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時是在南昌服務的，我以政治部副主任的名義，在管理著行營政治部和整個江西方麵的政治工作。鄧電邀我到廬山，我是在除夕的前一天去的，我們在旅館的一間小房裏，談了話。本來不想讓蔣知道，以便秘密離開的，但不料於不經意間，遇著蔣的一位隨從副官，也就隻好公開出來，在山上住了一夜。
鄧是講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說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決定和他同車。
當除夕的清早，我們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廬山療養院去見蔣。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正從裏麵出來，照例披著他那件黑披風。他突然見到我，很詫異。他問我：“什麽時候來的?”我答應他：“昨天晚上。”他又問：“是擇生(鄧的字)叫你來的嗎?”我回答說：“不是，是六軍政治部(當時駐紮在九江)請我訓話，我個人順便上山來看看陣亡將士墓的工程的。”“見到擇生嗎?”“見到，我們同住在一個旅館。他告訴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來見你，我要和他同車回南昌去了。”
蔣聽了我這些話，好像放了心的一樣，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說：“好，我們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張靜江先生。靜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車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兩天。”回頭又像有些不能放心地問我：“擇生和你談過什麽?”我隻好說沒有。他接著又說：“我叫擇生到南昌去代理參謀長，他們總可以放心我了。他們總說：軍事的發展太快，政治趕不上軍事。他來，總可以使政治趕得上軍事了。關於武昌方麵的總政治部的事情，我還打算要麻煩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張靜江，已經在一間涼廳式的會客間裏等著，在那兒聚集著很多的人。鄧演達、顧孟餘、陳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轎都準備停當了，轎和轎夫們也聚集著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陰晦的一天。蔣一走進會客間，大家都站立起來了。隻有不能站的張靜江，癱坐在藤椅上，特別睜大著在那猴子型的臉上已經夠大了的一雙眼睛。
蔣沒有十分理會別人，卻匆匆忙忙地對張靜江說：
“靜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為什麽呢?”張反問著，“一切都準備好了。”
蔣沒有說出理由，隻說：“我要你多留兩天。”
就這樣，我們該走的人也就告別下山。顧孟餘在九江留下了，鄧演達和我便乘火車到南昌。
三
一氓從午睡中醒來了，他和我是並坐在靠椅上的。於是，在我腦中盤旋著的回憶，便找著發泄的對象了。
“一氓，你還記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變嗎?”
“那一次你們不是幾乎遇險嗎?那次是第三軍的少數士兵的譁變。”
“在那時候，一般是認為第三軍少數士兵，因為年關的薪餉沒有發足，激起了譁變，但我現在有點懷疑起來了。”
“怎麽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蔣介石和第三軍的某一個下級軍官串通起來，所組織的一個人為的兵變。他們是想在軍亂中把鄧演達打死的。”
於是我把離開廬山時的情形，向一氓訴述了一遍，接著又重述出我們到達南昌時的情形。
“我們從牛行車站過江，天已經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亂兵，攜帶著武器隨便開槍。我們探問了一下，曉得是第三軍的兄弟。鄧主任是軍事家，他看情形不穩，便叫我們要小心，一直挨著街邊走。走到城門口的時候，竟有機關槍架在那兒。有兵來盤問我們，我們隻說是自己人，第三軍的，他們便把我們放過了。進了城，沿街都關門閉戶，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時地亂放槍。走近臬台衙門的時候，在昏黑中又看見有機關槍架在那兒，聽見有扳機柄的聲音了。有人高聲地盤問：誰呀?我們又說：自己人，第三軍的。於是乎便把臬台衙門通過了。我們一直走到總督衙門的總司令部，便再沒有遇到什麽刁難。那晚上，我和鄧主任都是草率地在總司令部過了一夜的。”
“怎麽便可以斷定是蔣的陰謀呢?”一氓聽著我的陳述，他考慮了一下，還是有點不大相信。
“我的懷疑是有五點根據。第一，時間那麽湊巧，剛剛在我們回南昌的時候便起了譁變。第二，變兵公然布防，而且隻布防由碼頭到臬台衙門——我們到總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當晚的兵變並沒有經過好長的時間，便自行終止了。第四，事後，並沒有懲辦任何人。第五，這是懷疑出於蔣的陰謀的最堅強的根據，便是，張靜江本來決定當天和我們同車到南昌的，由蔣的臨時變計，差不多等於命令一樣的方式，把他強留了下來。這不表明是有計劃的嗎?我揣想，他一定是頭一天晚上，用長途電話約好了，所擺布的詭計，就是張靜江他們也不知道的。”
一氓點著頭表示同意，接著又問我：“你們在當時是不是覺察到呢?”
“我是剛才坐在這手搖車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鄧主任，恐怕也不曾覺察。”
我的根據是擇生在第二天離開南昌時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繼續說下去：“除夕，我們在總司令部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東湖的政治部，擇生到南門外俄顧問的公館裏去了。九點鍾左右，他打了電話來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離開南昌的話告訴我，他說顧孟餘在九江等他，他們從武昌乘來的一隻小火輪，是靠在九江上遊的一個隱蔽著的地方，他們是不愁沒有方法回武漢的。他說到要分離，他流出眼淚來了。他關心著我，要我小心。但同時他又說，他和蔣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總有一天會覺察到，誰是在為他革命的生命著想，誰是阿諛著他斷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這是擇生臨到那樣的瞬刻所說的話，他對於蔣可謂一往情深。你能夠相信，他已經覺察到，蔣就在頭一天晚上竟擺布出一場兵變來，打算斷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嗎?”
“演達鄧(鄧演達的簽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們也每每這樣稱呼他)畢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語般地讚嘆著。
“還有，你應該還記得：就在鄧主任走的那一天，蔣也從廬山回來了，他打電話來要我到總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問我的，便是‘擇生呢’，他竟把擇生關心得那樣緊。可見他沒有要到命，便緊迫地向著我要人了。”
“你那次倒應付得滿好，老蔣絲毫也沒有懷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當成書生，無足重輕，不值一殺罷了。”
在我們說話的當中，坐在我腳下，靠著椅腳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來了。他很像感到興趣，他插口問起我來：“你是怎樣應付的?”
“我嗎?我是裝傻。我對蔣說，就是為了除夕的兵變，擇生認為有當麵向總司令報告的必要，他便趕著回到九江去了。當然是在火車上彼此錯過了。就這樣，蔣也就沒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蔣在當時怕也認為，擇生是不能夠逃出九江的，因為船舶管理處不會為他備船。但他卻沒有想到，擇生早自預防著了他這一著。那一次的陰謀，在蔣無疑地是失敗了。”
鄧是講好在除夕那天去南昌的，他說非去一趟不可，不去恐怕就不能下山。我自然也就決定和他同車。
當除夕的清早，我們在要下山之前，我先到廬山療養院去見蔣。走到門口的時候，他正從裏麵出來，照例披著他那件黑披風。他突然見到我，很詫異。他問我：“什麽時候來的?”我答應他：“昨天晚上。”他又問：“是擇生(鄧的字)叫你來的嗎?”我回答說：“不是，是六軍政治部(當時駐紮在九江)請我訓話，我個人順便上山來看看陣亡將士墓的工程的。”“見到擇生嗎?”“見到，我們同住在一個旅館。他告訴我他今天往南昌，因此我來見你，我要和他同車回南昌去了。”
蔣聽了我這些話，好像放了心的一樣，他要我和他一道走。他說：“好，我們到招待所去，一道去看張靜江先生。靜江先生也打算乘今天的車去南昌的，但我想多留他兩天。”回頭又像有些不能放心地問我：“擇生和你談過什麽?”我隻好說沒有。他接著又說：“我叫擇生到南昌去代理參謀長，他們總可以放心我了。他們總說：軍事的發展太快，政治趕不上軍事。他來，總可以使政治趕得上軍事了。關於武昌方麵的總政治部的事情，我還打算要麻煩你去一趟呢。……”
走到招待所了。半身不遂的張靜江，已經在一間涼廳式的會客間裏等著，在那兒聚集著很多的人。鄧演達、顧孟餘、陳果夫，都在。下山的藤轎都準備停當了，轎和轎夫們也聚集著在窗外的草地上。
那是陰晦的一天。蔣一走進會客間，大家都站立起來了。隻有不能站的張靜江，癱坐在藤椅上，特別睜大著在那猴子型的臉上已經夠大了的一雙眼睛。
蔣沒有十分理會別人，卻匆匆忙忙地對張靜江說：
“靜江先生，今天不要走。”
“為什麽呢?”張反問著，“一切都準備好了。”
蔣沒有說出理由，隻說：“我要你多留兩天。”
就這樣，我們該走的人也就告別下山。顧孟餘在九江留下了，鄧演達和我便乘火車到南昌。
三
一氓從午睡中醒來了，他和我是並坐在靠椅上的。於是，在我腦中盤旋著的回憶，便找著發泄的對象了。
“一氓，你還記得，去年的除夕，南昌城那一次的兵變嗎?”
“那一次你們不是幾乎遇險嗎?那次是第三軍的少數士兵的譁變。”
“在那時候，一般是認為第三軍少數士兵，因為年關的薪餉沒有發足，激起了譁變，但我現在有點懷疑起來了。”
“怎麽的?”
“我猜想，那一定是蔣介石和第三軍的某一個下級軍官串通起來，所組織的一個人為的兵變。他們是想在軍亂中把鄧演達打死的。”
於是我把離開廬山時的情形，向一氓訴述了一遍，接著又重述出我們到達南昌時的情形。
“我們從牛行車站過江，天已經黑了。一上岸，便有三五成群的亂兵，攜帶著武器隨便開槍。我們探問了一下，曉得是第三軍的兄弟。鄧主任是軍事家，他看情形不穩，便叫我們要小心，一直挨著街邊走。走到城門口的時候，竟有機關槍架在那兒。有兵來盤問我們，我們隻說是自己人，第三軍的，他們便把我們放過了。進了城，沿街都關門閉戶，依然是三五成群的士兵不時地亂放槍。走近臬台衙門的時候，在昏黑中又看見有機關槍架在那兒，聽見有扳機柄的聲音了。有人高聲地盤問：誰呀?我們又說：自己人，第三軍的。於是乎便把臬台衙門通過了。我們一直走到總督衙門的總司令部，便再沒有遇到什麽刁難。那晚上，我和鄧主任都是草率地在總司令部過了一夜的。”
“怎麽便可以斷定是蔣的陰謀呢?”一氓聽著我的陳述，他考慮了一下，還是有點不大相信。
“我的懷疑是有五點根據。第一，時間那麽湊巧，剛剛在我們回南昌的時候便起了譁變。第二，變兵公然布防，而且隻布防由碼頭到臬台衙門——我們到總司令部所必由之路的那一段。第三，當晚的兵變並沒有經過好長的時間，便自行終止了。第四，事後，並沒有懲辦任何人。第五，這是懷疑出於蔣的陰謀的最堅強的根據，便是，張靜江本來決定當天和我們同車到南昌的，由蔣的臨時變計，差不多等於命令一樣的方式，把他強留了下來。這不表明是有計劃的嗎?我揣想，他一定是頭一天晚上，用長途電話約好了，所擺布的詭計，就是張靜江他們也不知道的。”
一氓點著頭表示同意，接著又問我：“你們在當時是不是覺察到呢?”
“我是剛才坐在這手搖車上，才忽然想到的。我想就是鄧主任，恐怕也不曾覺察。”
我的根據是擇生在第二天離開南昌時的情形。我便把往事又繼續說下去：“除夕，我們在總司令部過了一夜，第二天清早一早，我回到東湖的政治部，擇生到南門外俄顧問的公館裏去了。九點鍾左右，他打了電話來找我，我去了。他把他立刻要離開南昌的話告訴我，他說顧孟餘在九江等他，他們從武昌乘來的一隻小火輪，是靠在九江上遊的一個隱蔽著的地方，他們是不愁沒有方法回武漢的。他說到要分離，他流出眼淚來了。他關心著我，要我小心。但同時他又說，他和蔣共事多年，如今不能不分手了，但他總有一天會覺察到，誰是在為他革命的生命著想，誰是阿諛著他斷送他的革命的生命的。這是擇生臨到那樣的瞬刻所說的話，他對於蔣可謂一往情深。你能夠相信，他已經覺察到，蔣就在頭一天晚上竟擺布出一場兵變來，打算斷送他自己的‘革命的生命”的嗎?”
“演達鄧(鄧演達的簽名，照例用西式，因此我們也每每這樣稱呼他)畢竟是一位忠厚的人。”一氓自語般地讚嘆著。
“還有，你應該還記得：就在鄧主任走的那一天，蔣也從廬山回來了，他打電話來要我到總司令部去。我去了，他第一句問我的，便是‘擇生呢’，他竟把擇生關心得那樣緊。可見他沒有要到命，便緊迫地向著我要人了。”
“你那次倒應付得滿好，老蔣絲毫也沒有懷疑到你。”
“我看他是把我當成書生，無足重輕，不值一殺罷了。”
在我們說話的當中，坐在我腳下，靠著椅腳睡熟了的翰笙，也早醒來了。他很像感到興趣，他插口問起我來：“你是怎樣應付的?”
“我嗎?我是裝傻。我對蔣說，就是為了除夕的兵變，擇生認為有當麵向總司令報告的必要，他便趕著回到九江去了。當然是在火車上彼此錯過了。就這樣，蔣也就沒有再追究我。但我想，蔣在當時怕也認為，擇生是不能夠逃出九江的，因為船舶管理處不會為他備船。但他卻沒有想到，擇生早自預防著了他這一著。那一次的陰謀，在蔣無疑地是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