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說一下，王孫蕙對於藏在袖中的那篇奏章，很下了一番功夫，可謂得意之作。中有佳句：“燕北既歸，宜拱河山而受籙；江南一下，當羅子女以承恩。”一時盛傳。宋企郊傳達了李自成的評價：“主上以公表及周庶常草詔，可作新朝雙璧。”[19]“周庶常”指周鍾，其《勸進表》也寫出了漂亮的頌詞，稍後我們可以欣賞。
三月二十三日，崇禎遺體收殮入棺，陳放於東華門某庵，命明朝官員前來告別。文秉《烈皇小識》述其場景：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20]
“哭拜”，表示對死者仍守君臣之分；“拜而不哭”，則是既不願落得忘恩負義的罵名，又忌憚開罪新統治者、引火燒身；至於“睥睨過之”，當然是清楚地表示與舊主一刀兩斷。第一種人僅三十位，第二種六十位，而第三種多到不必計數，以“餘皆”二字括之。我們難以確切說出明朝京官總數。從《憲宗實錄》中看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亦即朱棣忌辰那一天，於奉先殿舉祭，點名後發現“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員”。[21]前麵所引《明季北略》，也稱三月二十一日在承天門投順的人數，有一千三百多；而“廿三辛亥諸臣點名”一條，又有“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千餘人”[22]之句。可見明朝京官是個相當龐大的群體。他們當中，隻有三十人做到仍然效忠崇禎皇帝，六十人願意承認曾經是崇禎皇帝的臣屬，餘下的，全部“睥睨過之”了。
這比例有些驚人。
三
在中國，投降屬於醜行，一般認為投降者多是些品質低劣或駁雜的人。然而甲申之變，人們發現並非如此。降附名單中不少人，歷來“遇事敢言”、“有直聲”，清議甚佳，乃至是東林、復社名士。例如陳名夏、周鍾、侯恂、龔鼎孳、魏學濂、張家玉、方以智，包括前麵曾經提過的楊枝起。在盛行以名節論是非的明末政壇，這令人大跌眼鏡，構成十足的反諷。到弘光間，過去一直作為“小人”而被打壓的阮大鋮之流，對此如獲至寶，以“順案”之名（以李自成號“大順”及諸臣投順，一語雙關）打擊報復，雖屬借題發揮，卻也有根有據。
侯恂，河南歸德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桃花扇》主角侯方域之父，前戶部尚書、東林耆宿，名將左良玉所以政治上傾向於東林，就是因為曾受侯恂提攜。他於崇禎九年（1636）因失職而下獄；三月二十日，闖軍克京翌日，他便和另一罪臣董心葵自獄中放出，二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二十三日午門點名，眾降官“囚服立午門外”，“日晡，自成出，據黼座”，侯恂則作為投誠模範，與大順諸要人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等，登上午門、“在主席台就座”了。[23]他在大順政權中的官職是“工政大堂”[24]，等同明朝的工部尚書。然《甲申核真略》有獨家之說，稱闖軍欲用侯恂為侍郎，“恂不肯，要以大拜，賊即許之，俟東征旋師如約”，即等李自成從山海關班師後正式舉大拜之禮，末了，“賊敗歸西走，因不果”。[25]楊士聰既以親歷者身份述之，我們便引在這裏備聞。但這一材料隻涉及侯恂是否正式授職，不涉及是否投降，後一事實還是不變的。
陳名夏，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1643）會元、探花，官編修，兼戶、兵科都給事中。他是復社大才子，歸降李闖後，仍授編修。有關他的投降，《明季北略》講了一段曲折故事。城陷後，陳名夏匿於其北京小妾娘家。得知崇禎煤山自縊凶信，幾次自殺，都被小妾一家解救。之後，潛出逃遁，途中被闖軍抓獲。不料，審訊他的闖軍王姓刑官，原係山西諸生，昔時南遊受困，在溧陽遇到陳名夏，陳留其一飯並贈程儀少許。此事與其人，陳名夏早已忘卻，王某卻銘記在心，此時邂逅，即刻相認。陳因而免禍，但“涕泣求去”，王某卻說：“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大用。”陳堅不從，悄悄溜走，途中又遭俘獲，陳自稱係被王某所釋，於是送回王處。這次，因王某薦舉之故，被授編修；其間，又因有親戚打著他的名號，得王某寬刑減罪，“於是陳通賊之名大著”。而陳名夏對所授“偽職”終不肯就，“日夜求歸”，王某拗不過，“乃贈其行貲，陰護出城，故陳歸最早”。計六奇說，故事得之“北來一友，述之甚詳”；同時又表示，這與一般所知究竟大相逕庭，“未敢擅為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俟公論。”[26]即便陳名夏降闖之事存疑，他於弘光元年從“從賊案”脫身，跑到河北大名府降清[27]卻是千真萬確。他是清朝的第一任吏部“漢尚書”，後至“宰相”（弘文院大學士），為清初“南臣領袖”。
魏學濂，浙江嘉善人，東林巨擘魏大中次子。他一家在明末聲望極高，海內景仰。乃父英名不必說，即其兄長、魏大中長子魏學洢，也被目為人間楷模。魏大中獄中慘死後，魏學洢領得父親屍體，千裏“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為孝子”。[28]魏學濂本人到甲申之變前，也都高風亮節，“有盛名”[29]，曾在崇禎元年從浙江徒步至京上訪，伏闕訟冤，血書上疏，致“天子改容”[30]，對推動東林黨冤假錯案平反，有重大貢獻。李自成逼進京師，他屢有建言，引起崇禎重視，特別召見，準備委以重任。“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頹其家聲。”[31]《平寇誌》、《甲申朝事小紀》等，都明確記載他就任大順“吏政府”司務，後來官方《明史》也採取了這一說法。但其降附經過，撲朔迷離，諸說竟至懸殊。一說城陷後魏學濂與陳名夏、吳爾壎、方以智相遇於金水橋，大家商議以死報先帝，魏學濂反對，說：“死易爾，顧事有可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並說出了太子等尚在，自己所聯絡的真定、保定義師“旦暮且至”這樣的理由。後傳來太子被捉並遇害的消息，而所約義師遲遲不至，於是，魏學濂賦絕命詩二首而自縊。這段敘述，毫未提及降附之事，此為“未降說”。然而，《明季北略》同時也錄述了截然相反的說法。例如《忠逆史》：“學濂初聞賊急，有老僕經事大中（自魏大中時即為魏家僕人），勸主人盡忠，勿負先老爺一生名節，學濂唯唯。先以事遣此仆歸，遂率先投款。初改外任，以韓霖薦，留用，授偽戶政府司務。”《北回目擊定案》則描述了魏學濂做“偽官”的情狀：乘一頭驢，“穿偽式黃袍，負一偽敕，在草場閱芻，指揮得意。”[32]除上述敘事外，彭孫貽《平寇誌》亦陳有具體經過：學濂與山西解元韓霖同受天主教，霖薦學濂於金星。學濂廷謁，金星曰：“汝是忠孝之家，必當錄用。”引見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過早知天命有歸耳。”授戶政府司務，學濂獻平兩浙策。[33]
三月二十三日，崇禎遺體收殮入棺，陳放於東華門某庵，命明朝官員前來告別。文秉《烈皇小識》述其場景：諸臣哭拜者三十人，拜而不哭者六十人，餘皆睥睨過之。[20]
“哭拜”，表示對死者仍守君臣之分；“拜而不哭”，則是既不願落得忘恩負義的罵名，又忌憚開罪新統治者、引火燒身；至於“睥睨過之”，當然是清楚地表示與舊主一刀兩斷。第一種人僅三十位，第二種六十位，而第三種多到不必計數，以“餘皆”二字括之。我們難以確切說出明朝京官總數。從《憲宗實錄》中看到，成化二十三年七月乙卯，亦即朱棣忌辰那一天，於奉先殿舉祭，點名後發現“文武官不至者一千一百一十八員”。[21]前麵所引《明季北略》，也稱三月二十一日在承天門投順的人數，有一千三百多；而“廿三辛亥諸臣點名”一條，又有“百官囚服立午門外，約四千餘人”[22]之句。可見明朝京官是個相當龐大的群體。他們當中，隻有三十人做到仍然效忠崇禎皇帝，六十人願意承認曾經是崇禎皇帝的臣屬，餘下的，全部“睥睨過之”了。
這比例有些驚人。
三
在中國，投降屬於醜行，一般認為投降者多是些品質低劣或駁雜的人。然而甲申之變，人們發現並非如此。降附名單中不少人，歷來“遇事敢言”、“有直聲”，清議甚佳，乃至是東林、復社名士。例如陳名夏、周鍾、侯恂、龔鼎孳、魏學濂、張家玉、方以智，包括前麵曾經提過的楊枝起。在盛行以名節論是非的明末政壇，這令人大跌眼鏡，構成十足的反諷。到弘光間，過去一直作為“小人”而被打壓的阮大鋮之流，對此如獲至寶，以“順案”之名（以李自成號“大順”及諸臣投順，一語雙關）打擊報復，雖屬借題發揮，卻也有根有據。
侯恂，河南歸德人，明末四公子之一、《桃花扇》主角侯方域之父，前戶部尚書、東林耆宿，名將左良玉所以政治上傾向於東林，就是因為曾受侯恂提攜。他於崇禎九年（1636）因失職而下獄；三月二十日，闖軍克京翌日，他便和另一罪臣董心葵自獄中放出，二人“備言中國情形及江南勢要，自成大賞之”。二十三日午門點名，眾降官“囚服立午門外”，“日晡，自成出，據黼座”，侯恂則作為投誠模範，與大順諸要人牛金星、劉宗敏、李過等，登上午門、“在主席台就座”了。[23]他在大順政權中的官職是“工政大堂”[24]，等同明朝的工部尚書。然《甲申核真略》有獨家之說，稱闖軍欲用侯恂為侍郎，“恂不肯，要以大拜，賊即許之，俟東征旋師如約”，即等李自成從山海關班師後正式舉大拜之禮，末了，“賊敗歸西走，因不果”。[25]楊士聰既以親歷者身份述之，我們便引在這裏備聞。但這一材料隻涉及侯恂是否正式授職，不涉及是否投降，後一事實還是不變的。
陳名夏，南直溧陽人，崇禎癸未（1643）會元、探花，官編修，兼戶、兵科都給事中。他是復社大才子，歸降李闖後，仍授編修。有關他的投降，《明季北略》講了一段曲折故事。城陷後，陳名夏匿於其北京小妾娘家。得知崇禎煤山自縊凶信，幾次自殺，都被小妾一家解救。之後，潛出逃遁，途中被闖軍抓獲。不料，審訊他的闖軍王姓刑官，原係山西諸生，昔時南遊受困，在溧陽遇到陳名夏，陳留其一飯並贈程儀少許。此事與其人，陳名夏早已忘卻，王某卻銘記在心，此時邂逅，即刻相認。陳因而免禍，但“涕泣求去”，王某卻說：“先生大名在外，去將安之，留此當大用。”陳堅不從，悄悄溜走，途中又遭俘獲，陳自稱係被王某所釋，於是送回王處。這次，因王某薦舉之故，被授編修；其間，又因有親戚打著他的名號，得王某寬刑減罪，“於是陳通賊之名大著”。而陳名夏對所授“偽職”終不肯就，“日夜求歸”，王某拗不過，“乃贈其行貲，陰護出城，故陳歸最早”。計六奇說，故事得之“北來一友，述之甚詳”；同時又表示，這與一般所知究竟大相逕庭，“未敢擅為出脫也，姑附所聞，以俟公論。”[26]即便陳名夏降闖之事存疑，他於弘光元年從“從賊案”脫身，跑到河北大名府降清[27]卻是千真萬確。他是清朝的第一任吏部“漢尚書”，後至“宰相”（弘文院大學士），為清初“南臣領袖”。
魏學濂，浙江嘉善人，東林巨擘魏大中次子。他一家在明末聲望極高，海內景仰。乃父英名不必說，即其兄長、魏大中長子魏學洢，也被目為人間楷模。魏大中獄中慘死後，魏學洢領得父親屍體，千裏“扶櫬歸，晨夕號泣，遂病。家人以漿進，輒麾去，曰：‘詔獄中，誰半夜進一漿者？’竟號泣死。崇禎初，有司以狀聞，詔旌為孝子”。[28]魏學濂本人到甲申之變前，也都高風亮節，“有盛名”[29]，曾在崇禎元年從浙江徒步至京上訪，伏闕訟冤，血書上疏，致“天子改容”[30]，對推動東林黨冤假錯案平反，有重大貢獻。李自成逼進京師，他屢有建言，引起崇禎重視，特別召見，準備委以重任。“無何，京師陷，不能死，受賊戶部司務職，頹其家聲。”[31]《平寇誌》、《甲申朝事小紀》等，都明確記載他就任大順“吏政府”司務，後來官方《明史》也採取了這一說法。但其降附經過，撲朔迷離，諸說竟至懸殊。一說城陷後魏學濂與陳名夏、吳爾壎、方以智相遇於金水橋，大家商議以死報先帝，魏學濂反對，說：“死易爾，顧事有可為者，我不以有用之身輕一擲也。”並說出了太子等尚在，自己所聯絡的真定、保定義師“旦暮且至”這樣的理由。後傳來太子被捉並遇害的消息，而所約義師遲遲不至，於是，魏學濂賦絕命詩二首而自縊。這段敘述，毫未提及降附之事，此為“未降說”。然而，《明季北略》同時也錄述了截然相反的說法。例如《忠逆史》：“學濂初聞賊急，有老僕經事大中（自魏大中時即為魏家僕人），勸主人盡忠，勿負先老爺一生名節，學濂唯唯。先以事遣此仆歸，遂率先投款。初改外任，以韓霖薦，留用，授偽戶政府司務。”《北回目擊定案》則描述了魏學濂做“偽官”的情狀：乘一頭驢，“穿偽式黃袍，負一偽敕，在草場閱芻，指揮得意。”[32]除上述敘事外，彭孫貽《平寇誌》亦陳有具體經過：學濂與山西解元韓霖同受天主教，霖薦學濂於金星。學濂廷謁，金星曰：“汝是忠孝之家，必當錄用。”引見自成，再拜曰：“小臣何能，不過早知天命有歸耳。”授戶政府司務，學濂獻平兩浙策。[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