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公告地方：
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80]
既明確“叛逆”應予追究，又指出“正義”不能用以違法，一切都該分清是非，納入法度解決。他以理性和清明，阻止了亂局蔓延。
六
江南這場騷亂，不止是一時一地的激變事件。事實上，它傳遞了一種重要的歷史信息，在中國倫理意識和文化心理演變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此前在中國，投降現象雖不正麵，卻似乎未至千夫所指、切齒憎惡。漢代大儒揚雄就有這種“汙點”，曾作《劇秦美新》諛王莽新朝，但當時並不為此改變對他的評價，他死時，桓譚盛讚其學“必傳”，說他“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81]三國中，降來降去頗為普通，或自動降，或被勸降，或無奈而降——徐庶因孝降於曹操，即是一例。乃至還有“詐降”，把投降作為軍事智慧加以運用。此外，如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降而叛，叛而再降，反反覆覆，一方略無愧色，另一方也寬宏大量。隻要對方比自己高明，就服輸願降；如又心感不甘，卻不妨翻悔……直至徹底服帖，整個過程非常坦然，絲毫不存心理負擔。
也曾有因投降遭嚴厲製裁的例子。最著名的，大概是武帝時的漢將李陵。他於天漢二年（前99）以五千兵力，在浚稽山一帶（今蒙古境內）迎擊匈奴八萬騎兵，終於不支，被俘、投降。“聞陵降，上怒甚。”不過，暫時亦未如何。一年多後，武帝派將軍公孫敖“深入匈奴迎陵”，無功而返，卻從匈奴俘虜口中得知，“李陵教單於為兵以備漢軍”。這令武帝大開殺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細辨之，武帝滅門之懲非因李陵投降，而為他膽敢訓練和幫助敵軍。隻可惜這是錯誤的情報，幫助單於練兵的並非李陵，而是名叫李緒的另一降將，大概匈奴老外分不清中國人姓名，誤以李緒為李陵。後來，“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李陵降敵之事，當時輿論並不以為多麽可恥。太史令司馬遷便公開辯護說，“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轉鬥千裏，矢盡道窮”，“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認為他雖敗猶榮，實為英雄。[82]
甚至宋代，情形亦未至於明代的樣子。比如聲名赫赫的楊家將之“楊老令公”。他本名楊業。對於這個人物，很多人是從小說戲曲得以了解，在那裏麵，他被改名“楊繼業”。京劇《李陵碑》描寫，楊繼業於最後的困境中，毅然碰死於李陵碑，所以此戲別名《碰碑》。這其實不是事實。《宋史·楊業傳》記載，楊業在一個叫陳家穀的地方遭到圍困，“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83]換言之，他沒有“英勇就義”，而是當了俘虜，被俘後第三天絕食而死。明清小說戲曲的改動，說明對楊繼業居然當了俘虜這一點已不能接受，而是“白玉微瑕”，於是安排他自盡，且刻意杜撰一個血濺“李陵”之碑的情節。這苦心一筆，悄然透露了道德倫理的極致之變。
這種演進，其大背景不難回答，無非是儒家思想。不過，如此一語帶過，未免馬虎。為有切實認識，需要旁搜遠紹，搞清其觀念上的流變。在此，我們的探源工作從一個關鍵詞著手，亦即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忠”。為什麽從它著手？因為投降所以“可惡”，就是因它而起。若非這個字，人們對於投降就不必有那麽大的義憤。投降等於背叛；背叛等於不忠，是一套關聯話語與邏輯。既如此，就一定要先到源頭看一看。
於是，我找來《論語》和《孟子》，以乏味然而可靠的檢索方式，對“忠”的每個出處及語義，一一稽考，結果有些意外。
七
在《論語》裏，“忠”總共出現十六次，比預計的少。而《孟子》中更少得可憐，隻出現了六次，與現在作為中華“四字美德”而居首的地位，太不相稱。我又發現，在孔子及其弟子那裏，“忠”似乎隻是人的一般優良品質，並不專屬於“臣之事君”。《論語》固然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84]，卻還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85]“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86]所指對象，都是“人”而非“君”。另外，“忠”字在孔子口中，基本含義是講真話，根本沒有後世禮教那些沉重內容。他常將“忠“與“信”並提，稱為“忠信”；“信”乃心之誠，“忠”是言之誠。所以，“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87]又說：“忠焉，能勿誨乎？”[88]意思是，要講真話，同時善於使人接受；對某人“忠”，就不能不把心裏話和盤托出。
至於孟子，他對“忠”的解釋，更明確地作為人性善的一種，抑或完善人格的體現。他說：“教人以善謂之忠。”[89]與政治、做官無關：“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90]“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91]做官隻表示安富尊榮罷了，能以人品吸引很多人相追隨，才說明他“孝悌忠信”。對於君主，孟夫子不認為有何“必忠”的道理，“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92]，彼此是講道理和對等的關係。尤其以下一句，簡直振聾發聵：“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93]無異乎說，君主無道就該遭到背叛。
叛逆不可名，忠義不可矜，毋借鋤逆報私怨，毋假勤王造禍亂。[80]
既明確“叛逆”應予追究，又指出“正義”不能用以違法，一切都該分清是非，納入法度解決。他以理性和清明，阻止了亂局蔓延。
六
江南這場騷亂，不止是一時一地的激變事件。事實上，它傳遞了一種重要的歷史信息，在中國倫理意識和文化心理演變中，具有標誌性意義。
此前在中國，投降現象雖不正麵，卻似乎未至千夫所指、切齒憎惡。漢代大儒揚雄就有這種“汙點”，曾作《劇秦美新》諛王莽新朝，但當時並不為此改變對他的評價，他死時，桓譚盛讚其學“必傳”，說他“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81]三國中，降來降去頗為普通，或自動降，或被勸降，或無奈而降——徐庶因孝降於曹操，即是一例。乃至還有“詐降”，把投降作為軍事智慧加以運用。此外，如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降而叛，叛而再降，反反覆覆，一方略無愧色，另一方也寬宏大量。隻要對方比自己高明，就服輸願降；如又心感不甘，卻不妨翻悔……直至徹底服帖，整個過程非常坦然，絲毫不存心理負擔。
也曾有因投降遭嚴厲製裁的例子。最著名的，大概是武帝時的漢將李陵。他於天漢二年（前99）以五千兵力，在浚稽山一帶（今蒙古境內）迎擊匈奴八萬騎兵，終於不支，被俘、投降。“聞陵降，上怒甚。”不過，暫時亦未如何。一年多後，武帝派將軍公孫敖“深入匈奴迎陵”，無功而返，卻從匈奴俘虜口中得知，“李陵教單於為兵以備漢軍”。這令武帝大開殺戒，“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細辨之，武帝滅門之懲非因李陵投降，而為他膽敢訓練和幫助敵軍。隻可惜這是錯誤的情報，幫助單於練兵的並非李陵，而是名叫李緒的另一降將，大概匈奴老外分不清中國人姓名，誤以李緒為李陵。後來，“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李陵降敵之事，當時輿論並不以為多麽可恥。太史令司馬遷便公開辯護說，“陵提步卒不滿五千”，“轉鬥千裏，矢盡道窮”，“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認為他雖敗猶榮，實為英雄。[82]
甚至宋代，情形亦未至於明代的樣子。比如聲名赫赫的楊家將之“楊老令公”。他本名楊業。對於這個人物，很多人是從小說戲曲得以了解，在那裏麵，他被改名“楊繼業”。京劇《李陵碑》描寫，楊繼業於最後的困境中，毅然碰死於李陵碑，所以此戲別名《碰碑》。這其實不是事實。《宋史·楊業傳》記載，楊業在一個叫陳家穀的地方遭到圍困，“馬重傷不能進，遂為契丹所擒。”[83]換言之，他沒有“英勇就義”，而是當了俘虜，被俘後第三天絕食而死。明清小說戲曲的改動，說明對楊繼業居然當了俘虜這一點已不能接受，而是“白玉微瑕”，於是安排他自盡，且刻意杜撰一個血濺“李陵”之碑的情節。這苦心一筆，悄然透露了道德倫理的極致之變。
這種演進，其大背景不難回答，無非是儒家思想。不過，如此一語帶過，未免馬虎。為有切實認識，需要旁搜遠紹，搞清其觀念上的流變。在此，我們的探源工作從一個關鍵詞著手，亦即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忠”。為什麽從它著手？因為投降所以“可惡”，就是因它而起。若非這個字，人們對於投降就不必有那麽大的義憤。投降等於背叛；背叛等於不忠，是一套關聯話語與邏輯。既如此，就一定要先到源頭看一看。
於是，我找來《論語》和《孟子》，以乏味然而可靠的檢索方式，對“忠”的每個出處及語義，一一稽考，結果有些意外。
七
在《論語》裏，“忠”總共出現十六次，比預計的少。而《孟子》中更少得可憐，隻出現了六次，與現在作為中華“四字美德”而居首的地位，太不相稱。我又發現，在孔子及其弟子那裏，“忠”似乎隻是人的一般優良品質，並不專屬於“臣之事君”。《論語》固然說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84]，卻還說過“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85]“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86]所指對象，都是“人”而非“君”。另外，“忠”字在孔子口中，基本含義是講真話，根本沒有後世禮教那些沉重內容。他常將“忠“與“信”並提，稱為“忠信”；“信”乃心之誠，“忠”是言之誠。所以，“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87]又說：“忠焉，能勿誨乎？”[88]意思是，要講真話，同時善於使人接受；對某人“忠”，就不能不把心裏話和盤托出。
至於孟子，他對“忠”的解釋，更明確地作為人性善的一種，抑或完善人格的體現。他說：“教人以善謂之忠。”[89]與政治、做官無關：“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90]“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91]做官隻表示安富尊榮罷了，能以人品吸引很多人相追隨，才說明他“孝悌忠信”。對於君主，孟夫子不認為有何“必忠”的道理，“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92]，彼此是講道理和對等的關係。尤其以下一句，簡直振聾發聵：“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93]無異乎說，君主無道就該遭到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