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遺民現象，呂留良頭一個特殊性來自他的身份。跟徐汧、楊廷樞或錢謙益、黃宗羲這些人比，他顯然不在前朝“遺老”的行列。明亡時，他年方十六，還不曾有何社會經歷。這也是後來雍正所亟表不解的：“當流寇陷北京時，呂留良年方孩童。本朝定鼎之後，伊親被教澤，始獲讀書成立”[77]，這樣一個人，怎麽對“本朝”抱有那樣的敵意？其實，稽其行跡，遺民立場在呂留良那裏原非一直就有，包齎說：“在明朝亡國的初年很少見到他民族思想的表示，而他在二十五歲的那年還在清政府的統治下考過秀才（生員）”。[78]雖然參加科舉考試這件事，有家人逼使的因素，但那個時候呂留良自己意識的不清晰，也確係事實，等後來思想成形，再回首此事，他就自視“失足”而引為終身缺憾。他認識上確有一個發展過程，雍正就此貶他“何曾有高尚之節”[79]，是不能損其毫毛的，相反恰因有此變化，我們才覺得他身上有特別發人深思之處。
我們需要從背景上，一點一點找根據。這裏，首先矚目於一個人的影響，那便是他的三哥呂願良。留良乃是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的頭一年死了。後來，兒子呂葆中為其所撰《行略》雲：“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他自己則在《戊午一日示諸子》中自述：“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繈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80]但是，三哥願良於他的意義，遠不止於存其命、養其身，更在精神生活方麵，給予有力的示範——呂願良為當地青年學子的領袖人物，崇禎十一年，與同誌結創“澄社”，社中文士千餘人，齊名於應社（張溥等）、復社（張貞慧等）、幾社（夏允彝等）。換言之，呂願良正是明末方興未艾的知識分子社團運動中一位風雲人物。
有關明末清初，東南知識分子尤其青年學子中精神覺醒和獨立的盛況，《柳南筆記》寫道：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雲：“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注雲：“同學之稱，餘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81]
裏頭出現了兩個特定的時間概念。“崇禎初”，恰當閹黨覆滅，經過一個極黑暗時期，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開始深刻究詰社會正義和極權之惡，以此，開啟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順治末”，則如前所說，“雄才大略”君主康熙踐祚，文字獄陰霾趨於濃重，中國從自身文明苦悶中形成的朝氣蓬勃又極可能意義深遠的思想探索，就此終止、夭折。
“同學”，如此富於精神探尋氣息、像朝露那樣清新鮮靈的稱謂！對於一個萌芽與騷動的時代，是何其生動的表徵！然而，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我們由是懂得錢謙益何以有“千古江潮恨朔風”之嘆。
呂留良其實是趕上了它的尾聲。對他來說，這不知幸與不幸。總之，因了三哥的精神影響和人脈線索，他得以與俊彥相交，接續上了這股思想之風。十三歲那年，即與侄宣忠（願良之子）、同鄉前輩孫子度先生等十餘人組織“征書社”；同年，在三哥的聚會上，見到了餘姚黃晦木（宗炎，黃宗羲弟）這樣的大名士，從而為十八年後與黃氏兄弟的密交埋下種籽。1647年，他遭遇平生最大慘痛，三哥愛子、和他共同組織“征書社”的宣忠侄，“因反清激烈被清軍所執”，殺害於虎林；時年十九的他，在文中悲愴寫道：“偷息一日，一日之恥。”[82]這時，他或許有了反清的情緒，但還不能說對為何反清有一種理性的認識。他的生活軌跡說明這一點。一直到三十歲，他的履歷都沒有什麽特別閃光的亮點，需要提及的內容隻有兩條。一是1653年二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科舉考試，“考取邑庠生”。[83]一是與朋友熱衷於做“選文”的工作，並且取得很大成功。所謂“選文”，是供學子們參加科舉考試用的參考書，類乎今天各式各樣的教輔書、試題大全，他編的這類書效果很好，大受歡迎，應該掙了不少錢，這就是為什麽雍正罵他“賣文鬻書，營求聲利”[84]。
然而三十五歲那年，他終與這樣的生涯分手，開始一種全新的存在。他寫下一首著名的詩，以明其誌：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識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85]
“失足”，指當年應試之事。“衣帽改”、“姓名非”都是山河易色的表現。“苟全”語出諸葛亮《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與下句“餓死”相連，意思是“苟全”並不容易，人究竟無法僅為肉身之軀而活。“醒便行吟”和“無慚尺布”，無疑是以知識者使命和精神自礪了，但凡還不失清醒和理性，便應發出與心靈相稱的聲音，無愧於歷來從讀書中懂得的道理。
那麽，他為何在三十五歲上能夠寫出這樣的詩？由年譜知，三十一歲那年，他重新遇見黃宗炎，彼此正式訂交為朋友，復於次年經黃宗炎介紹，到孤山去會見黃宗羲，從此開始了密切的往來。我想，呂留良的覺醒就在這個時候。他自己胸中無疑早就藏著許多的苦悶，但還沒找著出口，還需要一個契機被撥亮，而與黃氏兄弟的接交應該就起到了這樣決定的作用。他就像一塊煤，被燃燒後，發出更大的光和熱。思考的深入和思想的熱忱，使他投身歷史和人文使命的火爐，“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86]。在燃燒與釋放中，他漸漸趨近了自己思想的內核：夷夏之防。“他認定孔子的重要思想在於夷夏之防四個字上，孟子是擁護夷夏之防最出力的人，孟子辟楊墨，正是辟楊墨忘了夷夏之防四個字。”[87]
我們需要從背景上，一點一點找根據。這裏，首先矚目於一個人的影響，那便是他的三哥呂願良。留良乃是遺腹子，父親在他出生的頭一年死了。後來，兒子呂葆中為其所撰《行略》雲：“少撫於三伯父，事三伯父如嚴父。”他自己則在《戊午一日示諸子》中自述：“吾遺腹孤也。父喪四月而始生，墮地之日，即繈衰麻。生母抱孤而泣，暈絕而甦。撫於三兄嫂。”[80]但是，三哥願良於他的意義，遠不止於存其命、養其身，更在精神生活方麵，給予有力的示範——呂願良為當地青年學子的領袖人物，崇禎十一年，與同誌結創“澄社”，社中文士千餘人，齊名於應社（張溥等）、復社（張貞慧等）、幾社（夏允彝等）。換言之，呂願良正是明末方興未艾的知識分子社團運動中一位風雲人物。
有關明末清初，東南知識分子尤其青年學子中精神覺醒和獨立的盛況，《柳南筆記》寫道：自前明崇禎初，至本朝順治末，東南社事甚盛，士人往來投刺，無不稱社盟者。後忽改稱同學，其名較雅，而實自黃太沖始之。太沖《題張魯山後貧交行》雲：“誰向中流問一壺，少陵有意屬吾徒。社盟誰變稱同學，慚愧弇州記不觚。”自注雲：“同學之稱，餘與沈眉生、陸文虎始也。”[81]
裏頭出現了兩個特定的時間概念。“崇禎初”，恰當閹黨覆滅，經過一個極黑暗時期，知識分子痛定思痛，開始深刻究詰社會正義和極權之惡，以此，開啟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順治末”，則如前所說，“雄才大略”君主康熙踐祚，文字獄陰霾趨於濃重，中國從自身文明苦悶中形成的朝氣蓬勃又極可能意義深遠的思想探索，就此終止、夭折。
“同學”，如此富於精神探尋氣息、像朝露那樣清新鮮靈的稱謂！對於一個萌芽與騷動的時代，是何其生動的表徵！然而，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我們由是懂得錢謙益何以有“千古江潮恨朔風”之嘆。
呂留良其實是趕上了它的尾聲。對他來說，這不知幸與不幸。總之，因了三哥的精神影響和人脈線索，他得以與俊彥相交，接續上了這股思想之風。十三歲那年，即與侄宣忠（願良之子）、同鄉前輩孫子度先生等十餘人組織“征書社”；同年，在三哥的聚會上，見到了餘姚黃晦木（宗炎，黃宗羲弟）這樣的大名士，從而為十八年後與黃氏兄弟的密交埋下種籽。1647年，他遭遇平生最大慘痛，三哥愛子、和他共同組織“征書社”的宣忠侄，“因反清激烈被清軍所執”，殺害於虎林；時年十九的他，在文中悲愴寫道：“偷息一日，一日之恥。”[82]這時，他或許有了反清的情緒，但還不能說對為何反清有一種理性的認識。他的生活軌跡說明這一點。一直到三十歲，他的履歷都沒有什麽特別閃光的亮點，需要提及的內容隻有兩條。一是1653年二十五歲時，他參加了科舉考試，“考取邑庠生”。[83]一是與朋友熱衷於做“選文”的工作，並且取得很大成功。所謂“選文”，是供學子們參加科舉考試用的參考書，類乎今天各式各樣的教輔書、試題大全，他編的這類書效果很好，大受歡迎，應該掙了不少錢，這就是為什麽雍正罵他“賣文鬻書，營求聲利”[84]。
然而三十五歲那年，他終與這樣的生涯分手，開始一種全新的存在。他寫下一首著名的詩，以明其誌：誰教失足下漁磯？心跡年年處處違。雅集圖中衣帽改，黨人碑裏姓名非。苟全始識譚何易，餓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無慚尺布裹頭歸！[85]
“失足”，指當年應試之事。“衣帽改”、“姓名非”都是山河易色的表現。“苟全”語出諸葛亮《出師表》“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與下句“餓死”相連，意思是“苟全”並不容易，人究竟無法僅為肉身之軀而活。“醒便行吟”和“無慚尺布”，無疑是以知識者使命和精神自礪了，但凡還不失清醒和理性，便應發出與心靈相稱的聲音，無愧於歷來從讀書中懂得的道理。
那麽，他為何在三十五歲上能夠寫出這樣的詩？由年譜知，三十一歲那年，他重新遇見黃宗炎，彼此正式訂交為朋友，復於次年經黃宗炎介紹，到孤山去會見黃宗羲，從此開始了密切的往來。我想，呂留良的覺醒就在這個時候。他自己胸中無疑早就藏著許多的苦悶，但還沒找著出口，還需要一個契機被撥亮，而與黃氏兄弟的接交應該就起到了這樣決定的作用。他就像一塊煤，被燃燒後，發出更大的光和熱。思考的深入和思想的熱忱，使他投身歷史和人文使命的火爐，“大聲疾呼，不顧世所諱忌”[86]。在燃燒與釋放中，他漸漸趨近了自己思想的內核：夷夏之防。“他認定孔子的重要思想在於夷夏之防四個字上，孟子是擁護夷夏之防最出力的人，孟子辟楊墨，正是辟楊墨忘了夷夏之防四個字。”[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