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即位詔書之類，確乎都是官樣文章，其話語多半不必認真對待。但此番有所不同。這次，是明朝遭受重創、大行皇帝死於非命、國勢近於瓦解之際，倉猝間扶立新君、為此而發布的文告。它會如何談論、認識和總結所發生的一切呢？這是我們頗為好奇的事情。
果然，《監國諭》第一條就說：
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未平，軍興正棘，盡行蠲派，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二年以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卻。貪官猾胥朦朧混派，使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即行拿問，一麵題知。如撫按官徇私容庇，並行重處。[89]
包含三點內容：一、承認多年以來加派過重，民力竭窮；二、宣布停徵“三餉”中的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其他雜派（練餉之徵，即起於崇禎十二年），但此前兩項餉額，即遼餉和剿餉暫時不能停收；三、承認歷年除由國家明確規定的加派外，地方政府或“貪官猾胥”也有自作主張另行加派者，對此中央將派人會同地方官堅決製止。
雖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從來是新君即位的一個“習慣動作”，我們不必信以為真。不過，將上麵這段話從反麵讀，又自不同，它等於官方的一個自供狀：多年來，國家到底壞到什麽程度，又壞在什麽地方。關於“三餉”保留兩餉，附帶補充一個材料；《國榷》載：“又議赦書，史可法曰：‘天下半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未可除也。’”[90]經過如此，但據《監國詔》，談遷應該是將“遼餉”誤寫為了“練餉”。
歷數下來，《監國詔》欲“與民更始”的條款多達三十條。每一條，我都從反麵看，作為明朝所以走到今天的自供狀。本文先前涉及的明朝賦稅，不論傳統的、歷來要收的，或是因為“有事”而額外加派的，有兩個特點，即：一、都是大宗的，二、都是“合法”的（即由朝廷經過“合法”程序明文規定）。現在，經《監國詔》我們才獲知，除此之外尚有許許多多以各種名義、由地方或權勢者擅自收取的費用，這部分錢物也有兩個特點，一、極其瑣碎、分散，二、沒有任何合法性。
例如第二條中說，在漕糧運輸環節，“官旗”（官員、旗校）“向有劃會使用、酒席飯食、花紅（賞金）等項，民間所費不貲”，這些巧立名目的報銷入帳內容，最後也都“混征”在漕糧之內而由百姓負擔，是典型的借飽私囊、揮霍民脂現象，歷年由此究竟貪蠹多少，無法統計。著令禁止，“有仍前混征者，官吏、弁旗並行拿究。”[91]
第三條宣布，崇禎十四年以前“南北各項錢糧”，凡是百姓欠而未繳者，從此蠲免（已解在途者除外）。但特別強調，官吏不許將這一旨意向民眾瞞而不宣，而繼續“混征”；其次，已解在途的部分，不許官吏“通同侵盜”，亦即借朝廷蠲免之機將民已繳納、已在運往國庫的錢糧竊為己有。[92]從所強調的這兩點，足可想像各地吏治之壞達於何種地步，誠所謂“碩鼠”滿地。
第四條說：“江南、浙西之民，最苦白糧一項，合行改折一半。”[93]所謂“白糧”，是明代一種“特供品”，取自蘇州、嘉興等江南五府，以當地所產優質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經漕運輸往京師，供應宮廷、宗人府（皇親）或作為百官俸祿之用。轉用我們當代語彙，就是“特權階層”之專用物資。除悉數取自江南，它另有一特點，即“民收民解”，農民不單按期按量繳糧，還要自行組織運輸；一句話：一條龍服務，負責到底。此項費用極其浩巨，史稱“民一點糧解，未有不賠累、破家、流涕、殞命者”，“江南力役重大莫如糧解”。[94]
第五條：“十庫錢糧……不許私派擾民。”[95]需要注意的，是“私派”二字。既申禁止，就可知其存在；並且，不到相當程度，顯然也無須上諭特申。
第十三條：“近因餉匱，派報營官富戶助餉，甚為騷擾。除曾奉明旨酌減外，其餘盡準豁免。但寇亂未靖，軍興不敷，各人亦應捐輸助國，以勵同仇，即照捐數多寡，分別甄錄。”[96]此條雖與普通民眾無關，卻同樣逾於法外，我們不因被“騷擾”者是富人，就覺得可以容納一種非法行徑。重要的是，這個朝廷已完全不講規矩，以致捐款都成為搞錢、勒索的方式。
第十四條：“關稅增加太多，大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禎三年舊額，征解其正稅，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項，盡行除免。如有額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大法不赦。至於柴米二項，原無額稅，近年自私設立，甚至借名禁糴，索騙多端，殊為可恨，以後俱行裁免。又各關冗員、冗役為害商民，須撫按官嚴行清察，務令裁就原額，如徇情虛應，定坐通同之罪。”[97]此條所涉，係商業稅及財物流通中產生的收費。明朝的苛捐雜稅以及因腐敗而來的濫收、亂收，於茲洋洋大觀。詔書表明，明末之稅，除所謂“正稅”亦即依法而收的外，還以新加、私派、捐助等方式增設了許多別的稅。這需要特別注意，因為既然是“巧立名色”、亂增亂設，必然不列入財政統計之內，換言之，人民賦稅負擔實際遠遠大於官方匯總的數額。這些妄行增設的稅收，多少入了國庫，多少被地方和官吏“婪行侵肥”，隻能是無法確知的謎。這且不論，更有一些費用，連“徵收”的名義都沒有，而是官吏們假公權直接從事“索騙”。詔書中提到“借名禁糴”，禁糴，是特殊情況（例如災荒）下實行的糧食貿易管製[98]，卻被官吏藉以索賄、敲詐商賈。至於“各關冗員、冗役”一句，尤其可怕，它描繪出明末稅務機關因瘋狂斂財之需而膨脹不已，人員大超“原額”，形成一支“為害商民”的收費大軍，這種現象因有巨大利益驅動，似乎已成痼疾，致詔書一麵厲命“嚴行清察”、“務令裁就原額”，一麵非常擔心旨意被“徇情虛應”，根本得不到執行。
果然，《監國諭》第一條就說：
連年因寇猖獗，急欲蕩平，因而加派繁興，政多苟且，在朝廷原非得已，而民力則已困窮。今寇未平，軍興正棘，盡行蠲派，實所不能，姑先將新加練餉及十二年以後一切雜派，盡行蠲免，其餘新舊兩餉及十二年以前各項額徵，暫且仍舊，俟寇平之日，再行減卻。貪官猾胥朦朧混派，使朝廷嘉惠窮民之意不獲下究，詔差官會同撫按官即行拿問，一麵題知。如撫按官徇私容庇，並行重處。[89]
包含三點內容：一、承認多年以來加派過重，民力竭窮；二、宣布停徵“三餉”中的練餉，及崇禎十二年以後其他雜派（練餉之徵，即起於崇禎十二年），但此前兩項餉額，即遼餉和剿餉暫時不能停收；三、承認歷年除由國家明確規定的加派外，地方政府或“貪官猾胥”也有自作主張另行加派者，對此中央將派人會同地方官堅決製止。
雖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從來是新君即位的一個“習慣動作”，我們不必信以為真。不過，將上麵這段話從反麵讀，又自不同，它等於官方的一個自供狀：多年來，國家到底壞到什麽程度，又壞在什麽地方。關於“三餉”保留兩餉，附帶補充一個材料；《國榷》載：“又議赦書，史可法曰：‘天下半壞，歲賦不過四百五十餘萬，將來軍餉繁費，則練餉剿餉等項未可除也。’”[90]經過如此，但據《監國詔》，談遷應該是將“遼餉”誤寫為了“練餉”。
歷數下來，《監國詔》欲“與民更始”的條款多達三十條。每一條，我都從反麵看，作為明朝所以走到今天的自供狀。本文先前涉及的明朝賦稅，不論傳統的、歷來要收的，或是因為“有事”而額外加派的，有兩個特點，即：一、都是大宗的，二、都是“合法”的（即由朝廷經過“合法”程序明文規定）。現在，經《監國詔》我們才獲知，除此之外尚有許許多多以各種名義、由地方或權勢者擅自收取的費用，這部分錢物也有兩個特點，一、極其瑣碎、分散，二、沒有任何合法性。
例如第二條中說，在漕糧運輸環節，“官旗”（官員、旗校）“向有劃會使用、酒席飯食、花紅（賞金）等項，民間所費不貲”，這些巧立名目的報銷入帳內容，最後也都“混征”在漕糧之內而由百姓負擔，是典型的借飽私囊、揮霍民脂現象，歷年由此究竟貪蠹多少，無法統計。著令禁止，“有仍前混征者，官吏、弁旗並行拿究。”[91]
第三條宣布，崇禎十四年以前“南北各項錢糧”，凡是百姓欠而未繳者，從此蠲免（已解在途者除外）。但特別強調，官吏不許將這一旨意向民眾瞞而不宣，而繼續“混征”；其次，已解在途的部分，不許官吏“通同侵盜”，亦即借朝廷蠲免之機將民已繳納、已在運往國庫的錢糧竊為己有。[92]從所強調的這兩點，足可想像各地吏治之壞達於何種地步，誠所謂“碩鼠”滿地。
第四條說：“江南、浙西之民，最苦白糧一項，合行改折一半。”[93]所謂“白糧”，是明代一種“特供品”，取自蘇州、嘉興等江南五府，以當地所產優質白熟粳米、白熟糯米，經漕運輸往京師，供應宮廷、宗人府（皇親）或作為百官俸祿之用。轉用我們當代語彙，就是“特權階層”之專用物資。除悉數取自江南，它另有一特點，即“民收民解”，農民不單按期按量繳糧，還要自行組織運輸；一句話：一條龍服務，負責到底。此項費用極其浩巨，史稱“民一點糧解，未有不賠累、破家、流涕、殞命者”，“江南力役重大莫如糧解”。[94]
第五條：“十庫錢糧……不許私派擾民。”[95]需要注意的，是“私派”二字。既申禁止，就可知其存在；並且，不到相當程度，顯然也無須上諭特申。
第十三條：“近因餉匱，派報營官富戶助餉，甚為騷擾。除曾奉明旨酌減外，其餘盡準豁免。但寇亂未靖，軍興不敷，各人亦應捐輸助國，以勵同仇，即照捐數多寡，分別甄錄。”[96]此條雖與普通民眾無關，卻同樣逾於法外，我們不因被“騷擾”者是富人，就覺得可以容納一種非法行徑。重要的是，這個朝廷已完全不講規矩，以致捐款都成為搞錢、勒索的方式。
第十四條：“關稅增加太多，大為商民之害。今止照崇禎三年舊額，征解其正稅，之外一切新加、私派、捐助等項，盡行除免。如有額外巧立名色，婪行侵肥，大法不赦。至於柴米二項，原無額稅，近年自私設立，甚至借名禁糴，索騙多端，殊為可恨，以後俱行裁免。又各關冗員、冗役為害商民，須撫按官嚴行清察，務令裁就原額，如徇情虛應，定坐通同之罪。”[97]此條所涉，係商業稅及財物流通中產生的收費。明朝的苛捐雜稅以及因腐敗而來的濫收、亂收，於茲洋洋大觀。詔書表明，明末之稅，除所謂“正稅”亦即依法而收的外，還以新加、私派、捐助等方式增設了許多別的稅。這需要特別注意，因為既然是“巧立名色”、亂增亂設，必然不列入財政統計之內，換言之，人民賦稅負擔實際遠遠大於官方匯總的數額。這些妄行增設的稅收，多少入了國庫，多少被地方和官吏“婪行侵肥”，隻能是無法確知的謎。這且不論，更有一些費用，連“徵收”的名義都沒有，而是官吏們假公權直接從事“索騙”。詔書中提到“借名禁糴”，禁糴，是特殊情況（例如災荒）下實行的糧食貿易管製[98]，卻被官吏藉以索賄、敲詐商賈。至於“各關冗員、冗役”一句，尤其可怕，它描繪出明末稅務機關因瘋狂斂財之需而膨脹不已，人員大超“原額”，形成一支“為害商民”的收費大軍，這種現象因有巨大利益驅動，似乎已成痼疾，致詔書一麵厲命“嚴行清察”、“務令裁就原額”，一麵非常擔心旨意被“徇情虛應”，根本得不到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