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言之，江南拖欠錢糧不假，然而不得不拖、不得不欠，因為負擔太重，根本無法完成。負擔這麽重，有三個原因。兩種可以擺到桌麵上，一種則隻可意會、不可言傳：第一，開國之初，多處用兵，南方和西部皆待大定，也即康熙上諭頭一句所說：“錢糧係軍國急需”。第二，江南為天下財賦所出，他省經濟生產遠為不如，故為朝廷所特別倚重，這倒不獨清朝為然，在明代也如此。最後一條，不能拿到桌麵上來，但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東南乃前朝勢力最頑固地區，在滿清而言，加重負擔乃有意為之，嚴苛其政以收打壓、降服之效，在當地紳民而言，一方麵不堪重負，一方麵也確實不肯逆來順受，有反抗情緒。總之，事情表現於賦稅，實質還是政治。
對撼和衝突所以在辛醜年表麵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這一年，順治朝結束而康熙朝開始。順治皇帝雖為滿清入中國後首任君主，卻非所謂身懷“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統治不曾達於“鐵腕”程度。這也就是“遺民”處境何以一度還算寬餘，不至於岌岌可危。比如剛才寫到的錢謙益，反清情緒、態度乃至行為，都不甚隱晦，但狀況大致平穩，有了麻煩經過疏通亦可化解（金鶴沖《年譜》所謂“多難，或以貨免”）。黃宗羲是更明顯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裝抗清直至順治十年，其間雖遭滿清三次通緝，但中止行動後也就不了了之，回鄉從事著述至終。
辛醜正月，順治剛剛駕崩，整個態勢當即急轉。繼任者玄燁以八歲之齡，卻顯出了他父親始終所不具備的“雄才大略”——繼位僅二十天，就下達導致奏銷案的新令，這是他六十一年統治生涯諸多重大決定中的第一個。從這時起，清朝將連續迎來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幹隆，一個比一個鐵腕。經過康、雍、幹三朝，遺民現象土崩瓦解，滿清真正實現了精神思想方麵的鐵屋建設。
具體情節方麵，還有一位煽風點火之人，他便是時任江南巡撫的朱國治。為逢迎旨意，朱國治編製了一份拖欠人員的龐大名錄，其中多有虛報不實內容，“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67]康熙大怒，令“十年並征”，要將十年來拖欠的一併征繳。試想，賦稅之重，一年完額都難做到，十年並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許本就不在可能與不可能，而在於借題發揮、藉機發難。孟森指出“以積年蒂欠取盈於一朝，本非正體”：但朝廷當日實亦有意荼毒縉紳，專與士大夫為難。[68]
或許，這便是明知所令蠻不講理、幾無可行性，卻斷然行之的內幕。
這點醉翁之意，借若幹離奇之例，窺之益明：辛醜奏銷一案，崑山葉公方靄以欠折銀一厘左官，公具疏有雲：“所欠一厘，準今製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為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及第第三人雲。[69]
過錯如此之輕，而懲處如此之重，全不成比例。由此可知，“拖欠”之名，即便有一定實指性，卻相當程度上是虛晃一槍。借奏銷為由，製服江南並狠煞士夫風氣，才是滿清的“百年大計”。我們曾講過，中晚明時代，傳統君權獨大局麵，日益被新崛起的士夫（知識分子）領導權分其秋色乃至削弱，這種勢頭，不惟見於朝堂，亦見於社區基層之日常生活，而在文教最發達的東南一帶尤為顯著。此趨勢對於中國所固有的傳統君權已大為不利，對於以異族而入主中國的滿清則更為不利。
隨奏銷案而後續出現的嚴重辱躪士紳現象，大大超出了追收錢糧的範圍與需要，而更清楚地顯現當局的真實意圖。時人於私人通信中，描述親眼所見的慘狀：江南奏銷案起，紳士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鋃鐺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70]
“令人驚悸”是關鍵，當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當時漢族知識界對於奏銷案的深刻用意，其實瞭然於心、洞如觀火。《景船齋雜記》載，福建考生崔殿生“素誌欲謁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對”之便，造訪曲阜孔府：聖裔（孔府繼承人）密語殿生雲：“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聲動天地，百裏盡聞，三晝夜而止，其吾道將衰乎？”比順治辛醜八月，遂起奏銷之禍，罪及孔氏，殆先征耶？[71]
故事未必果有，虛構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敘事中透出的“輿情”——亦即士林普遍認為，奏銷案明裏整頓賦稅，實質則是整治知識分子。
與奏銷案相穿插，又有哭廟一案。哭廟與奏銷，有關聯、有區別。關聯為俱因錢糧而起，幕後黑手都是朱國治。區別是：一、哭廟案僅限蘇州一地；二、士紳首先發難；三、死了人。
話說順治十七年底，蘇州府吳縣來了一位新任長官，名叫任維初。初來乍到，就很強勢，威風八麵。說：“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攸關。國課不完備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為期也。”打破常規，天天追討，不惜大棍伺候。皂隸若打得輕些，會遭責罵。被打者如因疼痛出聲，“則大怒，必令隸扼其首，使無聲”。每個受責者，鮮血淋漓，難於立起。不久，有一人竟然當場杖斃堂下。
對撼和衝突所以在辛醜年表麵化，有其特殊原因，此即這一年，順治朝結束而康熙朝開始。順治皇帝雖為滿清入中國後首任君主，卻非所謂身懷“雄才大略”的一位，在位十八年，統治不曾達於“鐵腕”程度。這也就是“遺民”處境何以一度還算寬餘，不至於岌岌可危。比如剛才寫到的錢謙益，反清情緒、態度乃至行為，都不甚隱晦，但狀況大致平穩，有了麻煩經過疏通亦可化解（金鶴沖《年譜》所謂“多難，或以貨免”）。黃宗羲是更明顯的例子，他直接投身武裝抗清直至順治十年，其間雖遭滿清三次通緝，但中止行動後也就不了了之，回鄉從事著述至終。
辛醜正月，順治剛剛駕崩，整個態勢當即急轉。繼任者玄燁以八歲之齡，卻顯出了他父親始終所不具備的“雄才大略”——繼位僅二十天，就下達導致奏銷案的新令，這是他六十一年統治生涯諸多重大決定中的第一個。從這時起，清朝將連續迎來三位“雄才大略”君主。康熙、雍正、幹隆，一個比一個鐵腕。經過康、雍、幹三朝，遺民現象土崩瓦解，滿清真正實現了精神思想方麵的鐵屋建設。
具體情節方麵，還有一位煽風點火之人，他便是時任江南巡撫的朱國治。為逢迎旨意，朱國治編製了一份拖欠人員的龐大名錄，其中多有虛報不實內容，“造欠冊達部，悉列江南紳衿一萬三千餘人，號曰‘抗糧’。”[67]康熙大怒，令“十年並征”，要將十年來拖欠的一併征繳。試想，賦稅之重，一年完額都難做到，十年並征如何可能？然而，朝廷用心也許本就不在可能與不可能，而在於借題發揮、藉機發難。孟森指出“以積年蒂欠取盈於一朝，本非正體”：但朝廷當日實亦有意荼毒縉紳，專與士大夫為難。[68]
或許，這便是明知所令蠻不講理、幾無可行性，卻斷然行之的內幕。
這點醉翁之意，借若幹離奇之例，窺之益明：辛醜奏銷一案，崑山葉公方靄以欠折銀一厘左官，公具疏有雲：“所欠一厘，準今製錢一文也。”時有“探花不值一文錢”之謠。公蓋為己亥（順治十六年，1659）進士及第第三人雲。[69]
過錯如此之輕，而懲處如此之重，全不成比例。由此可知，“拖欠”之名，即便有一定實指性，卻相當程度上是虛晃一槍。借奏銷為由，製服江南並狠煞士夫風氣，才是滿清的“百年大計”。我們曾講過，中晚明時代，傳統君權獨大局麵，日益被新崛起的士夫（知識分子）領導權分其秋色乃至削弱，這種勢頭，不惟見於朝堂，亦見於社區基層之日常生活，而在文教最發達的東南一帶尤為顯著。此趨勢對於中國所固有的傳統君權已大為不利，對於以異族而入主中國的滿清則更為不利。
隨奏銷案而後續出現的嚴重辱躪士紳現象，大大超出了追收錢糧的範圍與需要，而更清楚地顯現當局的真實意圖。時人於私人通信中，描述親眼所見的慘狀：江南奏銷案起，紳士黜籍者萬餘人，被逮者亦三千人。昨見吳門諸君子被逮過毗陵，皆鋃鐺手梏拳，徒步赤日黃塵中，念之令人驚悸，此曹不疲死亦道渴死耳。旋聞奉有免解來京指揮，灑然如鑊湯熾火中一尺甘露雨也。[70]
“令人驚悸”是關鍵，當局想要的大抵在此。而當時漢族知識界對於奏銷案的深刻用意，其實瞭然於心、洞如觀火。《景船齋雜記》載，福建考生崔殿生“素誌欲謁孔林”，他趁去北京“入對”之便，造訪曲阜孔府：聖裔（孔府繼承人）密語殿生雲：“暮秋八月，陵（孔氏陵墓，即孔林）中哭聲動天地，百裏盡聞，三晝夜而止，其吾道將衰乎？”比順治辛醜八月，遂起奏銷之禍，罪及孔氏，殆先征耶？[71]
故事未必果有，虛構可能性大；然而，不在事真，而在敘事中透出的“輿情”——亦即士林普遍認為，奏銷案明裏整頓賦稅，實質則是整治知識分子。
與奏銷案相穿插，又有哭廟一案。哭廟與奏銷，有關聯、有區別。關聯為俱因錢糧而起，幕後黑手都是朱國治。區別是：一、哭廟案僅限蘇州一地；二、士紳首先發難；三、死了人。
話說順治十七年底，蘇州府吳縣來了一位新任長官，名叫任維初。初來乍到，就很強勢，威風八麵。說：“功令森嚴，錢糧最急，考成攸關。國課不完備者，可日比，不必以三、六、九為期也。”打破常規，天天追討，不惜大棍伺候。皂隸若打得輕些，會遭責罵。被打者如因疼痛出聲，“則大怒，必令隸扼其首，使無聲”。每個受責者，鮮血淋漓，難於立起。不久，有一人竟然當場杖斃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