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說，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顯表現在新興社會實踐及其代言者那裏，而非表現於別的事情。但何其不幸，這進程卻迭遭兩次隔礙。明末的農民戰爭和滿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於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積重難返、窳敗不堪、千瘡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頂上，內憂與外患，都是一觸即發；最終而言，明朝無論亡於李自成還是亡於滿清，都應該說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則是從歷史大方向來看，內亂和外侵同樣擾亂了中國的腳步；彼時中國，黃宗羲以“天崩地解”[26]稱之，大懷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對於即將到來的變革，“虜”“寇”之亂非但不處於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鎩羽折翅、魚池水幹，恰似黎明前本來極黑暗之際，地平線一縷曙光微微露出卻倏忽消失，轉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當我偶然見到“黑洞”一詞的解釋——黑洞是一種引力極強的天體，就連光也不能逃逸——當即想到，這簡直就是明末的中國。
中國就此與可能的重大變革失諸交臂，令人悵惘。不過，此亦為歷史所常有。對於歷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義，有人待以不可知論，恐怕各有偏至。總的來說，筆者不懷疑歷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體一時一地之事看，歷史恐怕確實並不像理性主義者講的那樣富於規則、有規律可循，相反，種種的偶然、難以捉摸的情形屢見不鮮。明末這段歷史，便屬於後者。我們曾聽說“資本主義”——不用這個指向性過強的術語，代以“現代文明”一詞也許較好——不可能從東方的歷史和文化自發產生；它另一種意思是，中國通往現代，隻能依靠西風東漸、由外鑠我的途徑，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國之論。諸如此類，非破不可；一因它們有礙我們對更好社會的探索追求，二來也全非歷史事實。對這種論調，如果細緻考察過中晚明的社會及文化，都很難不表質疑。當時中國明顯自發地進入了“轉型”通道，這結論應謂毋庸置疑。隻是這一前景，被突發事態攔腰截斷，繼而由於滿清的統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壓製了中國原有的歷史文化苦悶。換言之，中國所以未能延續“轉型”過程，純屬意外。歷史上，這種意外不在少數。遠的不說，近現代兩次中日戰爭，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中國歷史軌跡。故而，歷史一麵有其必然，一麵也隨時發生偶然；雖然總的來說，必然力量千迴百折終歸要實現，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誤與遲緩，也實實在在令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運氣”層麵接受考驗。我個人認為，從“古典”向“現代”轉化中，中國的“運氣”明顯不如歐洲。當然，“運氣”也有在我們一邊的時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後，較之於別處（小亞細亞至歐羅巴大陸一帶），我們的局麵相對簡單，麻煩較少，而能建起比較充分、穩固的農業社會農業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時，歷史興廢不由人意，我們隻有仰而受之，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我們不可以不知其來歷，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錯過它的教益。中國人說，往時難諫、來日可追；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知往鑒今，是歷史對我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歷史包含各種人力難及的啟迪，許多問題，我們窮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許仍不能破解，到歷史中卻能輕鬆找到答案。這就是歷史的寶貴，是它值得我們熱誠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識上，人類有諸多學習的途徑，或者說，有許多師法的對象；在我看來，自然和歷史是其中最好的兩位老師，因為它們從不說謊，也幾乎不會用虛離矯偽的義理誤導你。
* * *
[1]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黃雲眉選注《鮚埼亭集文集選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頁。
[2]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頁。
[3]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頁。
[4] 《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頁。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361頁。
[6] 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17頁。
[7] 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25頁。
[8] 順便指出，所謂“五四運動”提出過“反帝反封建”口號，也純屬“錯案”。學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詳備的考據，相當有力地說明當時根本不曾有這口號，尤其“反封建”提法，更是“五四已經過去幾年”（亦即馬克思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後方才出現。文見《齊魯學刊》2009年第3期。
[9]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5頁。
[1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3頁。
[11]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頁。
[12] 顧誠《南明史》序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第4頁。
[13]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鳳寧徽，《續修四庫全書》五九六·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0頁。
中國就此與可能的重大變革失諸交臂，令人悵惘。不過，此亦為歷史所常有。對於歷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義，有人待以不可知論，恐怕各有偏至。總的來說，筆者不懷疑歷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體一時一地之事看，歷史恐怕確實並不像理性主義者講的那樣富於規則、有規律可循，相反，種種的偶然、難以捉摸的情形屢見不鮮。明末這段歷史，便屬於後者。我們曾聽說“資本主義”——不用這個指向性過強的術語，代以“現代文明”一詞也許較好——不可能從東方的歷史和文化自發產生；它另一種意思是，中國通往現代，隻能依靠西風東漸、由外鑠我的途徑，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國之論。諸如此類，非破不可；一因它們有礙我們對更好社會的探索追求，二來也全非歷史事實。對這種論調，如果細緻考察過中晚明的社會及文化，都很難不表質疑。當時中國明顯自發地進入了“轉型”通道，這結論應謂毋庸置疑。隻是這一前景，被突發事態攔腰截斷，繼而由於滿清的統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壓製了中國原有的歷史文化苦悶。換言之，中國所以未能延續“轉型”過程，純屬意外。歷史上，這種意外不在少數。遠的不說，近現代兩次中日戰爭，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中國歷史軌跡。故而，歷史一麵有其必然，一麵也隨時發生偶然；雖然總的來說，必然力量千迴百折終歸要實現，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誤與遲緩，也實實在在令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運氣”層麵接受考驗。我個人認為，從“古典”向“現代”轉化中，中國的“運氣”明顯不如歐洲。當然，“運氣”也有在我們一邊的時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後，較之於別處（小亞細亞至歐羅巴大陸一帶），我們的局麵相對簡單，麻煩較少，而能建起比較充分、穩固的農業社會農業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時，歷史興廢不由人意，我們隻有仰而受之，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我們不可以不知其來歷，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錯過它的教益。中國人說，往時難諫、來日可追；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知往鑒今，是歷史對我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歷史包含各種人力難及的啟迪，許多問題，我們窮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許仍不能破解，到歷史中卻能輕鬆找到答案。這就是歷史的寶貴，是它值得我們熱誠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識上，人類有諸多學習的途徑，或者說，有許多師法的對象；在我看來，自然和歷史是其中最好的兩位老師，因為它們從不說謊，也幾乎不會用虛離矯偽的義理誤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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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黃雲眉選注《鮚埼亭集文集選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2，第105頁。
[2]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6頁。
[3]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7頁。
[4] 《陳雲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71頁。
[5]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361頁。
[6] 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17頁。
[7] 郭沫若《奴隸製時代》，人民出版社，1973，第25頁。
[8] 順便指出，所謂“五四運動”提出過“反帝反封建”口號，也純屬“錯案”。學者李新宇有文《五四“反帝反封建”辨析》，以詳備的考據，相當有力地說明當時根本不曾有這口號，尤其“反封建”提法，更是“五四已經過去幾年”（亦即馬克思學說開始在中國傳播）後方才出現。文見《齊魯學刊》2009年第3期。
[9]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625頁。
[1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3頁。
[11]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黃宗羲全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第24頁。
[12] 顧誠《南明史》序論，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第4頁。
[13]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鳳寧徽，《續修四庫全書》五九六·史部·地理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