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道是“禍兮，福之所倚”。福王從花團錦簇、前呼後擁的王舟遷出上岸，孑然、伶仃地借寓杜光紹園，當時固然淒清，事後看，其命運轉機似乎偏偏由此而來。那真是眨眼間峰迴路轉，極富戲劇性，不禁讓人油然想起，唯獨他的封號裏有一個“福”字。
四
古雲：國不可一日無君。4月25日以來，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是明朝所受兩大重創。但換個角度也不妨說，明朝雖然頭破血流，卻筋骨未傷；北京統治機器雖然瓦解，南京這套備用係統卻完好無損，並且能夠立即啟動、投入運行——刻下，它隻是缺少一位國君而已。
以最簡明的情形論，崇禎皇位繼承人屬於他的男性後代。崇禎凡七子，其中四人早夭，最晚出生的二位皇子，連名字都沒留下來。甲申之變時尚在人世的，是太子慈烺、皇三子定王慈炯[22]和皇四子永王慈炤。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順序依長幼而定。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三人下落不明。
既然失去簡明，複雜就趁虛而入。作為王朝的當務之急，南京的重臣們為此緊鑼密鼓、奔走忙碌，本來無可非議，甚至理所應當。然而，幾乎每個人都在其中打著小算盤。
“小算盤”主要有兩種，一是一己之私，一是集團利益。前者是指，通過擁戴新君撈取“定策之功”，瞬間大幅提升個人政治地位：成為政壇耀眼的明星，獲得巨大權力。後者則從政治派別利益出發，力圖確定一個符合自己需要的新君人選，考慮的重點在於謀求一位更易於合作的君主，這一結果的達成顯然同樣關乎權力。
打第一種小算盤的代表人物，是鳳陽總督馬士英。著名的東林黨人打的是第二種小算盤。
崇禎死訊南來之際，“定策之功”立刻成為許多人的第一嗅覺，個個騷然心動、躍躍欲試。此可借路振飛一段話窺之：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勛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自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23]
路振飛，崇弘之交漕督、淮揚巡撫。
北變之後，他治下的淮安頓成南北要衝，一時際會，北來消息、南下諸王、敗軍之將、逃難士民，都首先經過此地。
《洪武京城圖誌》。
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將它遷往北京。甲申，北京淪失，明廷又回到南京。像是一個輪迴，有明近三百年歷史，從南京始，於南京終；開國皇帝在此登基，末代君主卻也是在這裏亡國。
“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勛居之”，那個“讓”字言之不虛，當時最能捷足先登者，便是路振飛，因為幾位藩王均逗留於他的府治，北都之變的情報也是他最先獲知，他若願將“定策”奇功攬在懷中，確有近水樓台之便。所以，早就有人“勸”他“去南京扶立”。但路振飛一不貪功，二以守責為重，三顧全大局，沒有接受那種勸告。可是他的姿態不能代表別人；上述一番話，足以顯現當時覬覦“定策”者甚眾，上躥下跳，爭先恐後。
活動最積極而又起到一種凝聚作用的，是馬士英。此時他身居鳳陽總督之職，不在南京政治核心內，沒有資格直接參與定奪。但他製訂了一個強有力的方案，分別爭取了駐紮在江北的明軍主力劉澤清、高傑、劉良佐的支持，以及南京所謂“勛臣”（開國元勛後代）例如誠意伯劉孔昭等的支持，加上某些非主流朝臣（例如吏科給事中李沾），形成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紐帶是拓展話語權，馬士英本人和武人集團均在政治核心以外，有表態權，不能參加集議；而“勛臣”雖然可以參與政治決策，在明代的文官政治結構中卻長期邊緣化。基於這樣的訴求，以馬士英為主角，幾股力量聚成一團。嚴格說來，他們雖有共同的敵人，卻無共同的利益，本質上乃烏合之眾；他們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因為兵權在握。
真正有利益認同的，是東林黨人。這是政敵們加予他們的稱謂。在古代，“黨”是負麵的貶義詞，從黑，本義為晦暗不明。《說文》曰：“黨，不鮮也。”《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註：“相助匿曰黨。”不過，“黨”字擺脫舊義而向現代含義轉化，也正是自東林始，因此我們現在能夠安然使用“東林黨人”一語而不必理會當時那種潑髒水的居心。其次，由於並不存在相應的真正的組織，東林黨人並非一種確切所指，某人之被歸入其中，多半根據對方的人脈、行跡，或幹脆依主觀印象來斷。寬泛地說，東林黨實際就是明末政壇一些抱改革意向的人，他們希望朝政立腳點放到“天下為公”上麵，反對“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24]，以及附著其上的各種人和現象——太監、奸貪、皇族直至皇帝本人。這樣的政治立場，在天啟年間激發了借權力追逐私利者的強烈反彈，構成慘禍。崇禎即位後，很快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定魏忠賢閹黨為逆案，從此，東林黨人成為政界主流。基本上，崇禎皇帝本人就是改革派，雖然後來在內外交迫、焦頭爛額的處境下，他頗有反覆和矛盾，但終崇禎一朝，東林黨人的主流地位始終未變。眼下，南京政治核心即由他們構成。
四
古雲：國不可一日無君。4月25日以來，崇禎死國、北都淪陷，是明朝所受兩大重創。但換個角度也不妨說，明朝雖然頭破血流，卻筋骨未傷；北京統治機器雖然瓦解，南京這套備用係統卻完好無損，並且能夠立即啟動、投入運行——刻下，它隻是缺少一位國君而已。
以最簡明的情形論，崇禎皇位繼承人屬於他的男性後代。崇禎凡七子，其中四人早夭，最晚出生的二位皇子，連名字都沒留下來。甲申之變時尚在人世的，是太子慈烺、皇三子定王慈炯[22]和皇四子永王慈炤。毫無疑問，他們都是皇位的當然繼承人，順序依長幼而定。問題是，到目前為止，三人下落不明。
既然失去簡明，複雜就趁虛而入。作為王朝的當務之急，南京的重臣們為此緊鑼密鼓、奔走忙碌，本來無可非議，甚至理所應當。然而，幾乎每個人都在其中打著小算盤。
“小算盤”主要有兩種，一是一己之私，一是集團利益。前者是指，通過擁戴新君撈取“定策之功”，瞬間大幅提升個人政治地位：成為政壇耀眼的明星，獲得巨大權力。後者則從政治派別利益出發，力圖確定一個符合自己需要的新君人選，考慮的重點在於謀求一位更易於合作的君主，這一結果的達成顯然同樣關乎權力。
打第一種小算盤的代表人物，是鳳陽總督馬士英。著名的東林黨人打的是第二種小算盤。
崇禎死訊南來之際，“定策之功”立刻成為許多人的第一嗅覺，個個騷然心動、躍躍欲試。此可借路振飛一段話窺之：有勸某隨去南京扶立者，此時某一動則淮、揚不守，天下事去矣。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勛居之，必待南都議定。不然，我奉王入而彼不納，必且互爭，自不待闖賊至而自相殘，敗事矣。[23]
路振飛，崇弘之交漕督、淮揚巡撫。
北變之後，他治下的淮安頓成南北要衝，一時際會，北來消息、南下諸王、敗軍之將、逃難士民，都首先經過此地。
《洪武京城圖誌》。
朱元璋定都南京，朱棣將它遷往北京。甲申，北京淪失，明廷又回到南京。像是一個輪迴，有明近三百年歷史，從南京始，於南京終；開國皇帝在此登基，末代君主卻也是在這裏亡國。
“此功自讓與南國元勛居之”，那個“讓”字言之不虛，當時最能捷足先登者，便是路振飛，因為幾位藩王均逗留於他的府治，北都之變的情報也是他最先獲知，他若願將“定策”奇功攬在懷中，確有近水樓台之便。所以，早就有人“勸”他“去南京扶立”。但路振飛一不貪功，二以守責為重，三顧全大局，沒有接受那種勸告。可是他的姿態不能代表別人；上述一番話，足以顯現當時覬覦“定策”者甚眾，上躥下跳，爭先恐後。
活動最積極而又起到一種凝聚作用的，是馬士英。此時他身居鳳陽總督之職，不在南京政治核心內，沒有資格直接參與定奪。但他製訂了一個強有力的方案，分別爭取了駐紮在江北的明軍主力劉澤清、高傑、劉良佐的支持，以及南京所謂“勛臣”（開國元勛後代）例如誠意伯劉孔昭等的支持，加上某些非主流朝臣（例如吏科給事中李沾），形成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紐帶是拓展話語權，馬士英本人和武人集團均在政治核心以外，有表態權，不能參加集議；而“勛臣”雖然可以參與政治決策，在明代的文官政治結構中卻長期邊緣化。基於這樣的訴求，以馬士英為主角，幾股力量聚成一團。嚴格說來，他們雖有共同的敵人，卻無共同的利益，本質上乃烏合之眾；他們之所以有力量，主要是因為兵權在握。
真正有利益認同的，是東林黨人。這是政敵們加予他們的稱謂。在古代，“黨”是負麵的貶義詞，從黑，本義為晦暗不明。《說文》曰：“黨，不鮮也。”《論語》曰：“吾聞君子不黨。”孔穎達註：“相助匿曰黨。”不過，“黨”字擺脫舊義而向現代含義轉化，也正是自東林始，因此我們現在能夠安然使用“東林黨人”一語而不必理會當時那種潑髒水的居心。其次，由於並不存在相應的真正的組織，東林黨人並非一種確切所指，某人之被歸入其中，多半根據對方的人脈、行跡，或幹脆依主觀印象來斷。寬泛地說，東林黨實際就是明末政壇一些抱改革意向的人，他們希望朝政立腳點放到“天下為公”上麵，反對“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24]，以及附著其上的各種人和現象——太監、奸貪、皇族直至皇帝本人。這樣的政治立場，在天啟年間激發了借權力追逐私利者的強烈反彈，構成慘禍。崇禎即位後，很快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定魏忠賢閹黨為逆案，從此，東林黨人成為政界主流。基本上，崇禎皇帝本人就是改革派，雖然後來在內外交迫、焦頭爛額的處境下，他頗有反覆和矛盾，但終崇禎一朝，東林黨人的主流地位始終未變。眼下，南京政治核心即由他們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