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處都在集會[1]和發表演講，”莫洛托夫回憶說，“這是我們第一次體驗到真正的自由。”即便是妓女和小偷也在組織集會選舉蘇維埃。所有事物皆被顛倒：士兵把帽子倒扣在頭上，穿著花裏胡哨的製服；女人們卻借來了軍帽和槍。這是一場狂歡，所有人都在突如其來的自由裏放縱起來。奧蘭多·費吉斯回憶：“在狂喜的大街上，人們公開地接吻、撫摸，乃至做愛。”
史達林和維拉徑直奔向權力中心。“我們邊走邊聊，史達林同誌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走到了陶裏達宮。”他們在那裏遇到了艾倫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當晚，史達林、莫洛托夫、維拉·施韋策、斯坦索娃和俄國局的其他同誌討論了當時的形勢。沒人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麽辦。
“俄羅斯曾經是個帝國”，但“她接下來將成為什麽呢”？杜馬代表瓦西裏·舒爾欽說，當時正在陶裏達宮運作的那個政治體製“既不是共和國製，也不是君主製——是個無從命名的政體”。溫和派的李沃夫總理的內閣集結了保守派和自由主義傾向的“kadets”——憲政民主黨；而蘇維埃——由奇赫伊澤領導，包括孟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則和政府分庭抗禮。很快，克倫斯基勝過了憲政派和蘇維埃：“隻有克倫斯基知道怎樣在革命的沼澤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實並不知道——沒人知道。
沙皇遜位時，社會民主工黨的巨頭們都身在國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紐約，列寧和馬爾托夫則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群龍無首。於是，33歲的工人階級年輕黨員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和27歲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揮權。[2]在整個俄國境內，隻有不到25000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其中僅有1000名仍然活躍的老黨員。
就在革命發生前的幾天，列寧曾預言說：“革命可能在我們的一生中都不會發生。”當聽說俄國真的爆發了革命時，克魯普斯卡婭十分震驚，她說：“或許這又是一場騙局。”“它真的來到了。”列寧歡呼道，“真令人吃驚！”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亞普尼科夫傳達指令：停止戰爭，反對臨時政府。可是，與此同時，在俄國局的會議上，38歲的史達林和34歲的加米涅夫卻想違抗列寧的指令：他們提議暫時支持臨時政府——隻要戰爭是自衛性質的，而臨時政府也賦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
黨內發生了“分歧”。俄國局完全反對加米涅夫，還逼他為其背叛行為作出解釋。他們僅同意史達林“作為參謀……鑑於其人的某些個人特質”。他的自私、粗野（或許還有他的好色）已眾人皆知。
當時，安娜·阿利盧耶娃已經搬到了郊區。她乘坐郊區火車回到家，聽到屋裏傳來了一些同誌的說話聲（葉努基澤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沒有認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條紋長圍巾”。
“誰來了？”她問。
“史達林從流放地回來了，”一個同誌說，“他剛剛到！”她跑過去問候他——“我們都期盼著你！”他正在來回踱步。安娜發現他已經變了一個人。“衣服沒有變過，仍是黑大衣和藍襯衫”，但“他的臉變了，他看上去疲憊消瘦，麵頰陷了下去，蒼老了很多。隻有他那雙眼睛和充滿嘲諷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
“瞧，我還是找到你了！”史達林說，“我下了火車，還以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還好嗎？奧爾加、謝爾蓋、帕維爾、費德亞好嗎？娜迪亞在哪兒？”當時，謝爾蓋在電廠工作，奧爾加是個護士，帕維爾正在前線參軍，費德亞在讀書，而娜迪亞則在學音樂。
“你餓嗎？”說著，安娜點燃了茶炊——就在這個時候，她的父親回家了。兩個男人“激動地”聊起了近期的新聞。沒過多久，穿著大衣、戴著帽子的娜迪亞也回來了。史達林再次見到了這位生氣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約瑟夫來了。”這家人和史達林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史達林發現，自己已是這個中產階級家庭的英雄，而他卻對這種契訶夫筆下的舒適生活如此陌生。
“史達林模仿他在歸途月台上遇到的鄉下演說家們”，“所有人都大笑起來”。安娜和娜迪亞正在上菜，而史達林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他在流放時的歷險記。他同意在那裏過夜，他們在餐廳裏謝爾蓋的床邊為他鋪了個床。
“我們明天幾點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報。”
“我們起得很早，”奧爾加說，“我們會叫你的。”奧爾加和她的女兒們在另一個房間裏睡下，可她們怎麽也睡不著——特別是娜迪亞，她還在興奮地複述著索索講的那些演講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實在太好笑了，我們不禁笑出了聲，”安娜說，“我們竭盡全力不發出聲，卻又無法自控，越笑越大聲。”
“年輕人，快閉嘴！”她們的父親喊道。
“謝爾蓋，隨她們去吧。”史達林勸道，“她們還年輕，讓她們縱聲大笑吧！”
第二天早晨，他們搭乘火車前往市中心。他們告訴索索他們看中了第十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個新公寓。下車前，史達林對他們說：“那太好了，請為我留一個房間……”
史達林和維拉徑直奔向權力中心。“我們邊走邊聊，史達林同誌沒有意識到我們已經走到了陶裏達宮。”他們在那裏遇到了艾倫娜·斯坦索娃和莫洛托夫。當晚，史達林、莫洛托夫、維拉·施韋策、斯坦索娃和俄國局的其他同誌討論了當時的形勢。沒人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麽辦。
“俄羅斯曾經是個帝國”，但“她接下來將成為什麽呢”？杜馬代表瓦西裏·舒爾欽說，當時正在陶裏達宮運作的那個政治體製“既不是共和國製，也不是君主製——是個無從命名的政體”。溫和派的李沃夫總理的內閣集結了保守派和自由主義傾向的“kadets”——憲政民主黨；而蘇維埃——由奇赫伊澤領導，包括孟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黨和社會革命黨——則和政府分庭抗禮。很快，克倫斯基勝過了憲政派和蘇維埃：“隻有克倫斯基知道怎樣在革命的沼澤地中跳舞。”然而，他其實並不知道——沒人知道。
沙皇遜位時，社會民主工黨的巨頭們都身在國外——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在紐約，列寧和馬爾托夫則在瑞士。彼得格勒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群龍無首。於是，33歲的工人階級年輕黨員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和27歲的莫洛托夫掌握了指揮權。[2]在整個俄國境內，隻有不到25000名布爾什維克黨人，而其中僅有1000名仍然活躍的老黨員。
就在革命發生前的幾天，列寧曾預言說：“革命可能在我們的一生中都不會發生。”當聽說俄國真的爆發了革命時，克魯普斯卡婭十分震驚，她說：“或許這又是一場騙局。”“它真的來到了。”列寧歡呼道，“真令人吃驚！”他向莫洛托夫和什利亞普尼科夫傳達指令：停止戰爭，反對臨時政府。可是，與此同時，在俄國局的會議上，38歲的史達林和34歲的加米涅夫卻想違抗列寧的指令：他們提議暫時支持臨時政府——隻要戰爭是自衛性質的，而臨時政府也賦予了人民基本的民主自由。
黨內發生了“分歧”。俄國局完全反對加米涅夫，還逼他為其背叛行為作出解釋。他們僅同意史達林“作為參謀……鑑於其人的某些個人特質”。他的自私、粗野（或許還有他的好色）已眾人皆知。
當時，安娜·阿利盧耶娃已經搬到了郊區。她乘坐郊區火車回到家，聽到屋裏傳來了一些同誌的說話聲（葉努基澤早就到了），但“她看了眼衣架，沒有認出黑大衣和放在桌上的條紋長圍巾”。
“誰來了？”她問。
“史達林從流放地回來了，”一個同誌說，“他剛剛到！”她跑過去問候他——“我們都期盼著你！”他正在來回踱步。安娜發現他已經變了一個人。“衣服沒有變過，仍是黑大衣和藍襯衫”，但“他的臉變了，他看上去疲憊消瘦，麵頰陷了下去，蒼老了很多。隻有他那雙眼睛和充滿嘲諷意味的微笑一如往日”。
“瞧，我還是找到你了！”史達林說，“我下了火車，還以為再也找不到你了！你還好嗎？奧爾加、謝爾蓋、帕維爾、費德亞好嗎？娜迪亞在哪兒？”當時，謝爾蓋在電廠工作，奧爾加是個護士，帕維爾正在前線參軍，費德亞在讀書，而娜迪亞則在學音樂。
“你餓嗎？”說著，安娜點燃了茶炊——就在這個時候，她的父親回家了。兩個男人“激動地”聊起了近期的新聞。沒過多久，穿著大衣、戴著帽子的娜迪亞也回來了。史達林再次見到了這位生氣勃勃的黑眼珠姑娘。“約瑟夫來了。”這家人和史達林緊緊地抱在了一起。史達林發現，自己已是這個中產階級家庭的英雄，而他卻對這種契訶夫筆下的舒適生活如此陌生。
“史達林模仿他在歸途月台上遇到的鄉下演說家們”，“所有人都大笑起來”。安娜和娜迪亞正在上菜，而史達林在繪聲繪色地講述著他在流放時的歷險記。他同意在那裏過夜，他們在餐廳裏謝爾蓋的床邊為他鋪了個床。
“我們明天幾點起床？明天一早我得去真理報。”
“我們起得很早，”奧爾加說，“我們會叫你的。”奧爾加和她的女兒們在另一個房間裏睡下，可她們怎麽也睡不著——特別是娜迪亞，她還在興奮地複述著索索講的那些演講者的故事。“那些故事實在太好笑了，我們不禁笑出了聲，”安娜說，“我們竭盡全力不發出聲，卻又無法自控，越笑越大聲。”
“年輕人，快閉嘴！”她們的父親喊道。
“謝爾蓋，隨她們去吧。”史達林勸道，“她們還年輕，讓她們縱聲大笑吧！”
第二天早晨，他們搭乘火車前往市中心。他們告訴索索他們看中了第十羅日傑斯特文斯基大道上的一個新公寓。下車前，史達林對他們說：“那太好了，請為我留一個房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