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朱由崧的反應既強烈又蹊蹺。童氏送到，他見也不見，二話不說就把她關進監獄，而且是作為社會監獄的錦衣衛大牢。他的態度，可有截然不同的解釋。一種，朱由崧知道童氏百分之百屬於招搖撞騙，根本不必麵見以驗真假；也正因此，才把她交給錦衣衛，而非“訊之禁內”。另一種恰好相反，童氏真有其人、真有其事，朱由崧懼怕當麵對質引出各種不利，遂慌忙將其拘禁、用刑，以箝其口。
事情就這麽奇怪：已知是假，不必驗；明知其真，也不必驗——總之，朱由崧對童氏固執地緣慳一麵。而對於他的固執，朝野普遍解讀為後者，即明知其真，故而不驗。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朱由崧不夠坦蕩，如是假貨，見一見何妨，見麵有利於戳穿，迴避見麵則說明心中有鬼。第二，童氏假冒王妃的可能性極低，正如馬士英所講：“人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27]這種造假，成本太高，成功率卻極低。所以徐鼒的分析與歸納，很難辯駁：童氏之事可疑乎？無可疑矣！天下至頑劣之婦，未聞有冒為人妻者，況以天子之尊，宮禁之嚴乎！無已，則或其瘋顛也。而潛夫、越傑、爾壎、良佐諸人非有心疾，奈何以瘋顛婦人奏聞之，儀衛送之，伏道謁之乎？且即偽也，亦必入宮麵見而後知之；即不然，亦必召入太後宮，集從行閹人實驗而知之。豈有未見而逆知其偽，乍聞而遽怒其人者！[28]
還有一個背景。當時，朱由崧正張羅給自己辦婚事。數月前即已著手，《三垣筆記》記載戶工二部接到籌措“婚禮錢糧”的明確指示，其中僅禮冠一項起初就索取“數十萬”，後經奏請，“得旨，定為三萬”。[29]而《甲乙事案》《明季南略》都記載，二月以來“命禮部廣選淑女”[30]，杭州、嘉興、紹興、仁和、錢塘、南京等地，都派出特使。四月十一日，太監屈尚忠“奏催大禮措辦銀兩”，朱由崧批示禮部：“著該部火速挪借。”[31]顯示大婚即在近日。假如廣選淑女，隻是一般地“充實後宮”，可以另當別論，但朱由崧是想正式立後。本來虛位以待，童氏不合此時出現，壞其好事，他無法不懷惱恨。
六
據說朱由崧癖好幼女，“正月十二丙申……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嗣後屢有此事。”[32]很多稗史都有這種情節。假使如此，三十多歲的童氏對他來說實在就是不堪忍受的“黃臉婆”。不過，這類筆觸可靠性往往成問題，大家如果想說皇帝德行欠佳，通常在這些方麵展開想像，因為他有這樣的特權。實際上，接收一個“黃臉婆”與癖好幼女之間並不矛盾，朱由崧盡可認下童氏，再給她來個“皇帝的老婆基本不用”。他堅決不認童氏，應該不是嫌童氏太“老”，而是因為其他更深的、不足與外人道的心理隱秘。
他總共曾有三次婚史：
初，上為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為世子，又娶李氏，洛陽遭變又亡。嗣王之歲，即封童氏為妃，曾生一子，不育。[33]
亦即，做郡王、立為福世子、繼福王位時，各結過一婚；前兩位黃、李二妃均已亡故，童氏是他第三任妻子。上麵說，封童氏為妃，為“嗣王之歲”，而他嗣福王位的時間是崇禎十六年（1643）[34]，隻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不過，封童氏為妃的時間，並非他們相遇的時間，後者或許還要提前兩年。
崇禎十四年春，李自成攻克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隻身逃走，四處流浪，形如乞丐。不久，有人把他的近況報告崇禎皇帝：“問：世子若何。曰：世子衣不蔽體。”崇禎聞言為之“泣下”。[35]
朱、童相遇，或即此時。童氏對審訊官、錦衣衛都督馮可宗講述了經過：在尉氏遇王，叩首，王攜置懷中，曰：“我伴無人，李妃不知所在，汝貌好，事我。”[36]
還說八個月後，產下一子，滿月而夭。馮可宗以審訊記錄上奏朱由崧，“王見書，麵赤，擲地不視。可宗不敢再言”。[37]朱由崧這臉一紅，顯出被擊中的樣子，剎那間，勾起很多回憶——
童氏所遇見的朱由崧，有王子之名，而無王子之實。他已經不是洛陽福親王府內錦衣玉食的世子，卻是丟魂落魄、無處存身的難民。除了福世子的名分，他與任何普通逃難者毫無分別。是童氏一家收留了他；由此，朱由崧不僅有飯吃、有了棲身之所，還額外得到一個女人。那時倆人年齡均逾三十，童氏為何久拖未嫁，史無明文，我們不得而知，反正現在她找到了郎君。如果朱由崧確有幼女之嗜，這對他可能算是“屈就”。但此時輪不著他挑三揀四，考慮到彼此的現實，甚至應說他福運不淺——童氏雖然大齡，但“貌好”，更難得的是“知書”[38]，有文化（可見非貧寒出身）。劉良佐也是據此斷言她可信：“童氏知（智，聰慧），非假冒。”[39]
在朱由崧而言，他嫌棄童氏亦非全無理由。這婦人既果敢又潑辣，市井氣息濃厚，悍氣十足，有點類乎《金瓶梅》裏的角色。一個小女子，獨自尋夫；碧落黃泉，拔樹搜根，走州過縣；見巡按、詣巡撫，硬是說動官府以儀駕送至京城，能量實在驚人。一旦被奉為準王妃，她的表現除了飛揚跋扈，也有些陋鄙：凡所經郡邑，或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不敢站在路的右邊，以示崇敬），輒揭簾露半麵，大言曰：“免。”聞者駭笑。[40]
事情就這麽奇怪：已知是假，不必驗；明知其真，也不必驗——總之，朱由崧對童氏固執地緣慳一麵。而對於他的固執，朝野普遍解讀為後者，即明知其真，故而不驗。理由主要有二：第一，朱由崧不夠坦蕩，如是假貨，見一見何妨，見麵有利於戳穿，迴避見麵則說明心中有鬼。第二，童氏假冒王妃的可能性極低，正如馬士英所講：“人非至情所關，誰敢與陛下稱敵體？”[27]這種造假，成本太高，成功率卻極低。所以徐鼒的分析與歸納，很難辯駁：童氏之事可疑乎？無可疑矣！天下至頑劣之婦，未聞有冒為人妻者，況以天子之尊，宮禁之嚴乎！無已，則或其瘋顛也。而潛夫、越傑、爾壎、良佐諸人非有心疾，奈何以瘋顛婦人奏聞之，儀衛送之，伏道謁之乎？且即偽也，亦必入宮麵見而後知之；即不然，亦必召入太後宮，集從行閹人實驗而知之。豈有未見而逆知其偽，乍聞而遽怒其人者！[28]
還有一個背景。當時，朱由崧正張羅給自己辦婚事。數月前即已著手，《三垣筆記》記載戶工二部接到籌措“婚禮錢糧”的明確指示，其中僅禮冠一項起初就索取“數十萬”，後經奏請，“得旨，定為三萬”。[29]而《甲乙事案》《明季南略》都記載，二月以來“命禮部廣選淑女”[30]，杭州、嘉興、紹興、仁和、錢塘、南京等地，都派出特使。四月十一日，太監屈尚忠“奏催大禮措辦銀兩”，朱由崧批示禮部：“著該部火速挪借。”[31]顯示大婚即在近日。假如廣選淑女，隻是一般地“充實後宮”，可以另當別論，但朱由崧是想正式立後。本來虛位以待，童氏不合此時出現，壞其好事，他無法不懷惱恨。
六
據說朱由崧癖好幼女，“正月十二丙申……上醉後淫死童女二人……嗣後屢有此事。”[32]很多稗史都有這種情節。假使如此，三十多歲的童氏對他來說實在就是不堪忍受的“黃臉婆”。不過，這類筆觸可靠性往往成問題，大家如果想說皇帝德行欠佳，通常在這些方麵展開想像，因為他有這樣的特權。實際上，接收一個“黃臉婆”與癖好幼女之間並不矛盾，朱由崧盡可認下童氏，再給她來個“皇帝的老婆基本不用”。他堅決不認童氏，應該不是嫌童氏太“老”，而是因為其他更深的、不足與外人道的心理隱秘。
他總共曾有三次婚史：
初，上為郡王，娶妃黃氏，早逝。既為世子，又娶李氏，洛陽遭變又亡。嗣王之歲，即封童氏為妃，曾生一子，不育。[33]
亦即，做郡王、立為福世子、繼福王位時，各結過一婚；前兩位黃、李二妃均已亡故，童氏是他第三任妻子。上麵說，封童氏為妃，為“嗣王之歲”，而他嗣福王位的時間是崇禎十六年（1643）[34]，隻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不過，封童氏為妃的時間，並非他們相遇的時間，後者或許還要提前兩年。
崇禎十四年春，李自成攻克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殺，朱由崧隻身逃走，四處流浪，形如乞丐。不久，有人把他的近況報告崇禎皇帝：“問：世子若何。曰：世子衣不蔽體。”崇禎聞言為之“泣下”。[35]
朱、童相遇，或即此時。童氏對審訊官、錦衣衛都督馮可宗講述了經過：在尉氏遇王，叩首，王攜置懷中，曰：“我伴無人，李妃不知所在，汝貌好，事我。”[36]
還說八個月後，產下一子，滿月而夭。馮可宗以審訊記錄上奏朱由崧，“王見書，麵赤，擲地不視。可宗不敢再言”。[37]朱由崧這臉一紅，顯出被擊中的樣子，剎那間，勾起很多回憶——
童氏所遇見的朱由崧，有王子之名，而無王子之實。他已經不是洛陽福親王府內錦衣玉食的世子，卻是丟魂落魄、無處存身的難民。除了福世子的名分，他與任何普通逃難者毫無分別。是童氏一家收留了他；由此，朱由崧不僅有飯吃、有了棲身之所，還額外得到一個女人。那時倆人年齡均逾三十，童氏為何久拖未嫁，史無明文，我們不得而知，反正現在她找到了郎君。如果朱由崧確有幼女之嗜，這對他可能算是“屈就”。但此時輪不著他挑三揀四，考慮到彼此的現實，甚至應說他福運不淺——童氏雖然大齡，但“貌好”，更難得的是“知書”[38]，有文化（可見非貧寒出身）。劉良佐也是據此斷言她可信：“童氏知（智，聰慧），非假冒。”[39]
在朱由崧而言，他嫌棄童氏亦非全無理由。這婦人既果敢又潑辣，市井氣息濃厚，悍氣十足，有點類乎《金瓶梅》裏的角色。一個小女子，獨自尋夫；碧落黃泉，拔樹搜根，走州過縣；見巡按、詣巡撫，硬是說動官府以儀駕送至京城，能量實在驚人。一旦被奉為準王妃，她的表現除了飛揚跋扈，也有些陋鄙：凡所經郡邑，或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不敢站在路的右邊，以示崇敬），輒揭簾露半麵，大言曰：“免。”聞者駭笑。[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