這些，已經足夠一個殺罪了。
隻有兩種人，說真話的餘地相對大一點。
一種是小孩。看著皇帝的新裝，隻有小朋友可以說：“可是他什麽都沒穿呀！”——所以很多人希望，永遠別長大。很遺憾，這不科學。
另一種，就是滑稽的人。比起沉默，滑稽的防禦和閃避效果要好得多。
這點也算是古今中外的共識。《國語》中說：“我優也，言無郵。”我一演滑稽戲的，說啥別人都不見怪。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也來個“all—licensd fool”，即百無禁忌之傻瓜。莊子和他們比，當然有雅俗之別，但一定程度上仍是一致的。言談微中，正言若反，也是用滑稽換安全。
比如前麵那個樹因為沒用而活，鵝因為沒用而死的公案，莊子的應對，就是滑稽甚至滑頭。
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莊子.外篇.山木》，下同。）
我把自己擱在有用沒用之間。你要殺有用的人時，看我沒啥用不構成威脅；你要殺沒用的人時，看我還有點用可以裝門麵，那我就怎麽都安全了。
我們可以替莊子舉例論證：中國的皇帝，好多死於非命（相形之下，歐洲中世紀的國王，被謀殺的比例低得多）。劉宋以後，有個改朝換代（哪怕是用禪讓的方式），前朝的皇帝一般總被斬草除根。因為皇帝這個身份太有用，沾過邊的，留著就不放心；法國大革命，拿貴族開刀的熱情特別高，雖然當時的貴族壓迫遠沒有中世紀時沉重，但問題是你除了依附王權，別無他用，還占著那麽多好處，不殺你殺誰？
但日本的天皇、羅馬的教皇、還有好些歐洲國家的國王，政治實權不掌握，作為文化象徵卻很有影響力。這就是典型的處於材與不材之間，所以能夠血食至今。
但莊子自己，對這個狀態看來並不滿意，所以他說，我活得很累。
後麵他說了不累的辦法。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大意可以這麽理解：駕駛著道德（這兩個字含義跟今天完全不同）飛行器，就不止是“處材與不材間”那個樣子了；誇也好，罵也好都是浮雲；龍也好，蛇也好隨時變化；立場是沒有的，上下是投機的；和諧才是標準啊！浮遊到了萬物的初始狀態，把別人當東西，而不被別人當東西，那時候還有誰能累著我啊？
想當年劉老師年輕氣盛的時候，一次在一個還算正式的場合，說到巴金的小說。我說：“巴老人很可敬，小說嘛，說實話很差。”這下就把在場的老先生都得罪了，其中一位不依不饒地問我：“你覺得巴金的小說到底有多差？”我說：“我覺得跟郭敬明一樣差。”這下又把在場的年輕人都得罪了。
現在想想，這就是太“肯專為”，而沒有“與時舉化”。其實“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問題糾纏個什麽勁呢？現在想來，我應該這麽答覆：人家問我巴金的小說怎樣，我就說“巴老的小說反映了那個年代很多年輕人的心聲，巴老那時的影響，可不比郭敬明小啊。”人家問我郭敬明的小說怎樣，我就說“郭敬明嘛，反正我覺得他寫得也未見得比巴金差。”
這就皆大歡喜了，我並沒有說違背自己觀點的話，他們聽著卻都很順耳。真是“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唯一的問題是，你要是因此罵我鄉願，我肯定隻能老實接受。這個鄉願範兒，莊子一方麵推為最高；另一方麵，他又承認自己沒做到。為什麽？不知道。不過可愛的大概正是這個達不到最高境界的莊子。
唯逍遙與調侃不可缺
下麵好像也應該談談莊子鼓吹了什麽——雖然我很想放棄這一部分。《莊子》裏，對很多人物和境界，當然是力捧的。但那些力捧的話，往往很不好懂，而好懂的部分，我又往往覺得卑之無甚高論，結果不得不疑心自己其實還是沒懂，或者忍不住猜他在說反話。
努力夠著說兩句。
《莊子》第一篇是《逍遙遊》，《逍遙遊》開篇，講了大鵬鳥和斥鴳之類小鳥的故事。
鵬飛九萬裏，穿越整個世界，小鳥覺得它瞎折騰，自己玩跳樹枝的遊戲，反而更開心。莊子說，這是小和大的分別。同理，往返於郊區市區之間的上班族，理解不了環遊世界的人；朝生暮死的，理解不了千年王八萬年龜；那些智慧不足的人，也理解不了天才在思考些啥。
魏晉以來，很流行一種解釋，說大鵬有大鵬的本性，小鳥有小鳥的本性，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過就好了，不要彼此嘲笑。這反映了注釋者自己的價值觀，今天也容易討大眾讀者們喜歡。通常優越感極強的思想家們則不喜歡，他們管這叫“庸俗的快樂主義”。
在“表態思維”非常厲害的文化氣氛裏，沉默可以被認為是“腹誹”，是“心存怨望”，是消極對抗。這些，已經足夠一個殺罪了。
隻有兩種人，說真話的餘地相對大一點。
一種是小孩。看著皇帝的新裝，隻有小朋友可以說：“可是他什麽都沒穿呀！”——所以很多人希望，永遠別長大。很遺憾，這不科學。
另一種，就是滑稽的人。比起沉默，滑稽的防禦和閃避效果要好得多。
這點也算是古今中外的共識。《國語》中說：“我優也，言無郵。”我一演滑稽戲的，說啥別人都不見怪。莎士比亞的《李爾王》中，也來個“all—licensd fool”，即百無禁忌之傻瓜。莊子和他們比，當然有雅俗之別，但一定程度上仍是一致的。言談微中，正言若反，也是用滑稽換安全。
比如前麵那個樹因為沒用而活，鵝因為沒用而死的公案，莊子的應對，就是滑稽甚至滑頭。
莊子笑曰：“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莊子.外篇.山木》，下同。）
我把自己擱在有用沒用之間。你要殺有用的人時，看我沒啥用不構成威脅；你要殺沒用的人時，看我還有點用可以裝門麵，那我就怎麽都安全了。
我們可以替莊子舉例論證：中國的皇帝，好多死於非命（相形之下，歐洲中世紀的國王，被謀殺的比例低得多）。劉宋以後，有個改朝換代（哪怕是用禪讓的方式），前朝的皇帝一般總被斬草除根。因為皇帝這個身份太有用，沾過邊的，留著就不放心；法國大革命，拿貴族開刀的熱情特別高，雖然當時的貴族壓迫遠沒有中世紀時沉重，但問題是你除了依附王權，別無他用，還占著那麽多好處，不殺你殺誰？
但日本的天皇、羅馬的教皇、還有好些歐洲國家的國王，政治實權不掌握，作為文化象徵卻很有影響力。這就是典型的處於材與不材之間，所以能夠血食至今。
但莊子自己，對這個狀態看來並不滿意，所以他說，我活得很累。
後麵他說了不累的辦法。
若夫乘道德而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大意可以這麽理解：駕駛著道德（這兩個字含義跟今天完全不同）飛行器，就不止是“處材與不材間”那個樣子了；誇也好，罵也好都是浮雲；龍也好，蛇也好隨時變化；立場是沒有的，上下是投機的；和諧才是標準啊！浮遊到了萬物的初始狀態，把別人當東西，而不被別人當東西，那時候還有誰能累著我啊？
想當年劉老師年輕氣盛的時候，一次在一個還算正式的場合，說到巴金的小說。我說：“巴老人很可敬，小說嘛，說實話很差。”這下就把在場的老先生都得罪了，其中一位不依不饒地問我：“你覺得巴金的小說到底有多差？”我說：“我覺得跟郭敬明一樣差。”這下又把在場的年輕人都得罪了。
現在想想，這就是太“肯專為”，而沒有“與時舉化”。其實“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這種問題糾纏個什麽勁呢？現在想來，我應該這麽答覆：人家問我巴金的小說怎樣，我就說“巴老的小說反映了那個年代很多年輕人的心聲，巴老那時的影響，可不比郭敬明小啊。”人家問我郭敬明的小說怎樣，我就說“郭敬明嘛，反正我覺得他寫得也未見得比巴金差。”
這就皆大歡喜了，我並沒有說違背自己觀點的話，他們聽著卻都很順耳。真是“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
唯一的問題是，你要是因此罵我鄉願，我肯定隻能老實接受。這個鄉願範兒，莊子一方麵推為最高；另一方麵，他又承認自己沒做到。為什麽？不知道。不過可愛的大概正是這個達不到最高境界的莊子。
唯逍遙與調侃不可缺
下麵好像也應該談談莊子鼓吹了什麽——雖然我很想放棄這一部分。《莊子》裏，對很多人物和境界，當然是力捧的。但那些力捧的話，往往很不好懂，而好懂的部分，我又往往覺得卑之無甚高論，結果不得不疑心自己其實還是沒懂，或者忍不住猜他在說反話。
努力夠著說兩句。
《莊子》第一篇是《逍遙遊》，《逍遙遊》開篇，講了大鵬鳥和斥鴳之類小鳥的故事。
鵬飛九萬裏，穿越整個世界，小鳥覺得它瞎折騰，自己玩跳樹枝的遊戲，反而更開心。莊子說，這是小和大的分別。同理，往返於郊區市區之間的上班族，理解不了環遊世界的人；朝生暮死的，理解不了千年王八萬年龜；那些智慧不足的人，也理解不了天才在思考些啥。
魏晉以來，很流行一種解釋，說大鵬有大鵬的本性，小鳥有小鳥的本性，各自按照各自的方式去過就好了，不要彼此嘲笑。這反映了注釋者自己的價值觀，今天也容易討大眾讀者們喜歡。通常優越感極強的思想家們則不喜歡，他們管這叫“庸俗的快樂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