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嬗變：殺戮者與推理者的頂級較量 作者：呼延雲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鑑於該案已經在國際上造成了廣泛的、極其惡劣的影響，上級領導研究決定，將此案定為今年公安部督辦的一號大案，要求市局的同誌們必須以堅定的決心和高度的責任感，把這一案件的偵破工作當成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迅速、幹淨、果決地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李三多的聲音有如鐵一樣冰冷而堅定，停頓了片刻後，他稍稍舒緩了一些口氣，接著說，“同誌們，任由犯罪分子這樣對手無寸鐵的無辜群眾屠戮下去，是我們公安人員的奇恥大辱啊!請大家表表態吧!”偌大的會議廳，坐得滿滿的人，竟在5分鍾左右的時間裏，死一樣寂靜。李三多也真沉得住氣，滋兒滋兒地一口一口地喝著茶，“靜候佳音”，兩隻半眯的眼睛像鷹透過枝葉窺伺獵物一樣，從茶杯沿兒上探出，放射出鉤子一樣的光芒，剜著會議廳裏的每一個人，他清晰地看到，不少人的額頭上沁出豆大的汗珠……十分鍾過去了，整整十分鍾，沒有一個人“表態”——除了李三多，所有人有瀕死般的窒息感。李三多看了看表:“沒有人說話?死了那麽多人，兇手依舊逍遙法外，我們這些當公安的同誌，連個敢負責的都沒有?”向來脾氣火爆的杜建平實在坐不住了，“騰”地站了起來:“李書記，我是這個案子的專案組組長，案件到現在都沒有偵破，而且持續惡化，我應該負主要責任!撤職、查辦，我都認了!”李三多歪個脖子，揚起臉看著他:“撤職的事情，不著急，我現在著急的是案子怎麽能盡快偵破?你能不能給我個準確的偵破時間，一周?半個月?一個月?總不能拖到22世紀吧?”就是個傻子都聽得出李三多話中的揶揄，杜建平的斧頭臉漲得像在火爐子上烤過一樣通紅。這段日子為了破案，他連家都不回，天天在辦公室打地鋪，指揮各路刑警出擊，協調分局之間的工作配合，累得昏天黑地，現在眼睛和喉嚨都是腫的，但是公安工作就是這樣，出工出力未必出活兒。現在，李三多逼著他立軍令狀，杜建平心裏有數，自己實在已經黔驢技窮，就連一直寄予厚望的劉思緲，眼下也一籌莫展。如果再打腫臉充胖子，立下軍令狀，萬一到期不能破案，多年櫛風沐雨在刑偵一線拚出的這點名望和仕途，可就全毀了!
“我……我……”杜建平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建平……”李三多看他這副模樣，擺擺手，“你……還是休息一下吧!”“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樣倒在座位上，雖然被免了專案組組長的職務，但一瞬間，他感到分外的輕鬆。李三多對已然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興趣，他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許瑞龍，視線有意在許瑞龍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鍾，好讓會議廳裏的人都看見。然後他把歪著的脖子“扶正”，一麵掃視會場，一麵冷笑著說:“建平不易，為了這個案子沒日沒夜的奮戰，不過咱們當警察的，血流幹了，汗淌盡了，辛勞苦勞拿算盤劈裏啪啦，算算一大把也沒用——我要的是功勞!要的是破案!在這裏，我把醜話說在前麵，一個月之內，案子破不了，我一準兒要摘掉幾頂烏紗帽!”散會了。這些平時趾高氣揚的警察頭頭，此刻，一個個灰頭土臉地魚貫而出。李三多斜睨著門口，人都走淨了，他擺了擺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書識相地將門輕輕關閉。空蕩蕩的會議廳裏，隻剩下了他和許瑞龍兩個人。“許局長。”李三多冷冷地問，“今天的會議上，你為什麽一言不發?”“李書記。”許瑞龍依舊端正著目光，“我覺得和你沒什麽可說的。對了，你不是說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幾頂烏紗帽嗎?我等著呢!”“老驢頭……”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裏咕噥著，突然從椅子上竄了起來，一麵伸手咯吱他的胳肢窩，一麵惡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這麽跟領導說話?不怕我專你的政麽!”許瑞龍大笑著左躲右閃，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擰過來，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麵笑一麵問:“老猴子，服不服?還敢摘我的烏紗帽，還敢專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褲子扒下來，讓你那漂亮秘書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紅的!”“哎喲哎喲!疼死我啦!”臉貼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齜牙咧嘴地說，“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係統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許瑞龍的淵源。建國之初，許瑞龍的父親——一向深謀遠慮的偵緝隊總隊長許天祥，認為新政權動向不明，深淺莫測，為個人安全計，抽身避禍才是明智之舉，於是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掛印而去，回到家中，整日足不出戶。誰知，1949年10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期間，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發表了“放下思想包袱，為人民政權立功”的講話，希望那些曾經供職於舊政權的警察們——隻要對人民沒有犯過嚴重罪行，並已經把歷史問題交代清楚的——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公安事業中，並點名希望許天祥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會後還親自登門拜訪，要他“不要有顧忌，當好祖國的鍾馗”。許天祥非常感動，遂出任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許天祥的兒子許瑞龍，從童年時就認識李三多，因為他倆住在一條胡同。整條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親曾經當過軍統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從青島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飛機在江寧板橋鎮岱山所失事罹難。由於家庭的“特務背景”，建國後，一家人從一棟四合院裏被清出，搬到許瑞龍家隔壁一棟低矮的平房裏。50多年過去了，許瑞龍依然記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鋪窗根兒下麵聞那一縷肉香時，經常能看到鼻青臉腫的李三多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然後門裏麵就傳出幾個女人的驚叫聲和哭泣聲。原來，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門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結果遭到新房主兒子的毆打，但是沒過幾天，他照舊溜回去，照舊大喊，照舊挨揍……不管被揍得多麽重，許瑞龍卻從來沒有聽過隻大他兩歲的李三多的哭聲。也就是從那時起，許瑞龍經常被媽媽灌輸:“你別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兒。他們家是特務，咱們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壞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壞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
“我……我……”杜建平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建平……”李三多看他這副模樣，擺擺手，“你……還是休息一下吧!”“哐!”杜建平像塌方一樣倒在座位上，雖然被免了專案組組長的職務，但一瞬間，他感到分外的輕鬆。李三多對已然鎩羽的杜建平不再感興趣，他把目光投向一直端坐的許瑞龍，視線有意在許瑞龍的身上停留了半分鍾，好讓會議廳裏的人都看見。然後他把歪著的脖子“扶正”，一麵掃視會場，一麵冷笑著說:“建平不易，為了這個案子沒日沒夜的奮戰，不過咱們當警察的，血流幹了，汗淌盡了，辛勞苦勞拿算盤劈裏啪啦，算算一大把也沒用——我要的是功勞!要的是破案!在這裏，我把醜話說在前麵，一個月之內，案子破不了，我一準兒要摘掉幾頂烏紗帽!”散會了。這些平時趾高氣揚的警察頭頭，此刻，一個個灰頭土臉地魚貫而出。李三多斜睨著門口，人都走淨了，他擺了擺手，身高1米75的美女秘書識相地將門輕輕關閉。空蕩蕩的會議廳裏，隻剩下了他和許瑞龍兩個人。“許局長。”李三多冷冷地問，“今天的會議上，你為什麽一言不發?”“李書記。”許瑞龍依舊端正著目光，“我覺得和你沒什麽可說的。對了，你不是說案子破不了你就要摘幾頂烏紗帽嗎?我等著呢!”“老驢頭……”李三多瞪了他半天，嘴裏咕噥著，突然從椅子上竄了起來，一麵伸手咯吱他的胳肢窩，一麵惡狠狠地叫道:“反了你了，敢這麽跟領導說話?不怕我專你的政麽!”許瑞龍大笑著左躲右閃，冷不丁拽住李三多的胳膊反擰過來，把他按倒在桌子上，一麵笑一麵問:“老猴子，服不服?還敢摘我的烏紗帽，還敢專我的政?信不信我把你褲子扒下來，讓你那漂亮秘書看看你屁股蛋子是不是紅的!”“哎喲哎喲!疼死我啦!”臉貼在桌子上的李三多，齜牙咧嘴地說，“我投降，我投降……”
在市公安係統中，很少有人知道李三多和許瑞龍的淵源。建國之初，許瑞龍的父親——一向深謀遠慮的偵緝隊總隊長許天祥，認為新政權動向不明，深淺莫測，為個人安全計，抽身避禍才是明智之舉，於是留下一句“一仆不事二主”，便掛印而去，回到家中，整日足不出戶。誰知，1949年10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期間，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發表了“放下思想包袱，為人民政權立功”的講話，希望那些曾經供職於舊政權的警察們——隻要對人民沒有犯過嚴重罪行，並已經把歷史問題交代清楚的——積極投身到新中國的公安事業中，並點名希望許天祥這位“京津第一名捕”出山，會後還親自登門拜訪，要他“不要有顧忌，當好祖國的鍾馗”。許天祥非常感動，遂出任市公安局刑偵處處長。許天祥的兒子許瑞龍，從童年時就認識李三多，因為他倆住在一條胡同。整條胡同的人都知道，李三多的父親曾經當過軍統的大官，1946年3月17日，在陪同戴笠從青島回南京的途中，乘坐的飛機在江寧板橋鎮岱山所失事罹難。由於家庭的“特務背景”，建國後，一家人從一棟四合院裏被清出，搬到許瑞龍家隔壁一棟低矮的平房裏。50多年過去了，許瑞龍依然記得，年幼的他每到傍晚，蹲在胡同口的包子鋪窗根兒下麵聞那一縷肉香時，經常能看到鼻青臉腫的李三多搖搖晃晃地走進家門，然後門裏麵就傳出幾個女人的驚叫聲和哭泣聲。原來，李三多溜回了故居，站在門口大喊:“你家住的是我家的房子!”結果遭到新房主兒子的毆打，但是沒過幾天，他照舊溜回去，照舊大喊，照舊挨揍……不管被揍得多麽重，許瑞龍卻從來沒有聽過隻大他兩歲的李三多的哭聲。也就是從那時起，許瑞龍經常被媽媽灌輸:“你別跟姓李的那小子一起玩兒。他們家是特務，咱們家是警察;他爸爸是壞人，你爸爸是好人;他是壞孩子，你是好孩子，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