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
“嗨，姑娘們，你們到哪啊？”姚醫生突然撐著雪板來了個漂亮的急轉彎動作，攔住我們的去路。他頭戴一頂白色的兔毛滑雪帽，腳穿一雙靴子，身背醫藥箱，雙頰緋紅——那是因為滑雪速度太快被風吹的。那一天他顯得那麽年輕，那麽瀟灑，那麽朝氣蓬勃，又那麽……英俊。
女伴們都呆呆地瞧著他，忽然一個個全變得羞澀起來，誰也不回答他。
我見他望著我，就說：“我們去割柳條呀牎！
“往哪邊兒去？”
“東邊兒江汊子裏。”
“正好，我要去東村，搭你們一段爬犁吧。”他蹲下身，解滑雪板。
我說：“‘大插兄’，滑雪多神氣呀，何必搭我們的牛爬犁呢？慢慢騰騰的。”
他說：“有機會能和姑娘們坐在一輛爬犁上，那就隻有傻小子才會覺得滑雪更神氣了。”
女伴們互相交換著各種含義的眼色，一個個愈發顯得莊重無比。
他將滑雪板遞給了我，我就像士兵摟著大槍似地摟著它。
他坐到了我身旁，從我手中拿過鞭子，往老牛屁股上抽了兩鞭子，老牛顛兒顛兒地跑了起來。
爬犁很窄，他又坐在我和另一個姑娘之間。那姑娘朝後一躺，躺在了身後一個姑娘懷裏，倒挺自在挺舒服的。我卻得摟著他的滑雪板，而且身旁身後都沒有女伴可靠，要靠著誰，就隻有往他身上靠。我怎麽能當著幾個女伴的麵往他身上靠呢？我隨時會滾落下去。
他看出了我坐得不太穩妥，對我說：“摟住我的腰。”我裝作沒聽見他說了句什麽。
他真以為我沒聽見他的話，也不再重複，用一隻手臂輕輕攬住了我的腰。
這樣一來，我就不得不靠在他身上了。我暗想，女伴們回去後一定會大大取笑我一番的，又對自己說：“管她們取笑不取笑呢，我可不願從爬犁上掉下去，在深雪中打個滾。”當時他就是吻我一下，我也不會真生氣的。隻要別吻得太粗魯，要輕輕的，溫柔的……
不知為什麽，女伴們都不唱歌了，好像坐了一爬犁啞巴似的。
老牛卻撒開了歡兒，顛兒顛兒地在雪原上越跑越快。
他回頭看了女伴們一眼，有些奇怪地問：“你們怎麽不唱了啊？”
誰也不吱聲，她們光哧哧地笑。其實我知道，他坐到了我們的爬犁上，使我們每個人心裏都產生了一種和我同樣的快活。盡管我們都停止了唱歌，說不定我們之中的某個姑娘，早已暗暗地愛上了我們這位“大插兄”呢？是瞧著他的背影，哧哧笑的那幾個中的一個？還是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眼望著遠處雪色的那幾個中的一個？我暗暗猜測著。
“既然你們都不唱，那我就唱給你們聽吧。”於是，他唱了起來：
我唱一個歌吧，快樂的風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聽到你的歌聲。
對著險峻的高山，對著神秘的海洋，
對著鳥雀細語，對著蔚藍的天際，
……
誰要快樂就能微笑，誰要做就能成功，誰要尋找就能找到
……
我聽出了這是一首蘇聯歌曲。我哥哥和我姐姐都會唱這首歌。在哈爾濱這座城市裏，我們上一代和我們上上一代的年輕人們，究竟喜愛過多少首蘇聯歌曲，隻有他們自己才曉得。
可以大聲唱蘇聯歌曲的年代過去了……
我說：“你今後別再唱他們的歌了。”
他轉過臉看了我一眼，問：“為什麽？”
我說：“你應該明白。”
他沉默片刻，用憂鬱的語調說：“我來到這個地方後，常為自己是一個自由的人而感到格外快樂，沒想到在這裏也碰到了一位政治頭腦格外敏感的人。”
他的話中，明顯地包含著對我的暗諷。我感到委屈極了，也很生氣，眼淚差點兒都湧了出來。
我擺脫了他攬在我腰間的手臂，故意用淡漠的口吻說：“不聽好人言，吃苦在眼前。”
他扭頭對女伴們大聲說：“姑娘們，你們聽到這位小姐的預言了嗎？”
我猛地蹦下了爬犁，將他的滑雪板朝雪地上一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著他。
他立刻勒住牛韁繩，用一種很不尋常的目光望著我。
我冷冷地對他說：“你再拿我開心，我就往你臉上啐唾沫。”
他望了我一會兒，很識趣地下了爬犁，對女伴們說：“真遺憾，我們愉快的旅途太短暫了。”綁上滑雪板後，又看了我一眼，飛快地滑走了。
一位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藥了？他不過就跟你開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難堪。”
我惡聲惡氣地搶白道：“你想替他打抱不平？”
她臉倏地紅了，挺惱地說：“你別惡語傷人。”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憑什麽認為，她一定就是暗暗愛上了他的那一個，一種強烈的妒忌頓時在我心中作怪。
我冷笑著說：“你喜歡他，我可不喜歡他，你護著他，我今後偏要同他處處作對。”
她一下子捂上臉哭了。
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
淚水從我眼中漸漸流了出來……
春節期間，知青夥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隻有我一個人不得不留在村裏。因為我教那個班的學生年終考試平均分在全公社倒數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況簡報》。負責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書記，在教師大會上說：“這不僅是教學水平問題，而且是對貧下中農後代的感情問題。”我接連幾天孤單一人躲在宿舍裏，羞於在村中露麵。我不是個理想遠大的姑娘。我認為懷有某種遠大理想的人必須具有某種特殊的潛質。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遠的地域做一輩子鄉村教師。公社副書記說的一點不錯，這是個“感情問題”。我不喜歡孩子。因為我雖然已經差三個月十八歲了，但心裏還依然保持一種自憐自愛的鞏固意識——我自己也是個孩子。在家時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認，父母和哥哥姐姐們把我嬌寵壞了。
再說我當的又是一位什麽樣的教師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個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級。上午給一、二年級上課，下午給三、四年級上課。在空蕩而寒冷的教室裏，同時給兩個年級的學生上課，得有導演的才幹。給這一年級學生講語文課時，預先給那一年級的學生布置半堂課能做完的算術作業。講半堂語文課，就不得不轉移思維，再開始給另一年級學生講算術。講語文課時，另一年級學生往往並不埋頭認真完成算術作業，而是公然地聽我朗讀課文，公然對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寫生字而又寫不出來的學生表示譏笑甚至幸災樂禍。而當我開始給低年級學生講算術新課或進行課堂考試時，高年級學生又會暗暗給低年級學生傳紙條，或者張口替他們回答，並且因為有機會炫耀自己比低年級學生頭腦聰明而得意揚揚。這種情況常常使我顧此失彼。在這種顧此失彼的狀態中，我還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裏那隻大鐵爐子，隔會兒，有時在講半句話的時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爐子，添幾塊木柴。爐火一旦滅了，我和學生們就得一塊兒挨凍。
“嗨，姑娘們，你們到哪啊？”姚醫生突然撐著雪板來了個漂亮的急轉彎動作，攔住我們的去路。他頭戴一頂白色的兔毛滑雪帽，腳穿一雙靴子，身背醫藥箱，雙頰緋紅——那是因為滑雪速度太快被風吹的。那一天他顯得那麽年輕，那麽瀟灑，那麽朝氣蓬勃，又那麽……英俊。
女伴們都呆呆地瞧著他，忽然一個個全變得羞澀起來，誰也不回答他。
我見他望著我，就說：“我們去割柳條呀牎！
“往哪邊兒去？”
“東邊兒江汊子裏。”
“正好，我要去東村，搭你們一段爬犁吧。”他蹲下身，解滑雪板。
我說：“‘大插兄’，滑雪多神氣呀，何必搭我們的牛爬犁呢？慢慢騰騰的。”
他說：“有機會能和姑娘們坐在一輛爬犁上，那就隻有傻小子才會覺得滑雪更神氣了。”
女伴們互相交換著各種含義的眼色，一個個愈發顯得莊重無比。
他將滑雪板遞給了我，我就像士兵摟著大槍似地摟著它。
他坐到了我身旁，從我手中拿過鞭子，往老牛屁股上抽了兩鞭子，老牛顛兒顛兒地跑了起來。
爬犁很窄，他又坐在我和另一個姑娘之間。那姑娘朝後一躺，躺在了身後一個姑娘懷裏，倒挺自在挺舒服的。我卻得摟著他的滑雪板，而且身旁身後都沒有女伴可靠，要靠著誰，就隻有往他身上靠。我怎麽能當著幾個女伴的麵往他身上靠呢？我隨時會滾落下去。
他看出了我坐得不太穩妥，對我說：“摟住我的腰。”我裝作沒聽見他說了句什麽。
他真以為我沒聽見他的話，也不再重複，用一隻手臂輕輕攬住了我的腰。
這樣一來，我就不得不靠在他身上了。我暗想，女伴們回去後一定會大大取笑我一番的，又對自己說：“管她們取笑不取笑呢，我可不願從爬犁上掉下去，在深雪中打個滾。”當時他就是吻我一下，我也不會真生氣的。隻要別吻得太粗魯，要輕輕的，溫柔的……
不知為什麽，女伴們都不唱歌了，好像坐了一爬犁啞巴似的。
老牛卻撒開了歡兒，顛兒顛兒地在雪原上越跑越快。
他回頭看了女伴們一眼，有些奇怪地問：“你們怎麽不唱了啊？”
誰也不吱聲，她們光哧哧地笑。其實我知道，他坐到了我們的爬犁上，使我們每個人心裏都產生了一種和我同樣的快活。盡管我們都停止了唱歌，說不定我們之中的某個姑娘，早已暗暗地愛上了我們這位“大插兄”呢？是瞧著他的背影，哧哧笑的那幾個中的一個？還是仿佛他根本就不存在，眼望著遠處雪色的那幾個中的一個？我暗暗猜測著。
“既然你們都不唱，那我就唱給你們聽吧。”於是，他唱了起來：
我唱一個歌吧，快樂的風啊，
你吹遍全世界的高山和海洋，
全球都聽到你的歌聲。
對著險峻的高山，對著神秘的海洋，
對著鳥雀細語，對著蔚藍的天際，
……
誰要快樂就能微笑，誰要做就能成功，誰要尋找就能找到
……
我聽出了這是一首蘇聯歌曲。我哥哥和我姐姐都會唱這首歌。在哈爾濱這座城市裏，我們上一代和我們上上一代的年輕人們，究竟喜愛過多少首蘇聯歌曲，隻有他們自己才曉得。
可以大聲唱蘇聯歌曲的年代過去了……
我說：“你今後別再唱他們的歌了。”
他轉過臉看了我一眼，問：“為什麽？”
我說：“你應該明白。”
他沉默片刻，用憂鬱的語調說：“我來到這個地方後，常為自己是一個自由的人而感到格外快樂，沒想到在這裏也碰到了一位政治頭腦格外敏感的人。”
他的話中，明顯地包含著對我的暗諷。我感到委屈極了，也很生氣，眼淚差點兒都湧了出來。
我擺脫了他攬在我腰間的手臂，故意用淡漠的口吻說：“不聽好人言，吃苦在眼前。”
他扭頭對女伴們大聲說：“姑娘們，你們聽到這位小姐的預言了嗎？”
我猛地蹦下了爬犁，將他的滑雪板朝雪地上一扔，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瞪著他。
他立刻勒住牛韁繩，用一種很不尋常的目光望著我。
我冷冷地對他說：“你再拿我開心，我就往你臉上啐唾沫。”
他望了我一會兒，很識趣地下了爬犁，對女伴們說：“真遺憾，我們愉快的旅途太短暫了。”綁上滑雪板後，又看了我一眼，飛快地滑走了。
一位姑娘埋怨我：“你今天吃火藥了？他不過就跟你開句玩笑嘛，你搞得人家有多難堪。”
我惡聲惡氣地搶白道：“你想替他打抱不平？”
她臉倏地紅了，挺惱地說：“你別惡語傷人。”
我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究竟憑什麽認為，她一定就是暗暗愛上了他的那一個，一種強烈的妒忌頓時在我心中作怪。
我冷笑著說：“你喜歡他，我可不喜歡他，你護著他，我今後偏要同他處處作對。”
她一下子捂上臉哭了。
我不再理她，也不再坐到爬犁上，大步向前走去。
淚水從我眼中漸漸流了出來……
春節期間，知青夥伴都回城市探家去了，隻有我一個人不得不留在村裏。因為我教那個班的學生年終考試平均分在全公社倒數第一。我的姓名上了公社的《教育情況簡報》。負責抓文教工作的一位公社副書記，在教師大會上說：“這不僅是教學水平問題，而且是對貧下中農後代的感情問題。”我接連幾天孤單一人躲在宿舍裏，羞於在村中露麵。我不是個理想遠大的姑娘。我認為懷有某種遠大理想的人必須具有某種特殊的潛質。但我也不甘在如此偏遠的地域做一輩子鄉村教師。公社副書記說的一點不錯，這是個“感情問題”。我不喜歡孩子。因為我雖然已經差三個月十八歲了，但心裏還依然保持一種自憐自愛的鞏固意識——我自己也是個孩子。在家時我是一位小“公主”，我承認，父母和哥哥姐姐們把我嬌寵壞了。
再說我當的又是一位什麽樣的教師啊。在我教的那三十五個孩子中，居然就分成一、二、三、四年級。上午給一、二年級上課，下午給三、四年級上課。在空蕩而寒冷的教室裏，同時給兩個年級的學生上課，得有導演的才幹。給這一年級學生講語文課時，預先給那一年級的學生布置半堂課能做完的算術作業。講半堂語文課，就不得不轉移思維，再開始給另一年級學生講算術。講語文課時，另一年級學生往往並不埋頭認真完成算術作業，而是公然地聽我朗讀課文，公然對那些被我叫到黑板前默寫生字而又寫不出來的學生表示譏笑甚至幸災樂禍。而當我開始給低年級學生講算術新課或進行課堂考試時，高年級學生又會暗暗給低年級學生傳紙條，或者張口替他們回答，並且因為有機會炫耀自己比低年級學生頭腦聰明而得意揚揚。這種情況常常使我顧此失彼。在這種顧此失彼的狀態中，我還一刻也不能忘了教室裏那隻大鐵爐子，隔會兒，有時在講半句話的時刻，就不得不去捅捅爐子，添幾塊木柴。爐火一旦滅了，我和學生們就得一塊兒挨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