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四藩者，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也。國變後，他們是左良玉以外明朝正規軍中實力最強的四大統帥。這四支部隊，黃得功鎮廬州[29]，劉良佐也應駐於左近[30]；高傑、劉澤清則是“外來戶”，前者由山西敗潰而來，後者是從山東逃到江北。“及設四藩，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黃得功駐廬。”[31]其中還有一些過節、爭奪，暫且不表。
劃定四藩的同時，朝廷還宣布給五位大帥晉爵。寧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黃得功進封侯爵，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別為興平伯、東平伯、廣昌伯。
需要補充一個情況，一般以為“設四藩”的主意出自史可法，事實也許並非如此。《議設四藩疏》肯定是史可法寫的，也是以他的名義進呈於朱由崧，不過這隻表明職務關係——作為首揆，相關行為必須由他出麵。但意見是不是他提出，或者，是不是他的獨自主張，一些記載露出其他跡象。
例如，《明季南略》“史可法請設四鎮”一條，載史可法奏疏有如下字樣：“臣與高弘圖、薑曰廣、馬士英等謹議……”、“又議……”，顯示有關建議是內閣集體會商的結果。《國榷》的記載有相同內容，且更具體：大學士史可法言：“昨午與諸臣高弘圖、薑曰廣、馬士英等，恭承召諭，令臣等將用人、守江、設兵、理餉各宜議定。謹議……江北與賊接壤，遂為沖邊。淮揚滁鳳泗廬六處，設為四藩，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分鎮之。”[32]
明指頭一天經朱由崧召對、下旨，開了一個會，專門討論。
最出乎意表的材料，見應廷吉《青燐屑》。史可法督師揚州，作者充其幕僚，追隨左右直至揚州城破前夕，其間無話不談，後均記於《青燐屑》一書。1644年12月2日（舊曆十一月初四），崔鎮，對時局備感失望的史可法回顧半年來弘光朝的經歷，如是說：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薑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餘也。[33]
裏麵包含四個要點：一、“設四藩”提議人是高弘圖；二、表示贊成的有薑曰廣、馬士英；三、史可法本人當時對此感到拿不定主意；四、數月後，經觀察和檢驗，史可法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並深為後悔沒有斷然反對。
這段話正好能與《國榷》、《明季南略》相證，即：“設四藩”方案，來自於一次內閣會商。而且我們進一步得知，史可法非但不是始作俑者，還是唯一感到猶豫的人。
問題是，這說法的可信度如何？會不會是史可法推卸責任的一麵之詞？筆者不以為如此。綜觀甲申之變以來，種種表現說明史可法是勇於任事、能夠忍辱負重之人。這樣一個人，對屬於自己的過錯不會諉之他人。封四鎮後不久，江督袁繼鹹從九江入朝，曾就此事專程前往內閣，“責閣臣史可法不當遽伯高傑”[34]，史可法一言未發，沒有為洗刷自己而透露內情。查遍史料，他僅僅是在私密、憤懣的情形下對應廷吉提到過一次，除此之外人概莫知，以致同時代的黃宗羲過了很多年仍認為：“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35]
歸根結蒂，四藩之設、重賞諸帥、武人地位提升，不在於誰提議，而在客觀上可否避免？徐鼒論道：然則可法胡為出此謀也？曰：不得已也。諸將各擁強兵，分據江北，能禁其不竊踞自尊乎？不能也。鋤而去之，能保其不為敵用乎？不能也。既不能製其死命，而又不能撫之以恩……假以朝命，使恩猶出之自上，此亦亂世馭驕將不得已之術也。[36]
從最實際的角度講，且不說別的，弘光之立就很借重武人，不是有朱由崧曾以書招高傑等率兵擁立的傳說嗎？就算朱由崧本人無此舉，馬士英與諸將串聯總是千真萬確的事，“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37]皇帝人選如何，都已須視武人眼色，何況封個伯爵侯爵？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國變之後，敗兵如潮，軍隊處在失控邊緣，事實上此時已經發生嚴重危機——高傑所部在揚州、瓜州等處，大肆劫掠，與民眾生死對峙；不同部隊之間也為爭奪地盤或其他利益，頻發流血衝突。可以說，原有軍事建構已失去效用，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必須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穩定軍隊，同時，重構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種暫時秩序。就此而言，“設四藩”也許不是令人嘉許的方案，但它相當誠實，反映了現實的要求。
七
在我所讀有關南明歷史的論述中，能夠矚目於軍事建構問題對南明時局之影響的，是一位美國作者司徒琳（lynn a.struve）。她的《南明史》，以明朝的“右文傾向”（或我所稱的“以文抑武”）為起點和基礎，將其視為南明的主要和基本矛盾。她說：“在明代中國不會有如同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員，也不會有做了州長或市長還向選民炫耀已往軍功的上校。”[38]西方作者對這種情形擁有特殊的敏感，極為自然，而中國人可能卻比較遲鈍。過去我們的南明研究，普遍注意的是黨爭或道德問題，把它看作左右南明的主要矛盾。我們比較習慣這樣的思路和興趣點，可惜這並非崇禎之後格局變化所在。弘光朝的新局麵，在於武人地位改變及由此造成的牽製與影響。與大多數人的歷史認識不同，弘光朝並非因為清兵南下而崩潰；實際壓垮弘光朝的，是內部軍變，亦即左良玉部的叛亂——當然，左部叛亂又隻是國家與武力這對矛盾最終的總爆發，在此之前，齟齬不斷、醞釀已久，以後我們會借史可法督師揚州的情形作更加細緻的觀察。
四藩者，黃得功、高傑、劉澤清、劉良佐也。國變後，他們是左良玉以外明朝正規軍中實力最強的四大統帥。這四支部隊，黃得功鎮廬州[29]，劉良佐也應駐於左近[30]；高傑、劉澤清則是“外來戶”，前者由山西敗潰而來，後者是從山東逃到江北。“及設四藩，傑卒駐揚，澤清駐淮，良佐駐鳳、泗，黃得功駐廬。”[31]其中還有一些過節、爭奪，暫且不表。
劃定四藩的同時，朝廷還宣布給五位大帥晉爵。寧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黃得功進封侯爵，高傑、劉澤清、劉良佐分別為興平伯、東平伯、廣昌伯。
需要補充一個情況，一般以為“設四藩”的主意出自史可法，事實也許並非如此。《議設四藩疏》肯定是史可法寫的，也是以他的名義進呈於朱由崧，不過這隻表明職務關係——作為首揆，相關行為必須由他出麵。但意見是不是他提出，或者，是不是他的獨自主張，一些記載露出其他跡象。
例如，《明季南略》“史可法請設四鎮”一條，載史可法奏疏有如下字樣：“臣與高弘圖、薑曰廣、馬士英等謹議……”、“又議……”，顯示有關建議是內閣集體會商的結果。《國榷》的記載有相同內容，且更具體：大學士史可法言：“昨午與諸臣高弘圖、薑曰廣、馬士英等，恭承召諭，令臣等將用人、守江、設兵、理餉各宜議定。謹議……江北與賊接壤，遂為沖邊。淮揚滁鳳泗廬六處，設為四藩，以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劉良佐高傑劉澤清分鎮之。”[32]
明指頭一天經朱由崧召對、下旨，開了一個會，專門討論。
最出乎意表的材料，見應廷吉《青燐屑》。史可法督師揚州，作者充其幕僚，追隨左右直至揚州城破前夕，其間無話不談，後均記於《青燐屑》一書。1644年12月2日（舊曆十一月初四），崔鎮，對時局備感失望的史可法回顧半年來弘光朝的經歷，如是說：揆厥所由，職由四鎮尾大不掉。為今之計，惟斬四臣頭懸之國門，以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濟。昔之建議而封四鎮者，高弘圖也；從中主張贊成其事者，薑曰廣馬士英也。依違其間無所救正者，餘也。[33]
裏麵包含四個要點：一、“設四藩”提議人是高弘圖；二、表示贊成的有薑曰廣、馬士英；三、史可法本人當時對此感到拿不定主意；四、數月後，經觀察和檢驗，史可法認為這是一個糟糕的決定，並深為後悔沒有斷然反對。
這段話正好能與《國榷》、《明季南略》相證，即：“設四藩”方案，來自於一次內閣會商。而且我們進一步得知，史可法非但不是始作俑者，還是唯一感到猶豫的人。
問題是，這說法的可信度如何？會不會是史可法推卸責任的一麵之詞？筆者不以為如此。綜觀甲申之變以來，種種表現說明史可法是勇於任事、能夠忍辱負重之人。這樣一個人，對屬於自己的過錯不會諉之他人。封四鎮後不久，江督袁繼鹹從九江入朝，曾就此事專程前往內閣，“責閣臣史可法不當遽伯高傑”[34]，史可法一言未發，沒有為洗刷自己而透露內情。查遍史料，他僅僅是在私密、憤懣的情形下對應廷吉提到過一次，除此之外人概莫知，以致同時代的黃宗羲過了很多年仍認為：“史可法亦恐四鎮之不悅己也，急封爵以慰之。”[35]
歸根結蒂，四藩之設、重賞諸帥、武人地位提升，不在於誰提議，而在客觀上可否避免？徐鼒論道：然則可法胡為出此謀也？曰：不得已也。諸將各擁強兵，分據江北，能禁其不竊踞自尊乎？不能也。鋤而去之，能保其不為敵用乎？不能也。既不能製其死命，而又不能撫之以恩……假以朝命，使恩猶出之自上，此亦亂世馭驕將不得已之術也。[36]
從最實際的角度講，且不說別的，弘光之立就很借重武人，不是有朱由崧曾以書招高傑等率兵擁立的傳說嗎？就算朱由崧本人無此舉，馬士英與諸將串聯總是千真萬確的事，“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37]皇帝人選如何，都已須視武人眼色，何況封個伯爵侯爵？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國變之後，敗兵如潮，軍隊處在失控邊緣，事實上此時已經發生嚴重危機——高傑所部在揚州、瓜州等處，大肆劫掠，與民眾生死對峙；不同部隊之間也為爭奪地盤或其他利益，頻發流血衝突。可以說，原有軍事建構已失去效用，根本沒有任何約束力，必須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穩定軍隊，同時，重構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種暫時秩序。就此而言，“設四藩”也許不是令人嘉許的方案，但它相當誠實，反映了現實的要求。
七
在我所讀有關南明歷史的論述中，能夠矚目於軍事建構問題對南明時局之影響的，是一位美國作者司徒琳（lynn a.struve）。她的《南明史》，以明朝的“右文傾向”（或我所稱的“以文抑武”）為起點和基礎，將其視為南明的主要和基本矛盾。她說：“在明代中國不會有如同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或者黑格（alexander haig）的官員，也不會有做了州長或市長還向選民炫耀已往軍功的上校。”[38]西方作者對這種情形擁有特殊的敏感，極為自然，而中國人可能卻比較遲鈍。過去我們的南明研究，普遍注意的是黨爭或道德問題，把它看作左右南明的主要矛盾。我們比較習慣這樣的思路和興趣點，可惜這並非崇禎之後格局變化所在。弘光朝的新局麵，在於武人地位改變及由此造成的牽製與影響。與大多數人的歷史認識不同，弘光朝並非因為清兵南下而崩潰；實際壓垮弘光朝的，是內部軍變，亦即左良玉部的叛亂——當然，左部叛亂又隻是國家與武力這對矛盾最終的總爆發，在此之前，齟齬不斷、醞釀已久，以後我們會借史可法督師揚州的情形作更加細緻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