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書生氣重，不懂務實。講原則、守信念，本是知識分子的正派作風，韓愈說：“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餓死而不顧”，程頤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很多明代正直官員，都極重名節，鄙視滑頭油腦。不過，書生氣太重有時會變成硜執和狹隘，對小節斤斤計較，反而置大局於不察。關於“定策”這件事即如此。盡管有許多陳年舊帳，盡管朱由崧渾身毛病，但當時情勢下，這些均非大局。大局是什麽？一言蔽之：按照倫序，福王當立。正如路振飛告誡的：“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39]這個大局不堅持、不把握，就授人以柄，反被對手搶去先機。隻要這步棋走正，別事均可另圖；反之，這步棋沒走對，則滿盤被動。在這一點上，史可法猶豫不決是很大的失誤，他應該把福王的道德缺失拋諸腦後，當機立斷，力排眾議，立即迎福王於淮上。
很多年後，黃宗羲反思此事，曾這樣批評史可法：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嚐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40]
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氣蓬勃，很能體現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維。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張若想付諸實踐，並不現實，畢竟還是君主體製，隻能在現存倫理話語內說事、處理問題。黃宗羲的建議，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為內心處在所願與不能的夾縫中，既不甘心擁戴福王，又深知這樣做的難度。不在其位，難謀其政。史可法作為當局者所想到、看到、體會到的東西，黃宗羲豈能盡知？可惜的是，盡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體會到了，卻陷入哈姆萊特式遲疑，讓那個馬士英捷足先登。
九
關於馬士英擁立福王，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各家敘說多有不同。計六奇說：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為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請奉為帝。[41]
這是最強硬、最決絕的一幅圖景，“必欲立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至以武力相威脅。顧炎武同樣提到福王之立有軍事為後盾：時士英握兵權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42]
其他講述，卻包含讓人意想不到的情節。最奇特的是《弘光實錄鈔》所記：第一，抓住時機、搶“定策”之功的主意，來自阮大鋮，是他“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使事出己而後可以為功”。第二，三人密議的結果，並非徑以福王為目標，而是由阮大鋮派手下一個叫楊文驄的趕往淮安，“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驄入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43]
計六奇記錄了一種說法，也稱馬士英最初奔潞王而來：或雲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44]
對此，計六奇表示懷疑，“其說非也”；他認為，馬士英是在福王舟抵儀真時，“私致推戴之意，且招劉澤清以兵南下”。撇開細節問題，馬士英開始並非隻擁戴福王這一點，應屬可信。《小腆紀年附考》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士英亦遣其私人傳語可法，謂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說……[45]
馬士英一類人，腦中盤旋的隻有“投機”二字。有奶便是娘，“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的行徑，很合乎他們的內心邏輯。倫序也好，賢愚也好，在他們這裏，才真正純屬一種藉口、一種旗號，需要什麽就拿出什麽，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總之，把“定策奇功”搶到手就是了。李清說，這夥人中另一位重要角色劉澤清，原來也表態擁護潞王，一旦聽說馬士英與其他幾位將軍結成同盟，“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高）傑等。”[46]所以，他們遠比史可法們靈活，別人還在躊躇、還在煎熬之際，他們卻早已搖身一變、順勢而動、穩操勝劵。
十
李清還提到在這過程中朱由崧有一個舉動：
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47]
可能性不知如何。更多跡象表明，朱由崧“被”擁立的成分似乎較大，無論以他的頭腦，還是以他彼時的處境、心氣論，都不像有能力採取主動。
綜合各種所述，我們大致復原一下朱由崧時來運轉的那一刻：他隨潞王等來到淮安後，落拓登岸，窮困潦倒，與幾位隨從靠借來的一千金度日。正在無計可施之際，一日，忽然遇見幾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掏出一封信箋，上麵寫著恭迎他去南京繼承大統之類的話，具名者“馬士英”、“劉孔昭”等等，都是些響噹噹的人物。當然，來者不曾告訴他的是，他們在淮安首先尋找的是潞王，可惜，打聽來的消息顯示，潞王的船隊前一天就駛離該處，現在甚至已經渡過長江。換言之，當初若非黯然離開王舟，他本人也將與這樣的機遇失諸交臂。然而，事起突然，一時間，福王信疑參半。不過，很快馬士英就親自趕來覲見，帶著幾位軍事強人的效忠信，還有浩浩蕩蕩的軍隊。朱由崧終於明白，一件大事即將發生。
很多年後，黃宗羲反思此事，曾這樣批評史可法：當是時，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異議者，社稷為重，君為輕之義……奈何有諱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發之矢乎？臣嚐與劉宗周言之，宗周以為然。語之可法，不能用也。[40]
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氣蓬勃，很能體現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維。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張若想付諸實踐，並不現實，畢竟還是君主體製，隻能在現存倫理話語內說事、處理問題。黃宗羲的建議，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為內心處在所願與不能的夾縫中，既不甘心擁戴福王，又深知這樣做的難度。不在其位，難謀其政。史可法作為當局者所想到、看到、體會到的東西，黃宗羲豈能盡知？可惜的是，盡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體會到了，卻陷入哈姆萊特式遲疑，讓那個馬士英捷足先登。
九
關於馬士英擁立福王，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各家敘說多有不同。計六奇說：馬士英獨念福王昏庸可利，為之內賄劉孔昭，外賄劉澤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書史可法及禮部侍郎呂大器，謂以序以賢，無如福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請奉為帝。[41]
這是最強硬、最決絕的一幅圖景，“必欲立之”，“已傳諭將士奉為三軍主”，至以武力相威脅。顧炎武同樣提到福王之立有軍事為後盾：時士英握兵權於外，與大將靖南伯黃得功、總兵官劉澤清、劉良佐、高傑等相結。諸大將連兵駐江北，勢甚張。大臣畏之，不敢違。[42]
其他講述，卻包含讓人意想不到的情節。最奇特的是《弘光實錄鈔》所記：第一，抓住時機、搶“定策”之功的主意，來自阮大鋮，是他“走誠意伯劉孔昭、鳳陽總督馬士英幕中密議之，必使事出己而後可以為功”。第二，三人密議的結果，並非徑以福王為目標，而是由阮大鋮派手下一個叫楊文驄的趕往淮安，“持空頭箋，命其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文驄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驄入見，啟以士英援立之意。[43]
計六奇記錄了一種說法，也稱馬士英最初奔潞王而來：或雲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發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黃得功、劉良佐、高傑以兵護行。[44]
對此，計六奇表示懷疑，“其說非也”；他認為，馬士英是在福王舟抵儀真時，“私致推戴之意，且招劉澤清以兵南下”。撇開細節問題，馬士英開始並非隻擁戴福王這一點，應屬可信。《小腆紀年附考》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士英亦遣其私人傳語可法，謂立君以賢，倫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說……[45]
馬士英一類人，腦中盤旋的隻有“投機”二字。有奶便是娘，“不問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寫迎之”的行徑，很合乎他們的內心邏輯。倫序也好，賢愚也好，在他們這裏，才真正純屬一種藉口、一種旗號，需要什麽就拿出什麽，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總之，把“定策奇功”搶到手就是了。李清說，這夥人中另一位重要角色劉澤清，原來也表態擁護潞王，一旦聽說馬士英與其他幾位將軍結成同盟，“至是以兵不敵，改計從（高）傑等。”[46]所以，他們遠比史可法們靈活，別人還在躊躇、還在煎熬之際，他們卻早已搖身一變、順勢而動、穩操勝劵。
十
李清還提到在這過程中朱由崧有一個舉動：
時王聞，懼不得立，書召南竄總兵高傑與黃得功、劉良佐協謀擁戴。[47]
可能性不知如何。更多跡象表明，朱由崧“被”擁立的成分似乎較大，無論以他的頭腦，還是以他彼時的處境、心氣論，都不像有能力採取主動。
綜合各種所述，我們大致復原一下朱由崧時來運轉的那一刻：他隨潞王等來到淮安後，落拓登岸，窮困潦倒，與幾位隨從靠借來的一千金度日。正在無計可施之際，一日，忽然遇見幾個陌生人。其中一個，掏出一封信箋，上麵寫著恭迎他去南京繼承大統之類的話，具名者“馬士英”、“劉孔昭”等等，都是些響噹噹的人物。當然，來者不曾告訴他的是，他們在淮安首先尋找的是潞王，可惜，打聽來的消息顯示，潞王的船隊前一天就駛離該處，現在甚至已經渡過長江。換言之，當初若非黯然離開王舟，他本人也將與這樣的機遇失諸交臂。然而，事起突然，一時間，福王信疑參半。不過，很快馬士英就親自趕來覲見，帶著幾位軍事強人的效忠信，還有浩浩蕩蕩的軍隊。朱由崧終於明白，一件大事即將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