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拿破崙這種說法其實太消極了，我們可以把它改為：“最偉大的將軍就是那個能使敵人犯最多錯誤的人。”若是用這句話來作為測驗的標準，那麽隆美爾就更顯得光芒萬丈了。
要對於各個不同時代的名將作一個比較，最好的標準就是他們的“作戰藝術”，這與隨著時代改變的“作戰技術”完全是兩回事。我們可以借著他們在達到目標的表現上來研究他們的高下，也可以看出他們“知彼”的工夫，到底究竟深到了什麽程度。
也正和具有活力的名將一樣，隆美爾很難容忍反對者的意見。他對於哈爾德和凱塞林等人，都有很多的批評，但是有許多地方都並不一定正確。在非洲戰役的末期，他因為生病的緣故，所以脾氣就更壞。不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失也”。當他的火氣發泄完之後，便很少對人心存怨恨，對別人的表現也能做公道的論斷。例如他後來對凱塞林的讚揚。此外，他對於敵軍的評價——不管是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完全不受仇恨心理的影響。的確表現他“知彼”的工夫。
很多人白了解隆美爾何以甘於向希特勒這樣的暴君效忠如此長久的時間。我們隻有在明白一個職業軍人——尤其是德國軍人——的養成教育，和了解他們的思想習慣之後，才可能客觀地正視這個問題，獲得一個完全的視野。從這本書裏麵，可以歸納出影響他的態度的兩個因素，隆美爾是一個活力充沛的人，他最初對於希特勒表示同情，不過等到他與希特勒有了密切的接觸之後，一切又都使他感到灰心失望了。同時因為他在非洲，向來都是獨當一麵，處理問題範圍愈大，對於盟軍的物質優勢，愈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的眼界也就愈寬，而使他的思想逐漸發生了基本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過程，他當然不敢記錄在紙麵上。不過卻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暗示。他的兒子和他的部下，曾經補充了一些證據，說明了他的確是因為決心推翻希特勒，才因此丟了性命。
不過，這本書中最重要的地方，還是對於隆美爾的軍事領導能力的詳細說明。現在，他的實際觀念和思考的方式，都已經公開在這裏，任憑大家批判，一切都可以證明他的成功決非偶然。這些文件都是“隆美爾是軍事天才”的真正鐵證。
本書並沒有為隆美爾的一生事業，作一個傳記性的研討——楊格(desmonndyoung)[編者註：英軍準將。]的《隆美爾傳》，在這一方麵可說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補充材料。我在這裏隻想把隆美爾在“將道”方麵的主要特徵，和它們與戰爭一般經驗的關係，加以簡略地討論。
在許多方麵，天才都是與發明創造有關係的。可是對於一般號稱“軍事名家”的人，這種情形卻反而很少見。其中多數的人，都隻是以善於應用普通的武器和工具，而獲得了成功，隻有極少數的人才會尋求新的工具和方法。這實在是很奇怪，因為歷史告訴我們，隻有在兵器和戰術(尤其是後者)徹底地改變之後，才足以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不過這種發展通常是由純粹的學者所創始，而逐漸獲得軍界開明之士的注意，至於高級將領反而多是麻木不仁的。在戰爭史上，偉大的觀念要比偉大的將軍為數更少，但其影響範圍卻要大得多。所以我們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軍事天才——一種是創造性的，一種是執行性的。
對於隆美爾的情形而言，這兩種天才卻合而為一了。當閃擊戰的理論在英國萌芽的時候，他還沒發跡，不過很快地他就抓到了這種理論的要點，並且別出心裁地發展成了他本人的新觀念。除了古德裏安以外，他變成這種新觀念的第二個代表人。尤其令人佩服的，就是他在1940年2月出任第七裝甲師師長之前，對於戰車還毫無經驗。他隻花了3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學會了一切的理論，接著馬上就開始參加行動了。他在法國戰役中的優異表現，使他獲得在非洲應用這種新觀念的機會，尤其難得的是，他具有獨立的指揮權——這種機會是古德裏安在歐洲戰場上所從來沒有的，那也真是德國敵人的萬幸。而在非洲，他把這種理論的運用發揮到了極致。
隆美爾總是能充分利用機會，要了解他在這一方麵的功力，我們就應該先檢討歷史上許多名將所具有的共同性格——雖然每個人可能在這些性格中各有所長。
古代從事戰爭的人數很少，而所用的武器射程也極短。一位將領作戰的範圍隻是一個“戰場”，而不是一個“戰區”。這時指揮官最重要的特質就是獨具“慧眼”(coupdoeil)——這是一個生動的法國名詞，即指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和迅速可靠的直覺。所有的古今名將都具有這種慧眼，他能夠在一剎那之間，認清當前情況的要點。隆美爾毫無疑問是具有這種慧眼的。在非洲戰場上，由於戰爭的機動性和兵力有限，使得這種能力更顯得重要。
到了近代，由於兵器的射程延長，和軍隊的數量增加，所以戰爭的範圍日益擴大，指揮官所需要的才能相對也提高了。威靈頓(wellington)[編者註：在滑鐵盧之戰中擊敗了拿破崙的19世紀英國名將。]曾經形容它是一種“透視的能力”，這比所謂“慧眼”境界更高。指揮官一定要能看透敵人的戰線，曉得山那一麵的事情(theothersideofthehill)，甚至能透入敵人的內心。在今天，身為指揮官對於心理學一定要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善於揣摩敵方指揮者曲心理。隆美爾對於此道也極為拿手，在他的文件當中，隨時都可以找到證據。
要對於各個不同時代的名將作一個比較，最好的標準就是他們的“作戰藝術”，這與隨著時代改變的“作戰技術”完全是兩回事。我們可以借著他們在達到目標的表現上來研究他們的高下，也可以看出他們“知彼”的工夫，到底究竟深到了什麽程度。
也正和具有活力的名將一樣，隆美爾很難容忍反對者的意見。他對於哈爾德和凱塞林等人，都有很多的批評，但是有許多地方都並不一定正確。在非洲戰役的末期，他因為生病的緣故，所以脾氣就更壞。不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失也”。當他的火氣發泄完之後，便很少對人心存怨恨，對別人的表現也能做公道的論斷。例如他後來對凱塞林的讚揚。此外，他對於敵軍的評價——不管是法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完全不受仇恨心理的影響。的確表現他“知彼”的工夫。
很多人白了解隆美爾何以甘於向希特勒這樣的暴君效忠如此長久的時間。我們隻有在明白一個職業軍人——尤其是德國軍人——的養成教育，和了解他們的思想習慣之後，才可能客觀地正視這個問題，獲得一個完全的視野。從這本書裏麵，可以歸納出影響他的態度的兩個因素，隆美爾是一個活力充沛的人，他最初對於希特勒表示同情，不過等到他與希特勒有了密切的接觸之後，一切又都使他感到灰心失望了。同時因為他在非洲，向來都是獨當一麵，處理問題範圍愈大，對於盟軍的物質優勢，愈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的眼界也就愈寬，而使他的思想逐漸發生了基本的變化。這種變化的過程，他當然不敢記錄在紙麵上。不過卻也可以找到很多的暗示。他的兒子和他的部下，曾經補充了一些證據，說明了他的確是因為決心推翻希特勒，才因此丟了性命。
不過，這本書中最重要的地方，還是對於隆美爾的軍事領導能力的詳細說明。現在，他的實際觀念和思考的方式，都已經公開在這裏，任憑大家批判，一切都可以證明他的成功決非偶然。這些文件都是“隆美爾是軍事天才”的真正鐵證。
本書並沒有為隆美爾的一生事業，作一個傳記性的研討——楊格(desmonndyoung)[編者註：英軍準將。]的《隆美爾傳》，在這一方麵可說是一個很有價值的補充材料。我在這裏隻想把隆美爾在“將道”方麵的主要特徵，和它們與戰爭一般經驗的關係，加以簡略地討論。
在許多方麵，天才都是與發明創造有關係的。可是對於一般號稱“軍事名家”的人，這種情形卻反而很少見。其中多數的人，都隻是以善於應用普通的武器和工具，而獲得了成功，隻有極少數的人才會尋求新的工具和方法。這實在是很奇怪，因為歷史告訴我們，隻有在兵器和戰術(尤其是後者)徹底地改變之後，才足以決定一個民族的命運。
不過這種發展通常是由純粹的學者所創始，而逐漸獲得軍界開明之士的注意，至於高級將領反而多是麻木不仁的。在戰爭史上，偉大的觀念要比偉大的將軍為數更少，但其影響範圍卻要大得多。所以我們就有了兩種不同的軍事天才——一種是創造性的，一種是執行性的。
對於隆美爾的情形而言，這兩種天才卻合而為一了。當閃擊戰的理論在英國萌芽的時候，他還沒發跡，不過很快地他就抓到了這種理論的要點，並且別出心裁地發展成了他本人的新觀念。除了古德裏安以外，他變成這種新觀念的第二個代表人。尤其令人佩服的，就是他在1940年2月出任第七裝甲師師長之前，對於戰車還毫無經驗。他隻花了3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學會了一切的理論，接著馬上就開始參加行動了。他在法國戰役中的優異表現，使他獲得在非洲應用這種新觀念的機會，尤其難得的是，他具有獨立的指揮權——這種機會是古德裏安在歐洲戰場上所從來沒有的，那也真是德國敵人的萬幸。而在非洲，他把這種理論的運用發揮到了極致。
隆美爾總是能充分利用機會，要了解他在這一方麵的功力，我們就應該先檢討歷史上許多名將所具有的共同性格——雖然每個人可能在這些性格中各有所長。
古代從事戰爭的人數很少，而所用的武器射程也極短。一位將領作戰的範圍隻是一個“戰場”，而不是一個“戰區”。這時指揮官最重要的特質就是獨具“慧眼”(coupdoeil)——這是一個生動的法國名詞，即指一種敏銳的觀察力，和迅速可靠的直覺。所有的古今名將都具有這種慧眼，他能夠在一剎那之間，認清當前情況的要點。隆美爾毫無疑問是具有這種慧眼的。在非洲戰場上，由於戰爭的機動性和兵力有限，使得這種能力更顯得重要。
到了近代，由於兵器的射程延長，和軍隊的數量增加，所以戰爭的範圍日益擴大，指揮官所需要的才能相對也提高了。威靈頓(wellington)[編者註：在滑鐵盧之戰中擊敗了拿破崙的19世紀英國名將。]曾經形容它是一種“透視的能力”，這比所謂“慧眼”境界更高。指揮官一定要能看透敵人的戰線，曉得山那一麵的事情(theothersideofthehill)，甚至能透入敵人的內心。在今天，身為指揮官對於心理學一定要有很深入的研究，尤其是要善於揣摩敵方指揮者曲心理。隆美爾對於此道也極為拿手，在他的文件當中，隨時都可以找到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