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說，這時明朝軍隊有帳麵內（計餉）和帳麵外（未計餉）之分。後者超過前者多少，沒有翔實數據，但依“傳聞”推想，多上幾倍大概不成問題。而帳麵內（計餉）兵力，《三垣筆記》提供了確切的數字：江北四鎮：各三萬，共十二萬。
楚鎮：五萬餘。
京營：六萬。
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十二萬。[14]
以上合計三十五萬。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實際兵力這時仍超百萬。這樣估計似乎並不誇張。
盡有天下膏腴之地、國家組織完好、擁兵百萬——這樣一個朝廷，距“滅亡”二字不亦遠乎？而它的對手或敵人：李自成已經潰不成軍；張獻忠始終抱定流寇哲學；滿清剛剛入關、立足未穩，且與李自成繼續纏鬥、脫不開手。四大勢力的處境，明朝可謂最好。
所以，雖然教科書為求簡便可以把1644年當做一個重要標識，作為史實我們卻應知道，這一年明朝不僅仍然健在，而且底氣頗足。它的確遭遇嚴重危機，但不能與“滅亡”混為一談。對它來說，類似的危機過去就曾有所經歷。1449年，“土木之變”致英宗被俘，嚴重性相仿，明朝卻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麽，怎見得1644年最終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變”？
為何費這些筆墨，反覆辨析不當以1644年為明亡標誌？第一，這知識本身是錯的，是年，明朝不過死了一位皇帝，卻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國家機器繼續運轉。第二，雖然政治中心從北京轉到南京，並且失去對黃河以北的控製，但這政權既不支離破碎，更沒有陷於流亡境地，某種意義上，其客觀條件比對手們更優越。第三，倘若以為明朝隨著崇禎自縊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實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機會去收復失地、重整山河，那麽我們不光在史實上出錯，實際也無法搞懂明朝怎樣滅亡以及為何而亡。
申明1644年明朝未亡，不單是弄清史實或糾正一個錯誤知識。不能因滿清占領了北京，就立刻將它奉為中國權力的正統。僅以北京的得失為這樣的標誌，既有誇大之嫌，更是提前用後事看當下。1937年，中國也曾失去國都，是否可說中國就此亡國？這一類比，因後續歷史的不同，也許不甚恰當；然而僅就1644年而言，其實並無不可。對清朝在中國歷史的二百六十年整體存在如何定義，可另外討論，但在1644年，它是入侵者，是漢民族的敵人，是中國正統權力的顛覆者，此一歷史原態沒有含糊其辭的必要。
關注這個問題，不必說確與民族感情有關，南明這段歷史兩次形成熱點，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時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因所致，滿清統治中國後，嚴厲禁蔽明末真相，將明史截斷於崇禎之死，由清廷欽定的《明史》隻寫到莊烈帝（崇禎），也就是說，今之所謂明亡於崇禎的框架，正是來自滿清。與此同時，滿清決然封殺弘光、隆武、永曆等南明諸朝，以及清初“明遺民”有關這段的史著，為此不惜製造一起又一起文字獄。這種遮蔽與掩殺，一直維持到同光之際，因其自身強弩之末才漸有鬆弛。所以，一旦清室遜位、進入民國，與排滿思潮相呼應，學界立即湧起挖掘、修復這段歷史的強烈願望。等到日寇侵華、國府西遷，相似的情境再次觸動歷史記憶和心靈體驗，使人們從新的層麵看待和感悟明末。這種記憶與體驗包含民族認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貴價值，正像明末清初諸多愛國者，每每追憶著嶽飛、文天祥去激勵自己那樣。這時，崇禎死後的明代歷史，隱然具有如何看待中華正統的意味。雖然國運日蹇、虎狼在前，愛國誌士卻不改堅貞，且不說國猶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國統也猶存心中——這是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方以智等許許多多“明遺民”所樹立的榜樣和傳統。較之於此，輕言滿清占據北京、明朝即告滅亡，置歷史於何地，又令先賢情何以堪？
歷史是遠遠而來的大河，穿山越嶺，走過不同路段，滾滾向前。這種向前並非對過去的拋卻，相反，所歷之處的大地精華會流動在整條河流之中，攜往未來。唯有這樣看，歷史才是莊重和有尊嚴的。之所以斤斤計較明代是否亡於1644年，不在於時間上區區一二年之差，而在於堅持歷史的倫理層麵不苟且。若幹年中，這種苟且已達於荒唐。諸如王眧君從悲情人物變成光明使者、嶽武穆失去“民族英雄”光環。起李陵、文天祥、左懋第等於地下，他們似乎已然麵目無光。順此邏輯，則洪承疇、吳三桂之徒，有朝一日將被膜拜為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功臣。這背後，是一種實用主義歷史觀，取捨隻問是否有利當下、合乎現實需要。其實不必如此，如前所說，歷史有不同路段，完全可以分而論之。今日怎樣、當時如何，各予尊重，有何不可？為何非要強史就今、驅策歷史為現實服務？這做法，於現實或有若幹便利，而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看，卻割裂傳統、造成歷史倫理淆亂、致使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是非闕如。
拗正這種偏差，不妨自重新確認明末歷史始：在1644年，不管論以統序，還是質諸實際，滿清並不具備南京的權威性，更不要說取代它。明朝作為當時中國之權力正統，至少維持到1645年6月7日（舊曆五月十四丙午），亦即明京營總督、忻城伯趙之龍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向全境臣民正式下達投降書的那一天。這是滿清真正成為中國統治者的時刻；此後，南部雖有隆武、永曆等政權繼續存在，但我們可以認為，奉明朝正朔的歷史到此已經結束。
楚鎮：五萬餘。
京營：六萬。
江督、安撫、蕪撫、文武操江，鄭鴻逵、鄭彩、黃斌卿、黃蜚、卜從善等八鎮：共十二萬。[14]
以上合計三十五萬。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實際兵力這時仍超百萬。這樣估計似乎並不誇張。
盡有天下膏腴之地、國家組織完好、擁兵百萬——這樣一個朝廷，距“滅亡”二字不亦遠乎？而它的對手或敵人：李自成已經潰不成軍；張獻忠始終抱定流寇哲學；滿清剛剛入關、立足未穩，且與李自成繼續纏鬥、脫不開手。四大勢力的處境，明朝可謂最好。
所以，雖然教科書為求簡便可以把1644年當做一個重要標識，作為史實我們卻應知道，這一年明朝不僅仍然健在，而且底氣頗足。它的確遭遇嚴重危機，但不能與“滅亡”混為一談。對它來說，類似的危機過去就曾有所經歷。1449年，“土木之變”致英宗被俘，嚴重性相仿，明朝卻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麽，怎見得1644年最終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變”？
為何費這些筆墨，反覆辨析不當以1644年為明亡標誌？第一，這知識本身是錯的，是年，明朝不過死了一位皇帝，卻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國家機器繼續運轉。第二，雖然政治中心從北京轉到南京，並且失去對黃河以北的控製，但這政權既不支離破碎，更沒有陷於流亡境地，某種意義上，其客觀條件比對手們更優越。第三，倘若以為明朝隨著崇禎自縊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實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機會去收復失地、重整山河，那麽我們不光在史實上出錯，實際也無法搞懂明朝怎樣滅亡以及為何而亡。
申明1644年明朝未亡，不單是弄清史實或糾正一個錯誤知識。不能因滿清占領了北京，就立刻將它奉為中國權力的正統。僅以北京的得失為這樣的標誌，既有誇大之嫌，更是提前用後事看當下。1937年，中國也曾失去國都，是否可說中國就此亡國？這一類比，因後續歷史的不同，也許不甚恰當；然而僅就1644年而言，其實並無不可。對清朝在中國歷史的二百六十年整體存在如何定義，可另外討論，但在1644年，它是入侵者，是漢民族的敵人，是中國正統權力的顛覆者，此一歷史原態沒有含糊其辭的必要。
關注這個問題，不必說確與民族感情有關，南明這段歷史兩次形成熱點，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時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因所致，滿清統治中國後，嚴厲禁蔽明末真相，將明史截斷於崇禎之死，由清廷欽定的《明史》隻寫到莊烈帝（崇禎），也就是說，今之所謂明亡於崇禎的框架，正是來自滿清。與此同時，滿清決然封殺弘光、隆武、永曆等南明諸朝，以及清初“明遺民”有關這段的史著，為此不惜製造一起又一起文字獄。這種遮蔽與掩殺，一直維持到同光之際，因其自身強弩之末才漸有鬆弛。所以，一旦清室遜位、進入民國，與排滿思潮相呼應，學界立即湧起挖掘、修復這段歷史的強烈願望。等到日寇侵華、國府西遷，相似的情境再次觸動歷史記憶和心靈體驗，使人們從新的層麵看待和感悟明末。這種記憶與體驗包含民族認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貴價值，正像明末清初諸多愛國者，每每追憶著嶽飛、文天祥去激勵自己那樣。這時，崇禎死後的明代歷史，隱然具有如何看待中華正統的意味。雖然國運日蹇、虎狼在前，愛國誌士卻不改堅貞，且不說國猶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國統也猶存心中——這是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談遷、方以智等許許多多“明遺民”所樹立的榜樣和傳統。較之於此，輕言滿清占據北京、明朝即告滅亡，置歷史於何地，又令先賢情何以堪？
歷史是遠遠而來的大河，穿山越嶺，走過不同路段，滾滾向前。這種向前並非對過去的拋卻，相反，所歷之處的大地精華會流動在整條河流之中，攜往未來。唯有這樣看，歷史才是莊重和有尊嚴的。之所以斤斤計較明代是否亡於1644年，不在於時間上區區一二年之差，而在於堅持歷史的倫理層麵不苟且。若幹年中，這種苟且已達於荒唐。諸如王眧君從悲情人物變成光明使者、嶽武穆失去“民族英雄”光環。起李陵、文天祥、左懋第等於地下，他們似乎已然麵目無光。順此邏輯，則洪承疇、吳三桂之徒，有朝一日將被膜拜為促進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功臣。這背後，是一種實用主義歷史觀，取捨隻問是否有利當下、合乎現實需要。其實不必如此，如前所說，歷史有不同路段，完全可以分而論之。今日怎樣、當時如何，各予尊重，有何不可？為何非要強史就今、驅策歷史為現實服務？這做法，於現實或有若幹便利，而從中華民族長遠利益看，卻割裂傳統、造成歷史倫理淆亂、致使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是非闕如。
拗正這種偏差，不妨自重新確認明末歷史始：在1644年，不管論以統序，還是質諸實際，滿清並不具備南京的權威性，更不要說取代它。明朝作為當時中國之權力正統，至少維持到1645年6月7日（舊曆五月十四丙午），亦即明京營總督、忻城伯趙之龍和禮部尚書錢謙益等向全境臣民正式下達投降書的那一天。這是滿清真正成為中國統治者的時刻；此後，南部雖有隆武、永曆等政權繼續存在，但我們可以認為，奉明朝正朔的歷史到此已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