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就民族問題作了匯報。他在辯論中取得了勝利。可是，在列寧看來，史達林曾是高加索武裝行動人員的經歷才最具利用價值，而史達林也需要列寧的支持。“我們已經和科巴同誌相識多年了，”列寧說，“他曾為克拉科夫局作出傑出貢獻。他在高加索的工作十分重要。他能被委以大任。”莫洛托夫記得列寧曾向他解釋過史達林的價值所在：“他是個領袖人物——你能讓史達林負責任何工作。”
4月29日，在中央委員會總共97張選票中，史達林的得票數為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第三位，這顯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史達林大多數時間都在蘇維埃工作，編輯《真理報》，或和列寧一起在中央委員會工作。中央委員會首次投票產生了一個新的決策局，由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史達林組成。這便是之後具有最高權力的政治局的雛形。
5月4日，托洛茨基終於從美國回到了俄國。很快，他就贏得了彼得格勒的心。他幾乎每晚都會在“人滿為患”的現代馬戲團劇院中演講，被民眾“簇擁著抬上舞台”。蘇哈諾夫說，托洛茨基“沉醉在他的聲望之中”。
列寧意識到托洛茨基的價值，想要拉攏他。在托洛茨基歸國一星期後，列寧邀請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列寧說，兩人之間唯一的區別在於“野心”。史達林肯定對這位革命明星的回歸倍感焦慮。史達林在1917年寫了60多篇文章，而托洛茨基卻嘲諷他的文章“對精彩絕倫的事件作出了沉悶乏味的評論”。列寧指派一個代表團和托洛茨基談判，史達林被排除在外了。
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史達林並沒有在1917年顯山露水。他本人如此說道：“在革命之前，我們的黨是個地下組織，一個秘密黨派。而現在，情況改變了。”他並不適應新的形勢，他是在黑暗中成長的。
1917年的史達林參與了公開的民主議政。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對於在高加索的地下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他來說，民主顯然不是理想的生存環境。他說起話來聲音很小，他的喬治亞口音很滑稽。“我聽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麽，”一位見證人說，“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史達林說的所有話都是簡潔明了的陳述。”一個曾聆聽過他演講的工人說：“他說的話沒有錯，簡潔而容易理解，但我卻不太記得他到底說了些什麽。”他“避免在公眾場合發表演講”，不過，平實的說話方式竟然為他贏得了不少人心，在那些人看來，史達林比愛顯擺的知識分子更令人信服。
當列寧奪取政權卻又危機四伏，隻能像之前運作地下黨派一樣控製他的政府時，史達林又有了用武之地。
6月3日，史達林參加了在瓦西裏島軍校舉行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年輕的安娜和娜迪亞前來看望她們心目中的英雄。“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參加了開幕儀式——他們和列寧一起最先出場。我看到他們三人走進空蕩蕩的會堂，”當時已在黨內工作的安娜·阿利盧耶娃說，“我們已經很多天沒有見過史達林了，他在我們家的房間一直是空的。”
“我們得和他說。”還是女學生的娜迪亞對姐姐低語道，“或許他已經改變主意，不想和我們一起住了。”第二天，她們見證了代表大會上最戲劇性的一幕。
“沒有一個俄國政黨膽敢說‘把政權交給我們吧’。”孟什維克黨人采列捷利發難說。
列寧立刻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大聲回應：“的確有這樣一個黨！”
韋列夏克，史達林在巴伊洛夫時的獄友說：“我注意到，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的演講者，而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則無聲地指揮著布爾什維克陣營——這是我首次意識到此人的重要性。”
史達林給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托洛茨基的話也解釋了他為何會在之後的權力鬥爭中輸給史達林。“史達林是個幕後操控者，”他寫道，“他有訣竅說服那些平庸的領導人，特別是鄉下人。”“他並沒有被視作黨的正式領袖，”塞基拉什維利——這位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整個1917年都待在彼得格勒——說，“但每個人都會聽他說的話，包括列寧——他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替他們表達真實的想法和情緒。”對於像托洛茨基這樣的流亡者而言，這顯然是個陌生的盲區。索索是高加索地區“無可置疑的領袖”。塞基拉什維利說，列寧“看到他的背後站著無數來自於鄉下的領導人”。[3]當托洛茨基在現代馬戲團劇院的舞台上躥下跳時，史達林卻在尋找他新的同盟，比如說被他本人無情地踢出中央委員會的年輕人莫洛托夫。
史達林搬進了莫洛托夫的家。那是位於彼得格勒區希羅卡亞街上的一個大公寓，正對著涅瓦河。屋裏還住著其他3位同誌。“我的家就像個公社。”莫洛托夫說。出人意料的是，史達林向莫洛托夫道歉了。在莫洛托夫看來，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是“史達林的大錯誤”。“4月的時候，你是最接近列寧的小圈子的成員之一。”史達林承認。兩人成為了朋友。莫洛托夫沒有在4月時成為中央委員，而現在，他需要一個同盟。兩人截然相反：莫洛托夫身材健碩，說話結巴，戴著一副眼鏡，看上去很呆板，也更像是個資產階級。但兩人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喜歡喝酒，都像羅伯斯庇爾一樣崇尚人民武裝起義，且都因為自卑情結而極具報復心——最為關鍵的是，他們都相信史達林的執政能力。
4月29日，在中央委員會總共97張選票中，史達林的得票數為僅次於列寧和季諾維也夫的第三位，這顯示了他在黨內的地位。當時，史達林大多數時間都在蘇維埃工作，編輯《真理報》，或和列寧一起在中央委員會工作。中央委員會首次投票產生了一個新的決策局，由列寧、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史達林組成。這便是之後具有最高權力的政治局的雛形。
5月4日，托洛茨基終於從美國回到了俄國。很快，他就贏得了彼得格勒的心。他幾乎每晚都會在“人滿為患”的現代馬戲團劇院中演講，被民眾“簇擁著抬上舞台”。蘇哈諾夫說，托洛茨基“沉醉在他的聲望之中”。
列寧意識到托洛茨基的價值，想要拉攏他。在托洛茨基歸國一星期後，列寧邀請他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列寧說，兩人之間唯一的區別在於“野心”。史達林肯定對這位革命明星的回歸倍感焦慮。史達林在1917年寫了60多篇文章，而托洛茨基卻嘲諷他的文章“對精彩絕倫的事件作出了沉悶乏味的評論”。列寧指派一個代表團和托洛茨基談判，史達林被排除在外了。
和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史達林並沒有在1917年顯山露水。他本人如此說道：“在革命之前，我們的黨是個地下組織，一個秘密黨派。而現在，情況改變了。”他並不適應新的形勢，他是在黑暗中成長的。
1917年的史達林參與了公開的民主議政。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對於在高加索的地下鬥爭中成長起來的他來說，民主顯然不是理想的生存環境。他說起話來聲音很小，他的喬治亞口音很滑稽。“我聽不太明白他到底在說什麽，”一位見證人說，“但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史達林說的所有話都是簡潔明了的陳述。”一個曾聆聽過他演講的工人說：“他說的話沒有錯，簡潔而容易理解，但我卻不太記得他到底說了些什麽。”他“避免在公眾場合發表演講”，不過，平實的說話方式竟然為他贏得了不少人心，在那些人看來，史達林比愛顯擺的知識分子更令人信服。
當列寧奪取政權卻又危機四伏，隻能像之前運作地下黨派一樣控製他的政府時，史達林又有了用武之地。
6月3日，史達林參加了在瓦西裏島軍校舉行的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年輕的安娜和娜迪亞前來看望她們心目中的英雄。“史達林和斯維爾德洛夫參加了開幕儀式——他們和列寧一起最先出場。我看到他們三人走進空蕩蕩的會堂，”當時已在黨內工作的安娜·阿利盧耶娃說，“我們已經很多天沒有見過史達林了，他在我們家的房間一直是空的。”
“我們得和他說。”還是女學生的娜迪亞對姐姐低語道，“或許他已經改變主意，不想和我們一起住了。”第二天，她們見證了代表大會上最戲劇性的一幕。
“沒有一個俄國政黨膽敢說‘把政權交給我們吧’。”孟什維克黨人采列捷利發難說。
列寧立刻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大聲回應：“的確有這樣一個黨！”
韋列夏克，史達林在巴伊洛夫時的獄友說：“我注意到，列寧、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主要的演講者，而斯維爾德洛夫和史達林則無聲地指揮著布爾什維克陣營——這是我首次意識到此人的重要性。”
史達林給托洛茨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托洛茨基的話也解釋了他為何會在之後的權力鬥爭中輸給史達林。“史達林是個幕後操控者，”他寫道，“他有訣竅說服那些平庸的領導人，特別是鄉下人。”“他並沒有被視作黨的正式領袖，”塞基拉什維利——這位喬治亞孟什維克黨人整個1917年都待在彼得格勒——說，“但每個人都會聽他說的話，包括列寧——他是普通老百姓的代言人，他替他們表達真實的想法和情緒。”對於像托洛茨基這樣的流亡者而言，這顯然是個陌生的盲區。索索是高加索地區“無可置疑的領袖”。塞基拉什維利說，列寧“看到他的背後站著無數來自於鄉下的領導人”。[3]當托洛茨基在現代馬戲團劇院的舞台上躥下跳時，史達林卻在尋找他新的同盟，比如說被他本人無情地踢出中央委員會的年輕人莫洛托夫。
史達林搬進了莫洛托夫的家。那是位於彼得格勒區希羅卡亞街上的一個大公寓，正對著涅瓦河。屋裏還住著其他3位同誌。“我的家就像個公社。”莫洛托夫說。出人意料的是，史達林向莫洛托夫道歉了。在莫洛托夫看來，把他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是“史達林的大錯誤”。“4月的時候，你是最接近列寧的小圈子的成員之一。”史達林承認。兩人成為了朋友。莫洛托夫沒有在4月時成為中央委員，而現在，他需要一個同盟。兩人截然相反：莫洛托夫身材健碩，說話結巴，戴著一副眼鏡，看上去很呆板，也更像是個資產階級。但兩人都是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喜歡喝酒，都像羅伯斯庇爾一樣崇尚人民武裝起義，且都因為自卑情結而極具報復心——最為關鍵的是，他們都相信史達林的執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