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佛典，養心性，比起究西學，講經世來，更需“山水幽勝”之助。
今年春天，有幸重遊廣州，說好這回一定西樵訪勝。臨出發時，又“有朋自遠方來”，實在脫不了身。正懊悔不迭，聽剛從西樵歸來的朋友稱，那裏紅男綠女，遊人如鯽，再也不可能“席芳草，臨清流”,“專意養心”了。如此說來，不遊也罷，免得破壞我想像中的世外清淨地、時有康聖人身影出沒的西樵山。
1995年7月8日於京西蔚秀園
(原刊《讀書》1996年3期)注釋
[1]文章發表後，承中大朋友告知，小禮堂上孫中山的題詞並未被取消，隻是因重修而暫時遮蔽。因涉及文章思路及立意，牽一髮動全身，故不做改動。這裏另作補正。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1)
——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
的意義
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 當年遊俠人丘逢甲(1864—1912)的一生波瀾壯闊，以二十歲作《台灣竹枝詞》文名鵲起為起點，大致可分為各有高潮的三個時期：台灣時期的抗日(1883—1895)、潮嘉時期的辦學(1895—1906)、廣州時期的議政(1906—1912)。政治史家關注的是前後兩期，教育史家、思想史家和文學史家則不一樣，對中間這十二年的掙紮與崛起更感興趣。辦學與吟詩，本是丘氏兩大嗜好，貫穿其一生。但相對而言，潮嘉時期的詩風慷慨蒼涼，無愧梁啓超“詩界革命一巨子”的期許[1];辦學則追求獨立自主，超越時賢興起人才的思考。
本文以“歸籍海陽”體現的認同危機，以及“辭官辦學”隱含的改革思路，作為理解丘逢甲的兩個基點，兼及丘氏的詩歌創作與教育實踐，突出其“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最後，順帶討論歷來不被重視的嶺東之“文”與“學”。
一、客居潮州與鄉土情懷
對於中國的讀書人來說，唐人杜甫的《登高》，實在是再熟悉不過的了:“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作為傳統詩歌意象,“常作客”與“獨登台”，其對應的，可以是“宦遊”、“遷徙”，也可以是“亂離”。而“登高”者的身份與處境不同，決定了同是“悲秋”，感覺大不一樣。晚清國勢衰微，士大夫本多“悲秋”之嘆;因抗日保台失敗而內渡，又正值初秋時節，觸景生情，不難體會丘逢甲的悲憤與憂傷。
《嶺雲海日樓詩鈔》從離台內渡編起[2]，頭三首《江秋意》、《潮州舟次》、《舟入梅州境》充斥傳統詩歌意象:“離思”、“去國”、“西風”、“秋江”、“愁痕”、“天涯”。而讀者一旦了解其被迫內渡身份，當更能欣賞第四首的標題:《客愁》。
歸鄉第一年(1895年)，詩人不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四山風緊濕雲流，落葉聲中客倚樓”(《重陽前數日風雨忽集，慨然有悲秋之意》);“鼎鼎年華去若流，天涯倦客怯登樓”(《倦客》);“消盡年光是客愁，倚闌斜日下山樓”(《歲暮作》)，由“登樓”而“悲秋”，似乎與傳統文人身處逆境時的慷慨悲歌沒有多少差異。
到了第二年(1896年)，情況略有變化，由一般意義上的“悲秋”，轉為隱含著文化認同危機的“客愁”:“庵圮樓荒客獨遊”(《鐵漢樓懷古》)、“蕭瑟天涯客思深”(《客邸晚懷》)、“琴劍蕭然尚客遊”(《去歲秋初抵江，今仍客遊至此，思之憮然》)、“鮑姑祠畔客登臨”(《 鮑姑祠》)、“客愁竟夕憐江月”(《秋懷》)。在梅州、在鎮平、在潮州、在汕頭，舉目四望，全都是“客獨遊”，詩人似乎心理上沒有任何歸屬感。這裏的“客愁”，並非泛泛而論，而是有明確的指向。
是年初夏，好友謝頌臣重返台灣，丘逢甲先後作《送頌臣之台灣》、《古別離行，送頌臣》和《重送頌臣》等篇什送行，除了表白與立誌，主要是有家歸不得的感慨:“故鄉成異域，歸客作行人”;“華夷忽易地，何處為鄉國?”如此認同(“王氣中原在，英雄識所歸”)，如此鄉思(“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台’”)，如此誌向(“百年如未死，卷土定重來”)，如此局勢(“何期漢公卿，師古多讓德;忽行割地議，誌士氣為塞”)，使得丘氏隻能選擇永遠的“客遊”。這無疑是個“艱難的選擇”，可倘若堅持自己的理想，則此舉幾無迴旋餘地。因此，當詩人歌吟“客獨遊”時，確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與古往今來無數騷人墨客之“紀遊詩”大異其趣。
抗日戰爭時期漂泊大西南的史家陳寅恪，有兩句曾廣泛流傳的詩，道盡當年中國讀書人的苦悶:“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南湖即景》)陳先生的“預言”雖然落空，可所思“南渡”的“往事”，確無當世“北歸”的先例。丘逢甲並非專門學者，可正如丘菽園說的,“家仙根工部熟於史事，其為詩也喜臚史”[3]，不可能對“南渡”的“往事”沒有任何感應。實際上，內渡頭幾年，丘的感懷詩中常見“南渡”意象，如“南渡衣冠尊舊族”(《還山書感》)、“渡江早慮胡分晉”(《秋懷》)、“渡江文士成傖父”(《答台中友人》)、“北望胡塵淚滿衣”、“衣冠南渡避胡來”(《東山感春詩，次己亥感秋韻》)等。
今年春天，有幸重遊廣州，說好這回一定西樵訪勝。臨出發時，又“有朋自遠方來”，實在脫不了身。正懊悔不迭，聽剛從西樵歸來的朋友稱，那裏紅男綠女，遊人如鯽，再也不可能“席芳草，臨清流”,“專意養心”了。如此說來，不遊也罷，免得破壞我想像中的世外清淨地、時有康聖人身影出沒的西樵山。
1995年7月8日於京西蔚秀園
(原刊《讀書》1996年3期)注釋
[1]文章發表後，承中大朋友告知，小禮堂上孫中山的題詞並未被取消，隻是因重修而暫時遮蔽。因涉及文章思路及立意，牽一髮動全身，故不做改動。這裏另作補正。
《當年遊俠人》 第二部分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1)
——丘逢甲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
的意義
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 當年遊俠人丘逢甲(1864—1912)的一生波瀾壯闊，以二十歲作《台灣竹枝詞》文名鵲起為起點，大致可分為各有高潮的三個時期：台灣時期的抗日(1883—1895)、潮嘉時期的辦學(1895—1906)、廣州時期的議政(1906—1912)。政治史家關注的是前後兩期，教育史家、思想史家和文學史家則不一樣，對中間這十二年的掙紮與崛起更感興趣。辦學與吟詩，本是丘氏兩大嗜好，貫穿其一生。但相對而言，潮嘉時期的詩風慷慨蒼涼，無愧梁啓超“詩界革命一巨子”的期許[1];辦學則追求獨立自主，超越時賢興起人才的思考。
本文以“歸籍海陽”體現的認同危機，以及“辭官辦學”隱含的改革思路，作為理解丘逢甲的兩個基點，兼及丘氏的詩歌創作與教育實踐，突出其“鄉土情懷”與“民間意識”在晚清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最後，順帶討論歷來不被重視的嶺東之“文”與“學”。
一、客居潮州與鄉土情懷
對於中國的讀書人來說，唐人杜甫的《登高》，實在是再熟悉不過的了:“萬裏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作為傳統詩歌意象,“常作客”與“獨登台”，其對應的，可以是“宦遊”、“遷徙”，也可以是“亂離”。而“登高”者的身份與處境不同，決定了同是“悲秋”，感覺大不一樣。晚清國勢衰微，士大夫本多“悲秋”之嘆;因抗日保台失敗而內渡，又正值初秋時節，觸景生情，不難體會丘逢甲的悲憤與憂傷。
《嶺雲海日樓詩鈔》從離台內渡編起[2]，頭三首《江秋意》、《潮州舟次》、《舟入梅州境》充斥傳統詩歌意象:“離思”、“去國”、“西風”、“秋江”、“愁痕”、“天涯”。而讀者一旦了解其被迫內渡身份，當更能欣賞第四首的標題:《客愁》。
歸鄉第一年(1895年)，詩人不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四山風緊濕雲流，落葉聲中客倚樓”(《重陽前數日風雨忽集，慨然有悲秋之意》);“鼎鼎年華去若流，天涯倦客怯登樓”(《倦客》);“消盡年光是客愁，倚闌斜日下山樓”(《歲暮作》)，由“登樓”而“悲秋”，似乎與傳統文人身處逆境時的慷慨悲歌沒有多少差異。
到了第二年(1896年)，情況略有變化，由一般意義上的“悲秋”，轉為隱含著文化認同危機的“客愁”:“庵圮樓荒客獨遊”(《鐵漢樓懷古》)、“蕭瑟天涯客思深”(《客邸晚懷》)、“琴劍蕭然尚客遊”(《去歲秋初抵江，今仍客遊至此，思之憮然》)、“鮑姑祠畔客登臨”(《 鮑姑祠》)、“客愁竟夕憐江月”(《秋懷》)。在梅州、在鎮平、在潮州、在汕頭，舉目四望，全都是“客獨遊”，詩人似乎心理上沒有任何歸屬感。這裏的“客愁”，並非泛泛而論，而是有明確的指向。
是年初夏，好友謝頌臣重返台灣，丘逢甲先後作《送頌臣之台灣》、《古別離行，送頌臣》和《重送頌臣》等篇什送行，除了表白與立誌，主要是有家歸不得的感慨:“故鄉成異域，歸客作行人”;“華夷忽易地，何處為鄉國?”如此認同(“王氣中原在，英雄識所歸”)，如此鄉思(“親友如相問，吾廬榜‘念台’”)，如此誌向(“百年如未死，卷土定重來”)，如此局勢(“何期漢公卿，師古多讓德;忽行割地議，誌士氣為塞”)，使得丘氏隻能選擇永遠的“客遊”。這無疑是個“艱難的選擇”，可倘若堅持自己的理想，則此舉幾無迴旋餘地。因此，當詩人歌吟“客獨遊”時，確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與古往今來無數騷人墨客之“紀遊詩”大異其趣。
抗日戰爭時期漂泊大西南的史家陳寅恪，有兩句曾廣泛流傳的詩，道盡當年中國讀書人的苦悶:“南渡自應思往事，北歸端恐待來生。”(《南湖即景》)陳先生的“預言”雖然落空，可所思“南渡”的“往事”，確無當世“北歸”的先例。丘逢甲並非專門學者，可正如丘菽園說的,“家仙根工部熟於史事，其為詩也喜臚史”[3]，不可能對“南渡”的“往事”沒有任何感應。實際上，內渡頭幾年，丘的感懷詩中常見“南渡”意象，如“南渡衣冠尊舊族”(《還山書感》)、“渡江早慮胡分晉”(《秋懷》)、“渡江文士成傖父”(《答台中友人》)、“北望胡塵淚滿衣”、“衣冠南渡避胡來”(《東山感春詩，次己亥感秋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