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成才、嗜書如命的史達林送給她的書是科根的《西方文學研究》。其上的題字為：
獻給聰明而又火熱的波麗婭
古怪的奧斯普[1]
他們此生再未相見，但他經常給她寫信。佩拉格婭說，他的信“總是如此機智——即便是在他最困難的時刻，他也知道怎樣從容幽默地應對”。然而，當他於1913年再次遭到流放後，佩拉格婭“永遠地和他失去了聯繫”。
無論“萬人迷”給他帶來了怎樣的身心愉悅，古怪的奧斯普知道他不能再滯留了。1911年9月6日下午3點45分，奧克瑞納間諜報告稱，在奇日科夫的陪伴下，“‘高加索人’帶著兩件行李——一件是大衣箱，一件是包裹，裏麵大概都是衣物——來到了火車站。他登上前往聖彼得堡的火車”。間諜注意到史達林兩次檢查了所有車廂，假裝他已經擺脫了間諜的盯梢。
“朱加什維利登上了3號列車，伊裏奇科夫探員正在盯梢，”沃洛格達的奧克瑞納發電報給聖彼得堡稱，“你們得繼續盯緊他。波佩爾上尉。”然而，索索早就料到了這一招：當他於晚上8點40分抵達聖彼得堡時，他已經擺脫了所有間諜。
勢利的托洛茨基說：“鄉下人終於抵達帝都了。”史達林先是去找了謝爾蓋·阿利盧耶夫，但他不在家。於是，史達林就在涅夫斯基大街來回踱步，直到巧遇席爾瓦·托德裏亞——負責幫他印刷的喬治亞人。
就在史達林抵達之前，俄國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輔歌劇院被人暗殺。當時，沙皇就坐在隔壁的一個包廂裏。刺殺者竟然是秘密警察的密探，這本身便足以說明陰謀的危險性。而這起刺殺事件的受害者則是沙俄帝國最後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目前風聲鶴唳，”托德裏亞警告史達林，“斯托雷平死後，到處都是警察。禮賓會檢查所有人的身份證件。”
“我們就在附近找個招待所吧。”索索建議道。而那家名為“俄國”的招待所認可了奇日科夫的護照。
阿利盧耶夫家的門鈴響了起來。“我很高興見到我們的朋友席爾瓦·托德裏亞。”安娜寫道，“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在他身後站著一個瘦削的男人，他說他叫‘索索’。他穿著一身黑色大衣，戴著一頂軟呢帽。”他們問謝爾蓋·阿利盧耶夫是否在家，但他還沒回來——於是他們就在那裏等著他。索索看起了報紙。當阿利盧耶夫到家後，他們望向了窗外：在史達林等行李期間，間諜再次盯上了他。現在，他們跟著他來到了阿利盧耶夫家，站在街頭觀察情況。
阿利盧耶夫囑咐兩個女兒安娜和娜迪亞：“去院子裏看看是否有兩個戴著圓頂帽的‘幽靈’。”興奮的女孩們在院落裏發現了一個，又在街角發現了另外三個。
當晚，史達林回到了“俄國”招待所。9月9日早上7點50分，他的門外傳來敲門聲。
“讓我再睡一會兒！”習慣晝伏夜出的索索喊道。可是，警察沖了進來。他們不僅逮捕了他，還找到了他隨身攜帶的地圖、照片、信件、一本德語常用語手冊（說明他希望前往布拉格參加列寧即將舉辦的代表大會），以及奇日科夫的護照——這個人不但把女朋友借給了史達林，還把自己的名字借給了他。
奧克瑞納把史達林關進了聖彼得堡拘留所，讓他等候發落。他們把他關了三個星期，既沒有通知當地的警察，也沒有通知憲兵隊。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又在動腦筋想把他感召成雙重間諜。不過，10月2日，他們終於通知了聖彼得堡憲兵隊，而後者的索貝列夫上校則建議將史達林“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刑期5年”。
內務大臣a.a.馬卡洛夫把量刑減低到了3年。史達林申請把流放地改為沃洛格達，並想獨自前往，而非和一大幫流放犯一起——沒有想到，當局竟然同意了。他的卷宗對他的生理描述模糊不清，似乎這個卷宗根本不屬於他。難道沙皇當局又開始蹚渾水了嗎？抑或是豐坦卡16號或內務部接受了賄賂？難道奧克瑞納指望他會無知地把他們引向他的同誌的住所？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就在他拿到前往沃洛格達的通行證後，他立馬就擺脫了奧克瑞納間諜的盯梢。他在聖彼得堡消失了，接下來的10天裏沒有任何有關他的記錄。他再次成功逃脫。
史達林見到了朋友塞爾戈和斯潘達良。“1911年12月，史達林正藏身於茨馬科夫的家中，”斯潘達良的主要情人之一維拉·施韋策說，“我們去看望了他。他就住在院子裏的一個木質牆壁、玻璃頂房子裏，裏麵十分寒冷。”史達林熱烈地歡迎了他們。維拉·施韋策回憶：“他跑了過來，拉住我們的手，大笑著把我們拽到了屋裏。我們也大笑了起來。”
“把這裏當作你們自己的家吧！”他說。
“好，讓我們一起跳舞慶祝你被釋放！”斯潘達良說。
塞爾戈和斯潘達良很快就要前往列寧召集的布拉格大會了。這次大會標誌著布爾什維克黨的正式成立，以及和孟什維克黨的正式決裂。史達林被邀請前往，但是，他剛剛被判了刑，無法前往。塞爾戈和斯潘達良把他的消息帶給了列寧。“他們在我家召開了一個小會。”施韋策的家中迎來了三個高加索人。塞爾戈給了史達林50盧布。在逃亡的過程中，“史達林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獻給聰明而又火熱的波麗婭
古怪的奧斯普[1]
他們此生再未相見，但他經常給她寫信。佩拉格婭說，他的信“總是如此機智——即便是在他最困難的時刻，他也知道怎樣從容幽默地應對”。然而，當他於1913年再次遭到流放後，佩拉格婭“永遠地和他失去了聯繫”。
無論“萬人迷”給他帶來了怎樣的身心愉悅，古怪的奧斯普知道他不能再滯留了。1911年9月6日下午3點45分，奧克瑞納間諜報告稱，在奇日科夫的陪伴下，“‘高加索人’帶著兩件行李——一件是大衣箱，一件是包裹，裏麵大概都是衣物——來到了火車站。他登上前往聖彼得堡的火車”。間諜注意到史達林兩次檢查了所有車廂，假裝他已經擺脫了間諜的盯梢。
“朱加什維利登上了3號列車，伊裏奇科夫探員正在盯梢，”沃洛格達的奧克瑞納發電報給聖彼得堡稱，“你們得繼續盯緊他。波佩爾上尉。”然而，索索早就料到了這一招：當他於晚上8點40分抵達聖彼得堡時，他已經擺脫了所有間諜。
勢利的托洛茨基說：“鄉下人終於抵達帝都了。”史達林先是去找了謝爾蓋·阿利盧耶夫，但他不在家。於是，史達林就在涅夫斯基大街來回踱步，直到巧遇席爾瓦·托德裏亞——負責幫他印刷的喬治亞人。
就在史達林抵達之前，俄國首相斯托雷平在基輔歌劇院被人暗殺。當時，沙皇就坐在隔壁的一個包廂裏。刺殺者竟然是秘密警察的密探，這本身便足以說明陰謀的危險性。而這起刺殺事件的受害者則是沙俄帝國最後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目前風聲鶴唳，”托德裏亞警告史達林，“斯托雷平死後，到處都是警察。禮賓會檢查所有人的身份證件。”
“我們就在附近找個招待所吧。”索索建議道。而那家名為“俄國”的招待所認可了奇日科夫的護照。
阿利盧耶夫家的門鈴響了起來。“我很高興見到我們的朋友席爾瓦·托德裏亞。”安娜寫道，“但他不是一個人來的，在他身後站著一個瘦削的男人，他說他叫‘索索’。他穿著一身黑色大衣，戴著一頂軟呢帽。”他們問謝爾蓋·阿利盧耶夫是否在家，但他還沒回來——於是他們就在那裏等著他。索索看起了報紙。當阿利盧耶夫到家後，他們望向了窗外：在史達林等行李期間，間諜再次盯上了他。現在，他們跟著他來到了阿利盧耶夫家，站在街頭觀察情況。
阿利盧耶夫囑咐兩個女兒安娜和娜迪亞：“去院子裏看看是否有兩個戴著圓頂帽的‘幽靈’。”興奮的女孩們在院落裏發現了一個，又在街角發現了另外三個。
當晚，史達林回到了“俄國”招待所。9月9日早上7點50分，他的門外傳來敲門聲。
“讓我再睡一會兒！”習慣晝伏夜出的索索喊道。可是，警察沖了進來。他們不僅逮捕了他，還找到了他隨身攜帶的地圖、照片、信件、一本德語常用語手冊（說明他希望前往布拉格參加列寧即將舉辦的代表大會），以及奇日科夫的護照——這個人不但把女朋友借給了史達林，還把自己的名字借給了他。
奧克瑞納把史達林關進了聖彼得堡拘留所，讓他等候發落。他們把他關了三個星期，既沒有通知當地的警察，也沒有通知憲兵隊。這或許是因為他們又在動腦筋想把他感召成雙重間諜。不過，10月2日，他們終於通知了聖彼得堡憲兵隊，而後者的索貝列夫上校則建議將史達林“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部……刑期5年”。
內務大臣a.a.馬卡洛夫把量刑減低到了3年。史達林申請把流放地改為沃洛格達，並想獨自前往，而非和一大幫流放犯一起——沒有想到，當局竟然同意了。他的卷宗對他的生理描述模糊不清，似乎這個卷宗根本不屬於他。難道沙皇當局又開始蹚渾水了嗎？抑或是豐坦卡16號或內務部接受了賄賂？難道奧克瑞納指望他會無知地把他們引向他的同誌的住所？我們無從得知。但是，就在他拿到前往沃洛格達的通行證後，他立馬就擺脫了奧克瑞納間諜的盯梢。他在聖彼得堡消失了，接下來的10天裏沒有任何有關他的記錄。他再次成功逃脫。
史達林見到了朋友塞爾戈和斯潘達良。“1911年12月，史達林正藏身於茨馬科夫的家中，”斯潘達良的主要情人之一維拉·施韋策說，“我們去看望了他。他就住在院子裏的一個木質牆壁、玻璃頂房子裏，裏麵十分寒冷。”史達林熱烈地歡迎了他們。維拉·施韋策回憶：“他跑了過來，拉住我們的手，大笑著把我們拽到了屋裏。我們也大笑了起來。”
“把這裏當作你們自己的家吧！”他說。
“好，讓我們一起跳舞慶祝你被釋放！”斯潘達良說。
塞爾戈和斯潘達良很快就要前往列寧召集的布拉格大會了。這次大會標誌著布爾什維克黨的正式成立，以及和孟什維克黨的正式決裂。史達林被邀請前往，但是，他剛剛被判了刑，無法前往。塞爾戈和斯潘達良把他的消息帶給了列寧。“他們在我家召開了一個小會。”施韋策的家中迎來了三個高加索人。塞爾戈給了史達林50盧布。在逃亡的過程中，“史達林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