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陣熱乎勁過去以後，評論出來啦。開始隻是一兩篇小文章，發表在《晨報》上，說塞上蕭的作品是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文字粗淺，不能給人以美的感覺。接著又出來幾篇有分量的評論，說他那隻是萌芽狀態的文藝，在為人生的旗號下粗造濫製，勸他趕快提高。
這些評論就像一盆一盆冷水從他頭上澆下來，不但澆到他的頭上，也濺到同學們的身上，有些人便對他搖起頭來，甚至從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懷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來一個人一生下來就是供人評論的，從抱在母親懷裏就有人說：真俊哪，看這大眼睛！到會坐著，會走路，會說話，每長一寸都會產生新的評論。所以人本應該習慣於被人評論。不但應該習慣，還應該鍛鍊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評論作鬥爭，有的應該頂回去，反駁，戰鬥，像魯迅先生那樣。
但是塞上蕭可不行，他又開始做噩夢了，在他眼前燦爛的前途沒有了，閃光的未來不見了，一切又都開始灰暗下去。他在苦悶中開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覺評論說得有道理，自己寫的那些玩藝確實粗糙，確實藝術性很低，確實應該提高。他把自己的書摔到一旁去，看著那書皮生氣：為什麽畫個破鏡子呢？簡直是不祥之兆。
他給他的叔叔寫了封信，向他請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於是他就猛讀起外國名著。他專挑那些文字寫得美的，技巧高的來讀，讀著讀著，他對英國十九世紀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的作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讀他的話劇《少奶奶的扇子》，為他那俏皮而洗鍊的台詞所傾倒；他又讀他的童話集《快樂的王子》，又被那寶石一樣的光彩照射得嘆為觀止。當時王爾德雖然已經轟動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還不多，他為了更好地研究這位作家，加緊學英語。他的英語在中學時就開始學，進大學後又接著學，拿著字典可以看英文書。這時再一抓緊，勤奮加上他的聰慧，很快就能讀懂原文。他直接給英國書店去信、匯款，把所有王爾德的作品，連同宣揚他那「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主張的論文，以及關於對王爾德的評論，都買來了。他完全沉醉在對王爾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戰鬥的時刻。一方麵是革命鬥爭風起雲湧：南昌起義、八七會議、秋收起義、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中國人民舉起了武裝鬥爭的大旗；另一方麵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各派軍閥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口號下，對革命人民進行著血腥的屠殺。
在這種形勢下，北平的學生運動也正如火如茶地開展著。而塞上蕭卻真的「兩耳不聞天下事」了。他一方麵陶醉在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裏，一方麵又沉淪在北平學生公寓的放蕩生活中。放蕩生活和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本是一個母體裏的雙胞胎。王爾德認為在生活中已經看不到出路與希望，隻有藝術是最真實的，最美的。為了追求這個美，別的什麽都可以不要。王爾德的主張和塞上蕭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脈相通的，所以現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學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塞上蕭住的這個公寓就更多一些，因為都是朝陽大學的學生。對他們當中一些人來說，念書就是混張文憑，鬧個大學畢業的資格。所以念書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樂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時北平學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舊社會享樂的一些玩意兒在那裏麵幾乎都可以找到。
賭、酒、女人，甚至抽大煙，在公寓都方便。沒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賭的，又沒有一家不是公開聚賭的。如果你想打麻將，隻要告訴夥計一聲，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來，隻要頭錢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錢就好辦，夥計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會給你領個女學生打扮的姑娘來。半夜十二點過後，肚子發空了，要吃什麽幾乎是一呼就到。錢多的，夥計給你用提盒到飯店去提；錢少的門外就有餛飩、硬麵餑餑；你又沒錢又要喝酒怎麽辦？先賒著，四十枚花生豆，二兩臘腸，一壺燒酒，就可以讓你有半仙之體，甚至還可以騰雲駕霧。公寓周圍有不少靠著這幫學生少爺吃飯的，坐在屋子裏什麽骯髒的勾當都可以辦到。這不是念書的學生，是書本裏的蛀魚，是書桌裏的蛀蟲，它們很小，很不顯眼，但是天天在那裏齧食，天長日久，把最有價值的東西都蛀空了。這是腐朽的舊中國的產物，你到這樣的公寓裏轉一圈，真會為中國的前途擔憂。
塞上蕭和這幫「蛀蟲」樣的學生少爺還不一樣，他還要研究他的王爾德，他還要思考問題，他還想寫東西。但他和他們有時就鬧到一塊去了，甚至還鬧得很兇。
這時李漢超已經參加黨了。他是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骨於，鬥爭非常緊張，但他並沒忘了這位頗有才華的老同學。他有時來看他，每來一次總勸他從這裏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塊。塞上蕭當然不肯。他們倆經常辯論，李漢超讓他走出公寓，走出課堂，到鬥爭中去看一看。他則緊搖著頭說：「我是搞藝術的，不是搞政治的。一個藝術家如果一沾政治的邊，就會把藝術上的美破壞得體無完膚。；」李漢超一聽這話，立刻就激動起來，兩人就會爭得麵紅耳赤。雖然如此，關係可從未中斷，一逢節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蕭就去找李漢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館子裏去，吃上一頓好飯。不是塞上蕭一個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漢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裏惦念老同學的身體。他猜不準李漢超參沒參加共產黨，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而且正為之獻身。他見老同學沒早沒晚地搞學生運動，有時顧不上吃顧不上喝，身體明顯消瘦下來。一個人的信仰是不能勸阻的，主義認定就不好改變。塞上蕭覺得，這正像他父親信奉封建禮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義、崇拜王爾德一樣，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勸告李漢超，兩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藝術。但是對朋友的身體他卻要盡一點責任，大責任盡不上，每隔幾天幫他改善頓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這對他來說簡直成了必盡的義務，如果遇上哪個星期天沒找到李漢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著為止。李漢超也明白他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辭了，推辭也沒用。本來李漢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館子，他那地主家庭總給他匯錢來，但他一個錢也不肯亂花，他要買書，要救濟困難同學，要盡可能地多交一些黨費。而且他也真顧不上去講究吃喝呀。
這些評論就像一盆一盆冷水從他頭上澆下來，不但澆到他的頭上，也濺到同學們的身上，有些人便對他搖起頭來，甚至從前佩服他的人也用懷疑的眼光看他了。
本來一個人一生下來就是供人評論的，從抱在母親懷裏就有人說：真俊哪，看這大眼睛！到會坐著，會走路，會說話，每長一寸都會產生新的評論。所以人本應該習慣於被人評論。不但應該習慣，還應該鍛鍊得能和那不公正的評論作鬥爭，有的應該頂回去，反駁，戰鬥，像魯迅先生那樣。
但是塞上蕭可不行，他又開始做噩夢了，在他眼前燦爛的前途沒有了，閃光的未來不見了，一切又都開始灰暗下去。他在苦悶中開始研究自己的作品，越研究越感覺評論說得有道理，自己寫的那些玩藝確實粗糙，確實藝術性很低，確實應該提高。他把自己的書摔到一旁去，看著那書皮生氣：為什麽畫個破鏡子呢？簡直是不祥之兆。
他給他的叔叔寫了封信，向他請教。叔叔回信也要他提高，刻苦地提高！於是他就猛讀起外國名著。他專挑那些文字寫得美的，技巧高的來讀，讀著讀著，他對英國十九世紀唯美主義作家王爾德的作品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讀他的話劇《少奶奶的扇子》，為他那俏皮而洗鍊的台詞所傾倒；他又讀他的童話集《快樂的王子》，又被那寶石一樣的光彩照射得嘆為觀止。當時王爾德雖然已經轟動了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他的作品翻譯成中文的還不多，他為了更好地研究這位作家，加緊學英語。他的英語在中學時就開始學，進大學後又接著學，拿著字典可以看英文書。這時再一抓緊，勤奮加上他的聰慧，很快就能讀懂原文。他直接給英國書店去信、匯款，把所有王爾德的作品，連同宣揚他那「為藝術而藝術」的文學主張的論文，以及關於對王爾德的評論，都買來了。他完全沉醉在對王爾德的研究之中。
一九二八年的中國正是革命和反革命殊死戰鬥的時刻。一方麵是革命鬥爭風起雲湧：南昌起義、八七會議、秋收起義、井岡山根據地的建立，中國人民舉起了武裝鬥爭的大旗；另一方麵是國民黨反動派和各派軍閥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反動口號下，對革命人民進行著血腥的屠殺。
在這種形勢下，北平的學生運動也正如火如茶地開展著。而塞上蕭卻真的「兩耳不聞天下事」了。他一方麵陶醉在王爾德的唯美主義裏，一方麵又沉淪在北平學生公寓的放蕩生活中。放蕩生活和王爾德的唯美主義本是一個母體裏的雙胞胎。王爾德認為在生活中已經看不到出路與希望，隻有藝術是最真實的，最美的。為了追求這個美，別的什麽都可以不要。王爾德的主張和塞上蕭那早有的灰暗思想是一脈相通的，所以現在是一拍即合。
北平學生公寓住的百分之九十五都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塞上蕭住的這個公寓就更多一些，因為都是朝陽大學的學生。對他們當中一些人來說，念書就是混張文憑，鬧個大學畢業的資格。所以念書倒成了次要的，吃喝玩樂才是真格的。熟悉那時北平學生公寓生活的人都知道，舊社會享樂的一些玩意兒在那裏麵幾乎都可以找到。
賭、酒、女人，甚至抽大煙，在公寓都方便。沒有一家公寓不是明文禁賭的，又沒有一家不是公開聚賭的。如果你想打麻將，隻要告訴夥計一聲，馬上就可以送上一副好骨牌來，隻要頭錢多打一些就可以了。女人呢，反正有錢就好辦，夥計是善察人心的，他甚至會給你領個女學生打扮的姑娘來。半夜十二點過後，肚子發空了，要吃什麽幾乎是一呼就到。錢多的，夥計給你用提盒到飯店去提；錢少的門外就有餛飩、硬麵餑餑；你又沒錢又要喝酒怎麽辦？先賒著，四十枚花生豆，二兩臘腸，一壺燒酒，就可以讓你有半仙之體，甚至還可以騰雲駕霧。公寓周圍有不少靠著這幫學生少爺吃飯的，坐在屋子裏什麽骯髒的勾當都可以辦到。這不是念書的學生，是書本裏的蛀魚，是書桌裏的蛀蟲，它們很小，很不顯眼，但是天天在那裏齧食，天長日久，把最有價值的東西都蛀空了。這是腐朽的舊中國的產物，你到這樣的公寓裏轉一圈，真會為中國的前途擔憂。
塞上蕭和這幫「蛀蟲」樣的學生少爺還不一樣，他還要研究他的王爾德，他還要思考問題，他還想寫東西。但他和他們有時就鬧到一塊去了，甚至還鬧得很兇。
這時李漢超已經參加黨了。他是北京大學學生運動的骨於，鬥爭非常緊張，但他並沒忘了這位頗有才華的老同學。他有時來看他，每來一次總勸他從這裏搬出去，和他住在一塊。塞上蕭當然不肯。他們倆經常辯論，李漢超讓他走出公寓，走出課堂，到鬥爭中去看一看。他則緊搖著頭說：「我是搞藝術的，不是搞政治的。一個藝術家如果一沾政治的邊，就會把藝術上的美破壞得體無完膚。；」李漢超一聽這話，立刻就激動起來，兩人就會爭得麵紅耳赤。雖然如此，關係可從未中斷，一逢節假日或星期天，塞上蕭就去找李漢超，死活也要把他拉到館子裏去，吃上一頓好飯。不是塞上蕭一個人不能吃，也不是非得李漢超陪他吃才有意思，而是心裏惦念老同學的身體。他猜不準李漢超參沒參加共產黨，但他知道他是信奉共產主義的，而且正為之獻身。他見老同學沒早沒晚地搞學生運動，有時顧不上吃顧不上喝，身體明顯消瘦下來。一個人的信仰是不能勸阻的，主義認定就不好改變。塞上蕭覺得，這正像他父親信奉封建禮法、崇拜孔老夫子，他信奉唯美主義、崇拜王爾德一樣，各有自己的理想。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勸告李漢超，兩人你搞你的政治，我搞我的藝術。但是對朋友的身體他卻要盡一點責任，大責任盡不上，每隔幾天幫他改善頓生活是完全能做到的。這對他來說簡直成了必盡的義務，如果遇上哪個星期天沒找到李漢超，他就星期一再去，一直到找著為止。李漢超也明白他這份心思，所以就不推辭了，推辭也沒用。本來李漢超自己也不是下不起館子，他那地主家庭總給他匯錢來，但他一個錢也不肯亂花，他要買書，要救濟困難同學，要盡可能地多交一些黨費。而且他也真顧不上去講究吃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