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足是一回事，濁亂是另一回事；不足雖然堪憂，濁亂卻能致命。在濁亂的製度下，錢再多也毫無意義，它們也許花得全不是地方，也許相當一部分被揮霍、浪費和私吞。相反，即便不足但管理有序、使用恰當，卻仍可切實辦成一些事。
既然濁亂帶來巨大弊端，為何不採取健全、嚴謹的製度加以克服？答案也簡單：濁亂，其實是被喜歡和需要的。世上立權為私的製度，往往有意留下一些不周密、潦草、含混之處，給“特權”以迴旋空間。專製政體喜歡人治、迴避法治，歸根到底即因法治會剝奪某種特殊的“自由”，人治則有利於保存這種“自由”，使一小部分人最大限度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因此從經濟上講，專製政體就是通過掌控權力，確保少數人利益集團在社會分配秩序中的優先地位不被動搖。這種循權力大小搭建起來的分配秩序，完全比照著弱肉強食的動物法則。首先，在自己和人民之間，劃出一道界限，形成單獨的圈子，來分享比人民大得多的利益。其次，在他們內部，也有一些默認的規則。比如，君權強固時由皇帝及其親眷攫取最大好處；君權羸弱時，主要利益份額向權臣轉移，後者因此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瘋狂撈取的黃金時間——歷史上，這種時間通常出現在王朝末年。
我們看明朝中期到晚期，便一直保持著兩個勢頭。一是貪慾本身在提速，二是貪慾的主體逐漸交接。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七“親王祿賜考”、“各府祿米”、“諸子公主歲供之數”，載有自國初至嘉靖之間，皇族歲貢、賞賜等錢物額度的變化和比對。《明史》食貨誌也記載著“仁、宣以來，乞請漸廣”，至憲宗“皇莊之名由此始”，大量田畝被皇室、宗藩侵奪的具體數據。[138]對裏麵的數據略事研究，就可清楚看見貪慾提速的軌跡：大致，中期以前雖一直也在上升，但趨勢尚緩，中期起突然加速，歷正德、嘉靖、萬曆三朝，逐浪而高，萬曆末年登峰造極。萬曆皇帝一生的聚斂事業，斬獲驚人，殊為盡興。然而達此成就的同時，他也使朱姓皇朝千瘡百孔，遍體潰爛，很多史家同意這樣的結論：明朝之亡，亡於萬曆。
崇禎有句名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耳。”[139]貌似警人耳目，卻從根子上便錯了。他光顧給自己打分，覺得算不上亡國之君，卻忘掉之前幾位皇帝都很有亡國天分，早把亡國之事辦得差不多。到崇禎這兒，猛然發覺祖宗基業完蛋在即，試圖不當亡國之君，卻為時已晚。所謂“臣盡亡國之臣”，想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臣屬身上，實在並不厚道。
和自然界道理相同，獅子垂垂老矣或力所不支時，次一等的掠食者也就開始大顯身手。他們一直垂涎欲滴地等著，眼下豈容坐失良機？這個次級貪忮係統接替皇族貪忮係統開始瘋狂運轉的標誌，是魏忠賢集團出現。魏忠賢有如一團酵母，匯集了官僚階層的各種腐敗菌群，以最快的速度生長。
明朝從此進入君弱臣強、臣貪甚於君貪的格局，從天啟、崇禎到弘光，都是如此。喜歡當木匠的天啟皇帝，完全被魏忠賢玩於股掌。崇禎皇帝似乎強勢，不斷砍大臣腦袋，但這僅為表象而已。別的不說，那位兩次入閣拜相的周延儒，“賄來不逆，賄歉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行賄，不拒也。”[140]不光本人受賄，兄弟受賄，連兄弟的親家翁也大肆招賄：“路禮曹邁，與正儀（周延儒之弟）為兒女姻，復為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141]索性直接從禮科調到吏部，專司幹部人事任用。又如皇家特務機關東廠，其辦案人員的方式是“擇肥而攀，俟罄擄既飽，然後呈廠”。[142]亦如皇帝心腹錦衣衛，《三垣筆記》記其金吾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下麵報來某案，並不直接捕人，“必故泄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143]甚至相互配合，形成“索賄一條龍”。當時一個很有名的言官吳昌時（後被處決），就和東廠達成默契，凡因行賄受賄受到偵緝的，先通報吳，由吳前去索數千金“方免”。更有甚者，吳昌時對此不但不隱諱，反而洋洋得意，屢對人言，李清說他就親眼曾見。[144]
及至弘光，君弱臣強格局益發明顯。此時，權力集團作為一個饕餮團夥，權臣已據主席，君上反而叨陪末座，隻是從中取一杯羮而已。朱由崧並非不欲多得，問題是得不到。天下之壞，令他處處須仰仗權臣；皇位得之於此，苟安復得之於此，哪裏能討價還價？九月二十八日，當淮揚巡撫田仰受大帥劉澤清慫恿，額外替後者“請餉”時，朱由崧答：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著與劉澤清從常措辦。[145]
語氣不掩怏怏，顯出心理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看看朱由崧迎接母後及為自己辦婚事時，在花錢上如何不能暢懷，即不難了解。從頭到尾，朱由崧沒有當過一天“像樣”的皇帝，不論在權力上，還是金錢和享樂上。他留下了不好的名聲，然而加以核實，無非是看看戲以及太後蒞臨前派人到民間“征女”。坊間傳說他在宮中如何縱淫腐化，據李清講皆為不實之詞。當然，並非他不想那樣。他也曾派人到各省直接搞錢，但實際搞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他最後作為俘虜從蕪湖押回南京時，“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麵”[146]，這寒酸的形象，仿佛又回到一年前作為福王被迎至南京的光景。
既然濁亂帶來巨大弊端，為何不採取健全、嚴謹的製度加以克服？答案也簡單：濁亂，其實是被喜歡和需要的。世上立權為私的製度，往往有意留下一些不周密、潦草、含混之處，給“特權”以迴旋空間。專製政體喜歡人治、迴避法治，歸根到底即因法治會剝奪某種特殊的“自由”，人治則有利於保存這種“自由”，使一小部分人最大限度享受權力帶來的利益。因此從經濟上講，專製政體就是通過掌控權力，確保少數人利益集團在社會分配秩序中的優先地位不被動搖。這種循權力大小搭建起來的分配秩序，完全比照著弱肉強食的動物法則。首先，在自己和人民之間，劃出一道界限，形成單獨的圈子，來分享比人民大得多的利益。其次，在他們內部，也有一些默認的規則。比如，君權強固時由皇帝及其親眷攫取最大好處；君權羸弱時，主要利益份額向權臣轉移，後者因此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的瘋狂撈取的黃金時間——歷史上，這種時間通常出現在王朝末年。
我們看明朝中期到晚期，便一直保持著兩個勢頭。一是貪慾本身在提速，二是貪慾的主體逐漸交接。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七“親王祿賜考”、“各府祿米”、“諸子公主歲供之數”，載有自國初至嘉靖之間，皇族歲貢、賞賜等錢物額度的變化和比對。《明史》食貨誌也記載著“仁、宣以來，乞請漸廣”，至憲宗“皇莊之名由此始”，大量田畝被皇室、宗藩侵奪的具體數據。[138]對裏麵的數據略事研究，就可清楚看見貪慾提速的軌跡：大致，中期以前雖一直也在上升，但趨勢尚緩，中期起突然加速，歷正德、嘉靖、萬曆三朝，逐浪而高，萬曆末年登峰造極。萬曆皇帝一生的聚斂事業，斬獲驚人，殊為盡興。然而達此成就的同時，他也使朱姓皇朝千瘡百孔，遍體潰爛，很多史家同意這樣的結論：明朝之亡，亡於萬曆。
崇禎有句名言：“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耳。”[139]貌似警人耳目，卻從根子上便錯了。他光顧給自己打分，覺得算不上亡國之君，卻忘掉之前幾位皇帝都很有亡國天分，早把亡國之事辦得差不多。到崇禎這兒，猛然發覺祖宗基業完蛋在即，試圖不當亡國之君，卻為時已晚。所謂“臣盡亡國之臣”，想把責任一古腦兒推到臣屬身上，實在並不厚道。
和自然界道理相同，獅子垂垂老矣或力所不支時，次一等的掠食者也就開始大顯身手。他們一直垂涎欲滴地等著，眼下豈容坐失良機？這個次級貪忮係統接替皇族貪忮係統開始瘋狂運轉的標誌，是魏忠賢集團出現。魏忠賢有如一團酵母，匯集了官僚階層的各種腐敗菌群，以最快的速度生長。
明朝從此進入君弱臣強、臣貪甚於君貪的格局，從天啟、崇禎到弘光，都是如此。喜歡當木匠的天啟皇帝，完全被魏忠賢玩於股掌。崇禎皇帝似乎強勢，不斷砍大臣腦袋，但這僅為表象而已。別的不說，那位兩次入閣拜相的周延儒，“賄來不逆，賄歉不責。故門人親故，自賄及為人行賄，不拒也。”[140]不光本人受賄，兄弟受賄，連兄弟的親家翁也大肆招賄：“路禮曹邁，與正儀（周延儒之弟）為兒女姻，復為招搖，候選候考者多趨焉。於是有以七千求詞林，五千求科，三千求道者。邁尋改吏部。”[141]索性直接從禮科調到吏部，專司幹部人事任用。又如皇家特務機關東廠，其辦案人員的方式是“擇肥而攀，俟罄擄既飽，然後呈廠”。[142]亦如皇帝心腹錦衣衛，《三垣筆記》記其金吾吳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下麵報來某案，並不直接捕人，“必故泄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143]甚至相互配合，形成“索賄一條龍”。當時一個很有名的言官吳昌時（後被處決），就和東廠達成默契，凡因行賄受賄受到偵緝的，先通報吳，由吳前去索數千金“方免”。更有甚者，吳昌時對此不但不隱諱，反而洋洋得意，屢對人言，李清說他就親眼曾見。[144]
及至弘光，君弱臣強格局益發明顯。此時，權力集團作為一個饕餮團夥，權臣已據主席，君上反而叨陪末座，隻是從中取一杯羮而已。朱由崧並非不欲多得，問題是得不到。天下之壞，令他處處須仰仗權臣；皇位得之於此，苟安復得之於此，哪裏能討價還價？九月二十八日，當淮揚巡撫田仰受大帥劉澤清慫恿，額外替後者“請餉”時，朱由崧答：東南餉額不滿五百萬，江北已給三百六十萬，豈能以有限之財，供無已之求？田仰著與劉澤清從常措辦。[145]
語氣不掩怏怏，顯出心理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看看朱由崧迎接母後及為自己辦婚事時，在花錢上如何不能暢懷，即不難了解。從頭到尾，朱由崧沒有當過一天“像樣”的皇帝，不論在權力上，還是金錢和享樂上。他留下了不好的名聲，然而加以核實，無非是看看戲以及太後蒞臨前派人到民間“征女”。坊間傳說他在宮中如何縱淫腐化，據李清講皆為不實之詞。當然，並非他不想那樣。他也曾派人到各省直接搞錢，但實際搞到多少又是另一回事。他最後作為俘虜從蕪湖押回南京時，“以無幔小轎入城，首蒙包頭，身衣藍布衣，以油扇掩麵”[146]，這寒酸的形象，仿佛又回到一年前作為福王被迎至南京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