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像趙平西這樣一個小縣城裏的鹹貨商，哪裏搞得清他兄弟說的什麽版權版稅的，趙平復隻是想有人分享他的快樂罷了。一個嘆貧嗟苦的青年，現在總算有了“自由撰稿人”的社會地位而獲得文學界的承認（雖然他當時的稿酬標準是千字2元，在作家裏麵是屬於比較低的），經濟和文藝命途上出現的這一線光明怎不讓他歡欣雀躍呢。經濟上的初步自立連帶著說話的口氣也壯了不少：“福總想做一位於中國有貢獻的堂堂男子，我現在已經有做人的門路了，隻要自己刻苦，努力，再讀書，將來總不負父母之望。”他給日後的自己定的做人信條，一是忠於文藝，二是如有金錢的餘裕，就補助於諸友。
趙平復把那一時期的經濟狀況報告如下：“福現今每月收入約四十元。一家報館每月定做文章一萬字，給我廿元。又一家雜誌，約廿元至卅元。不過近來食住兩項，每月要抽去廿五元，書籍每月總要十元。因此這兩筆所賺，沒有錢多。”
為了多多進款，他就要讓自己像磨道上的驢子一樣不斷奔跑，不停下來，以至於“每夜到半夜一二點睏覺”，“一邊吞胃藥，一邊再寫”。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生活（4）
那一時期他在致兄長的一封信中說：“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寫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元計算，每日可得國幣4元，如能順利賣掉文章，則每月收入可達國幣120元（合今人民幣4200元），趙平復那時候的收入也應該是頗為可觀了。
這種一不依附於官，二不依附於商的經濟自由狀況，是知識者言論自由的後盾，也是一個作家心性自由的物質基礎。趙平復就這樣成了當時一個左翼自由撰搞人的典型。
迷惘的時候，這些青年想到了合夥辦刊物搞出版，二三十年代的文藝青年，到了上海不賣文、不辦報刊就好像白在上海混了似的。他們想好了，合夥建一個文藝社團，出版一種刊物，以後再陸續出版圖書。特別是王方仁說到他哥哥開的“合記”教育用品店可以幫助先墊付印刷的油墨、紙張，還可以幫助代售，他們更是好像看到了成功的樣子。開辦的時候說好每人股金50元，魯迅參了一股，拉許廣平參了一股，趙平復的那一份，因一時交不出錢，也是魯迅墊付的。所以魯迅在裏麵參到了一大半。取陸機的“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之意，“朝花社”就這樣開張了，擬辦的刊物也就名之為《朝花》周刊。
盡管隻是一本16開8版的小刊物，魯迅還是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首期出刊，他為刊名“朝花”設計了美術字，還選用了英國版畫家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個畫來飾刊頭。他手把手地教會趙平復他們如何編輯一本刊物：辦刊物既要求文章內容紮實，版麵設計、編排形式也要生動，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給人以壓抑之感。他還幫助他們編選了一些近代木刻畫的選集。
幾個合夥人裏，崔真吾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當教員，王方仁常東奔西走，實際都是趙平復一個人承擔著編輯、製圖、發稿、印刷的一攬子事務。可是王方仁那個開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給他們供應的紙都是從拍賣行拿來的次貨，油墨也是廉價的，用來印刷木刻圖版，質量次得沒話說，自然影響了刊物銷路。再加他欺趙平復不懂經營，“相信人們總是好的”，常常藉故拖欠書款甚至賴帳，以至刊物出到一年後竟出不下去了。趙平復隻好用自己著譯所得的僅有一點稿費去抵償債款，魯迅也賠了120元，至此社事徹底告終。
魯迅後來回憶這事：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花，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帳……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地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裏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經此挫折，趙平復覺得自己在這個堅固的社會麵前還是太敏感太脆弱了，“神經末梢太靈動的像一條金魚”。魯迅像一個父親一樣告訴他“象的哲學”：“人應該學一隻象。第一，皮要厚，流點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緊。第二，我們強韌地慢慢地走去。”（1929年10月14日日記）
越來越沉入孤獨的黑暗中的魯迅，對他中意的青年自覺不自覺地流露著父愛的感情。這青年身上一種特殊的東西撥動了他的心弦，他對之的喜愛之情與日俱增。他喜歡每日的晨昏、晝午與這個青年海闊天空地談論社會、人生與文藝。每次會見友人，上館子請客吃飯，更是把趙平復當作家人，邀他與許廣平、周建人一道作陪。即便是偶爾的看電影、遊公園、逛書店、看畫展，也喜歡邀他同行。而趙平復，這個乖巧的年輕人，也總在合適的時機出現在先生的麵前，問他有什麽需代辦的事，相幫著處理一些諸如寄書、寄信、匯款、去出版社取版稅等雜務。當時魯迅想搬家，他就一次次地陪同著去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蓬萊路、海寧路等處看房子。他成了魯迅在上海“一個唯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托他辦點私事的人”。在魯迅日記中，隨處可見這樣溫暖的記載：“中秋，煮一鴨及火腿，治麵邀平復雪峰同食”，“因有越酒，遂邀雪峰柔石”。即便是1930年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這日，魯迅到會演說，查這一天的日記，也有“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麵，又赴法教堂”的記載。
趙平復把那一時期的經濟狀況報告如下：“福現今每月收入約四十元。一家報館每月定做文章一萬字，給我廿元。又一家雜誌，約廿元至卅元。不過近來食住兩項，每月要抽去廿五元，書籍每月總要十元。因此這兩筆所賺，沒有錢多。”
為了多多進款，他就要讓自己像磨道上的驢子一樣不斷奔跑，不停下來，以至於“每夜到半夜一二點睏覺”，“一邊吞胃藥，一邊再寫”。
兩種生活：一個現代“文青”的經濟和愛情生活，以柔石為例
一個左翼自由撰稿人的經濟生活（4）
那一時期他在致兄長的一封信中說：“近日生活亦好，每天可寫二千字。”以稿酬千字2元計算，每日可得國幣4元，如能順利賣掉文章，則每月收入可達國幣120元（合今人民幣4200元），趙平復那時候的收入也應該是頗為可觀了。
這種一不依附於官，二不依附於商的經濟自由狀況，是知識者言論自由的後盾，也是一個作家心性自由的物質基礎。趙平復就這樣成了當時一個左翼自由撰搞人的典型。
迷惘的時候，這些青年想到了合夥辦刊物搞出版，二三十年代的文藝青年，到了上海不賣文、不辦報刊就好像白在上海混了似的。他們想好了，合夥建一個文藝社團，出版一種刊物，以後再陸續出版圖書。特別是王方仁說到他哥哥開的“合記”教育用品店可以幫助先墊付印刷的油墨、紙張，還可以幫助代售，他們更是好像看到了成功的樣子。開辦的時候說好每人股金50元，魯迅參了一股，拉許廣平參了一股，趙平復的那一份，因一時交不出錢，也是魯迅墊付的。所以魯迅在裏麵參到了一大半。取陸機的“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之意，“朝花社”就這樣開張了，擬辦的刊物也就名之為《朝花》周刊。
盡管隻是一本16開8版的小刊物，魯迅還是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首期出刊，他為刊名“朝花”設計了美術字，還選用了英國版畫家阿瑟·拉克哈姆的一個畫來飾刊頭。他手把手地教會趙平復他們如何編輯一本刊物：辦刊物既要求文章內容紮實，版麵設計、編排形式也要生動，不能搞得密密麻麻，給人以壓抑之感。他還幫助他們編選了一些近代木刻畫的選集。
幾個合夥人裏，崔真吾在復旦大學附屬中學當教員，王方仁常東奔西走，實際都是趙平復一個人承擔著編輯、製圖、發稿、印刷的一攬子事務。可是王方仁那個開教育用品社的哥哥給他們供應的紙都是從拍賣行拿來的次貨，油墨也是廉價的，用來印刷木刻圖版，質量次得沒話說，自然影響了刊物銷路。再加他欺趙平復不懂經營，“相信人們總是好的”，常常藉故拖欠書款甚至賴帳，以至刊物出到一年後竟出不下去了。趙平復隻好用自己著譯所得的僅有一點稿費去抵償債款，魯迅也賠了120元，至此社事徹底告終。
魯迅後來回憶這事：
他躲在寓裏弄文學，也創作，也翻譯，我們往來了許多日，說得投合起來了，於是另外約定了幾個同意的青年，設立朝花社……然而柔石自己沒有錢，他借了二百多塊錢來做印本。……不過朝花社不久就倒閉了。……柔石的理想的頭，先碰了一個大釘子，力氣固然白花，此外還得去借一百塊錢來付紙帳……一麵將自己所應得的朝花社的殘書送到明日書店和光華書局去,希望還能夠收回幾文錢,一麵就拚命地譯書,準備還借款,這就是賣給商務印書館的《丹麥短篇小說集》和戈裏基作的長篇小說《阿爾泰莫諾夫之事業》。但我想，這些譯稿，也許去年已被兵火燒掉了。
經此挫折，趙平復覺得自己在這個堅固的社會麵前還是太敏感太脆弱了，“神經末梢太靈動的像一條金魚”。魯迅像一個父親一樣告訴他“象的哲學”：“人應該學一隻象。第一，皮要厚，流點血，刺激一下子，也不要緊。第二，我們強韌地慢慢地走去。”（1929年10月14日日記）
越來越沉入孤獨的黑暗中的魯迅，對他中意的青年自覺不自覺地流露著父愛的感情。這青年身上一種特殊的東西撥動了他的心弦，他對之的喜愛之情與日俱增。他喜歡每日的晨昏、晝午與這個青年海闊天空地談論社會、人生與文藝。每次會見友人，上館子請客吃飯，更是把趙平復當作家人，邀他與許廣平、周建人一道作陪。即便是偶爾的看電影、遊公園、逛書店、看畫展，也喜歡邀他同行。而趙平復，這個乖巧的年輕人，也總在合適的時機出現在先生的麵前，問他有什麽需代辦的事，相幫著處理一些諸如寄書、寄信、匯款、去出版社取版稅等雜務。當時魯迅想搬家，他就一次次地陪同著去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蓬萊路、海寧路等處看房子。他成了魯迅在上海“一個唯一的不但敢於隨便談笑，而且還敢於托他辦點私事的人”。在魯迅日記中，隨處可見這樣溫暖的記載：“中秋，煮一鴨及火腿，治麵邀平復雪峰同食”，“因有越酒，遂邀雪峰柔石”。即便是1930年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這日，魯迅到會演說，查這一天的日記，也有“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麵，又赴法教堂”的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