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所講的“古代”，比我們現在一般所稱早很多，起碼在春秋以前，亦即早期國家時期。“賦而不稅”的意思，是當時隻有賦還沒有稅。不過“但賦地力，不征地租”這句話，中間缺少一些環節，乍看不易理解；而胡適隨後的解釋也不完全恰當——之所以在賦以外又出現了稅，原因並非“國用不足”，主要是“公田”之外出現一定規模的“私田”，對於後者，國家以收取租費的方式加以承認，並使之與前者相區別，這便是起初稅的由來。
我們應注意“賦”這個字的古義，與兵、行伍、兵役相通。《論語·公冶長》：“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朱熹註解說：“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5]又，《周禮·地官·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玄註解說：“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6]胡適所論就是據這一句。其實，我們留心一下“賦”字的組成——一個“貝”加一個“武”——即略知它的原意。貝殼在文明早期曾用作貨幣，以“貝”為偏旁的字一般都與財物有關，故而“貝”、“武”為伍，無非是以財助武。由此可見，賦最初產生時，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國家乃利益共同體，它向人民提供保護，人民也須一齊出力使國家擁有這種能力。怎樣出力呢？一是物力，如糧食、車輛、工具、布帛等各種物資（貨幣發達後，也包括金錢）；一是人力，包括服兵役或被征為勞役。
當時主要以田地的多少來分配和計算所承擔賦的大小，所以也稱“田賦”，此即胡適所謂“賦是地力所出”。但春秋以前，土地還不曾私有化，土地是以“分茅列土”的方式，封賞給諸侯領主。名義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統統屬於王者，封國之君隻是領有其地，但後者負責組織耕種並享受部分利益。這當中，涉及到古代田製問題，例如“井田”是否存在，由於文獻不足，歷來爭論無定，我們在此不便也不須具體介入。不過應能肯定，在古代土地所有權方麵，不是後來的個人私有性質，而是所謂“公田”（“公”在這裏，不宜等同或套用現今之“全民所有”概念），其法定擁有者是王室，王室則將土地世襲領屬權授予諸侯領主。根據古籍，“公田”產生的賦，為十取其一。阮刻本《十三經註疏·春秋左傳正義》說：“公田之法，十取其一。”[7]孔穎達疏引趙岐注曰：“民耕五十畝而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8]不過，這十取其一之賦，是盡歸王室，還是諸侯領主亦從中分一杯羹，不得而知。魯哀公曾對孔子學生有若說：“二，吾猶不足。”田賦從十取其一提高到十取其二，他仍覺不夠用。對此有若做出了那個有名的回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9]從這番問答，似乎田賦並不通通歸於王室，諸侯領主也部分據為己有，也許這是春秋時期王室開始衰微以後的情形。
綜上所述，古代由“公田”產生的賦，不是勞動者個人與國家之間發生的關係，而是諸侯領主作為“王土”領屬者向國家（王室）履行的義務。借《詩經·小雅·北山之什》中《北山》一詩，我們粗粗知道一點具體情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盬：止息，停歇），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10]
詩以諸侯領主治下某小吏口吻寫成，他終年忙碌、筋疲力盡，以應“王事”，而感嘆著“王事靡盬”。頭一句所提到的枸杞，便是王室貢賦的內容之一。他還抱怨，雖然“莫非王臣”，但“大夫”（高級官員）卻置身事外，“燕燕居息”、“息偃在床”、“不知叫號”，貢賦壓力都在“我”這種小吏身上。既然小吏都為此“盡瘁事國”、“慘慘劬勞”，則從事實際生產的勞動者，負擔更可想而知；對於他們，作者以“叫號”（呼叫號哭）給予形容。
“賦而不稅”的情形，是隨王權的興衰而改變的。孔子於《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記道：“初稅畝。”[11]不多不少，隻有這三個字，然而，“微言大義”。這三個字，標誌中國歷史一大變故，千百年來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稅”字，就此立足。
左丘明替孔子這貌似不動聲色的三個字，作了是非明確的“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12]
有關這句話，我們援引一下胡適的看法。他說：“藉字訓借，借民力耕田，公家分其所收，故叫做藉。”又說：“藉即是賦”。[13]也就是說，左丘明指出，初稅畝是不講“禮”、違反古製的，自古民力所出隻有十取其一的賦，如今卻超出於此再收一份，這是與民爭財、奪財於民。他的用心極好，不過初稅畝的提出，卻並不隻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其背後，是私田的大量出現。
我們應注意“賦”這個字的古義，與兵、行伍、兵役相通。《論語·公冶長》：“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朱熹註解說：“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所謂‘悉索敝賦’是也。”[5]又，《周禮·地官·小司徒》：“以任地事而令貢賦。”鄭玄註解說：“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6]胡適所論就是據這一句。其實，我們留心一下“賦”字的組成——一個“貝”加一個“武”——即略知它的原意。貝殼在文明早期曾用作貨幣，以“貝”為偏旁的字一般都與財物有關，故而“貝”、“武”為伍，無非是以財助武。由此可見，賦最初產生時，理由也是堂堂正正的：國家乃利益共同體，它向人民提供保護，人民也須一齊出力使國家擁有這種能力。怎樣出力呢？一是物力，如糧食、車輛、工具、布帛等各種物資（貨幣發達後，也包括金錢）；一是人力，包括服兵役或被征為勞役。
當時主要以田地的多少來分配和計算所承擔賦的大小，所以也稱“田賦”，此即胡適所謂“賦是地力所出”。但春秋以前，土地還不曾私有化，土地是以“分茅列土”的方式，封賞給諸侯領主。名義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統統屬於王者，封國之君隻是領有其地，但後者負責組織耕種並享受部分利益。這當中，涉及到古代田製問題，例如“井田”是否存在，由於文獻不足，歷來爭論無定，我們在此不便也不須具體介入。不過應能肯定，在古代土地所有權方麵，不是後來的個人私有性質，而是所謂“公田”（“公”在這裏，不宜等同或套用現今之“全民所有”概念），其法定擁有者是王室，王室則將土地世襲領屬權授予諸侯領主。根據古籍，“公田”產生的賦，為十取其一。阮刻本《十三經註疏·春秋左傳正義》說：“公田之法，十取其一。”[7]孔穎達疏引趙岐注曰：“民耕五十畝而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為賦。”[8]不過，這十取其一之賦，是盡歸王室，還是諸侯領主亦從中分一杯羹，不得而知。魯哀公曾對孔子學生有若說：“二，吾猶不足。”田賦從十取其一提高到十取其二，他仍覺不夠用。對此有若做出了那個有名的回答：“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9]從這番問答，似乎田賦並不通通歸於王室，諸侯領主也部分據為己有，也許這是春秋時期王室開始衰微以後的情形。
綜上所述，古代由“公田”產生的賦，不是勞動者個人與國家之間發生的關係，而是諸侯領主作為“王土”領屬者向國家（王室）履行的義務。借《詩經·小雅·北山之什》中《北山》一詩，我們粗粗知道一點具體情形：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盬：止息，停歇），憂我父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床，或不已於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10]
詩以諸侯領主治下某小吏口吻寫成，他終年忙碌、筋疲力盡，以應“王事”，而感嘆著“王事靡盬”。頭一句所提到的枸杞，便是王室貢賦的內容之一。他還抱怨，雖然“莫非王臣”，但“大夫”（高級官員）卻置身事外，“燕燕居息”、“息偃在床”、“不知叫號”，貢賦壓力都在“我”這種小吏身上。既然小吏都為此“盡瘁事國”、“慘慘劬勞”，則從事實際生產的勞動者，負擔更可想而知；對於他們，作者以“叫號”（呼叫號哭）給予形容。
“賦而不稅”的情形，是隨王權的興衰而改變的。孔子於《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記道：“初稅畝。”[11]不多不少，隻有這三個字，然而，“微言大義”。這三個字，標誌中國歷史一大變故，千百年來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稅”字，就此立足。
左丘明替孔子這貌似不動聲色的三個字，作了是非明確的“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12]
有關這句話，我們援引一下胡適的看法。他說：“藉字訓借，借民力耕田，公家分其所收，故叫做藉。”又說：“藉即是賦”。[13]也就是說，左丘明指出，初稅畝是不講“禮”、違反古製的，自古民力所出隻有十取其一的賦，如今卻超出於此再收一份，這是與民爭財、奪財於民。他的用心極好，不過初稅畝的提出，卻並不隻是簡單的道德問題。其背後，是私田的大量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