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提比裏西的秘密警察對革命黨人展開圍捕，史達林剛躲進一個秘密藏匿地，卻吃驚地發現一個名為阿爾喬姆·吉奧的孟什維克黨人也躲在那裏。“沒想到你也在！”史達林吃驚地說，“難道你沒有被捕嗎？”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陌生人走了進來。“你想說什麽就說什麽，”史達林安慰吉奧道，“他是我的同誌。”而這個所謂的“同誌”則是一個警察翻譯官。後者向史達林匯報了當天有哪些同誌被逮捕——其中包括謝爾蓋·阿利盧耶夫——並提醒史達林警察當晚就要抓他。[3]
奧克瑞納間諜“菲庫斯”報告稱，有個神秘的憲兵軍官通知史達林和穆季瓦尼憲兵隊即將展開對印刷所的突襲。而正如我們上述，他們及時搬離了印刷所。
那麽，史達林和秘密警察的關係到底如何？
“史達林會把那些對他有意見的同誌的地址告訴憲兵，他想以此除掉他們。”阿爾申尼澤堅稱，“他的同誌決定讓他接受黨內調查審決……然而，就在審決的當口，憲兵沖了進來，逮捕了審決人員和科巴。”烏拉塔澤說，1909年，“巴庫布爾什維克黨指控史達林出賣了邵武勉”。佐達尼亞說：“邵武勉曾告訴過我：‘史達林出賣了我——沒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處在哪裏。’”雖然這三位的話都被作為事實廣泛地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接受，但我們也要注意到，他們都是被史達林流放的孟什維克黨人。
另一方麵，秘密警察總是搞不清楚史達林的身份。巴庫憲兵隊長馬丁諾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發現“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維利——而那時候，史達林逃離巴庫已長達6個月了。難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層庇護著？
當我們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懷疑是間諜；他在秘密警察內部有線人；他總是能從流放地和監獄逃脫——都考慮進去後，史達林是沙皇間諜的說法的確顯得有理有據。難道，這位未來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袖從一開始就是個無法無天、狂妄自大的叛徒？進一步說，如果史達林是個叛徒的話，那麽，在其執掌下蘇聯所進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個騙局了嗎？難道他殺了那麽多人（特別是在“大清洗”時）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罪惡？這種陰謀論很是誘人，特別是在“冷戰”時期。
然而，對史達林不利的證據是相當不可靠的。孟什維克黨人說史達林背叛了邵武勉，這些話經不起推敲。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的確緊張，但還沒有嚴重到成為宿敵的地步：高加索地區布爾什維克黨的兩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間，邵武勉隻被逮捕過一次。當他於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時，史達林還身在索裏維切戈茨斯克。而當他於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時，史達林本人也被關在聖彼得堡的監獄裏。史達林不太可能安排了這兩次逮捕行動。
史達林是個實用主義者，有時也殘忍無情。他自負自大，所以，在他看來，任何和他作對的人都是和歷史作對——因此，無論動用什麽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們找不到任何關於他背叛了某位同誌或因此被黨內審決的確鑿記錄。
史達林在秘密警察內部有線人，這事貌似十分可疑，實則符合情理。我們可以從奧克瑞納安插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間諜“菲庫斯”那裏反諷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來到提比裏西參加了一個簡短的會議。“在科巴（索索）——來自於巴庫的約瑟夫·朱加什維利——的建議下，會議決議要把黨員安插在不同的國家機構中，以向黨提供情報。”我們可以就此判斷，當時的史達林主導了黨的間諜和反間諜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內部。
收買憲兵和奧克瑞納軍官，獲取有關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報，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誌逃亡——這是他的工作。隻要仔細研究每一則有關他是間諜的傳言，我們就會發現，即便是在那些對他最不利的證言中，他也隻是在接收情報，而沒有給出情報。這些和史達林合作的線人，他們中的有一些——比如說警察翻譯官——是革命黨的同情者，而大多數隻是貪圖錢財。
情報世界永遠是個市場。高加索地區的警察尤其腐敗，他們就釋放革命黨人明碼標價。隻要給巴伊洛夫監獄的典獄長150盧布，他就會為被逮捕的革命黨人找一個替罪羊。[4]巴庫憲兵隊的副隊長費奧多·紮伊采夫上尉尤其腐敗。“很快，所有同誌都被釋放了，”塞爾戈回憶道，“我們隻是給紮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筆錢——他早就接受了賄賂。”為了讓紮伊采夫釋放邵武勉，巴庫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盧布。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紮伊采夫便是私會史達林的那個憲兵高級軍官。1910年4月，沙皇當局終於發現了紮伊采夫的受賄行徑，並把他解職了。
行賄金是雙向流通的。幾乎所有奧克瑞納的間諜都會收錢，但史達林卻從來沒有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頭全是從銀行奪來的錢，他也基本不會花在自己身上。他經常處於赤貧的狀態，和那些真正的奧克瑞納間諜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後者總是會以出賣情報的方式收取巨額酬金。
奧克瑞納間諜“菲庫斯”報告稱，有個神秘的憲兵軍官通知史達林和穆季瓦尼憲兵隊即將展開對印刷所的突襲。而正如我們上述，他們及時搬離了印刷所。
那麽，史達林和秘密警察的關係到底如何？
“史達林會把那些對他有意見的同誌的地址告訴憲兵，他想以此除掉他們。”阿爾申尼澤堅稱，“他的同誌決定讓他接受黨內調查審決……然而，就在審決的當口，憲兵沖了進來，逮捕了審決人員和科巴。”烏拉塔澤說，1909年，“巴庫布爾什維克黨指控史達林出賣了邵武勉”。佐達尼亞說：“邵武勉曾告訴過我：‘史達林出賣了我——沒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我的藏身處在哪裏。’”雖然這三位的話都被作為事實廣泛地為後世的歷史學家接受，但我們也要注意到，他們都是被史達林流放的孟什維克黨人。
另一方麵，秘密警察總是搞不清楚史達林的身份。巴庫憲兵隊長馬丁諾夫上校直到1909年12月才發現“牛奶工”就是索索·朱加什維利——而那時候，史達林逃離巴庫已長達6個月了。難道他真的被沙皇的高層庇護著？
當我們把所有因素——早在1902年，他就被懷疑是間諜；他在秘密警察內部有線人；他總是能從流放地和監獄逃脫——都考慮進去後，史達林是沙皇間諜的說法的確顯得有理有據。難道，這位未來的國際馬克思主義領袖從一開始就是個無法無天、狂妄自大的叛徒？進一步說，如果史達林是個叛徒的話，那麽，在其執掌下蘇聯所進行的所有革新不就是個騙局了嗎？難道他殺了那麽多人（特別是在“大清洗”時）就是為了掩飾自己的罪惡？這種陰謀論很是誘人，特別是在“冷戰”時期。
然而，對史達林不利的證據是相當不可靠的。孟什維克黨人說史達林背叛了邵武勉，這些話經不起推敲。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的確緊張，但還沒有嚴重到成為宿敵的地步：高加索地區布爾什維克黨的兩位巨人“友好但也有分歧”。在1907—1910年間，邵武勉隻被逮捕過一次。當他於1909年4月30日被逮捕時，史達林還身在索裏維切戈茨斯克。而當他於1911年9月30日再次被捕時，史達林本人也被關在聖彼得堡的監獄裏。史達林不太可能安排了這兩次逮捕行動。
史達林是個實用主義者，有時也殘忍無情。他自負自大，所以，在他看來，任何和他作對的人都是和歷史作對——因此，無論動用什麽手段除掉此人都在所不惜。然而，我們找不到任何關於他背叛了某位同誌或因此被黨內審決的確鑿記錄。
史達林在秘密警察內部有線人，這事貌似十分可疑，實則符合情理。我們可以從奧克瑞納安插在布爾什維克黨內的間諜“菲庫斯”那裏反諷地了解到以下事件：1909年11月，他來到提比裏西參加了一個簡短的會議。“在科巴（索索）——來自於巴庫的約瑟夫·朱加什維利——的建議下，會議決議要把黨員安插在不同的國家機構中，以向黨提供情報。”我們可以就此判斷，當時的史達林主導了黨的間諜和反間諜工作——打入秘密警察內部。
收買憲兵和奧克瑞納軍官，獲取有關叛徒和警察查抄的情報，迅速安排被逮捕的同誌逃亡——這是他的工作。隻要仔細研究每一則有關他是間諜的傳言，我們就會發現，即便是在那些對他最不利的證言中，他也隻是在接收情報，而沒有給出情報。這些和史達林合作的線人，他們中的有一些——比如說警察翻譯官——是革命黨的同情者，而大多數隻是貪圖錢財。
情報世界永遠是個市場。高加索地區的警察尤其腐敗，他們就釋放革命黨人明碼標價。隻要給巴伊洛夫監獄的典獄長150盧布，他就會為被逮捕的革命黨人找一個替罪羊。[4]巴庫憲兵隊的副隊長費奧多·紮伊采夫上尉尤其腐敗。“很快，所有同誌都被釋放了，”塞爾戈回憶道，“我們隻是給紮伊采夫上尉付了一小筆錢——他早就接受了賄賂。”為了讓紮伊采夫釋放邵武勉，巴庫石油大亨舍巴耶夫付了他700盧布。我們幾乎可以肯定，紮伊采夫便是私會史達林的那個憲兵高級軍官。1910年4月，沙皇當局終於發現了紮伊采夫的受賄行徑，並把他解職了。
行賄金是雙向流通的。幾乎所有奧克瑞納的間諜都會收錢，但史達林卻從來沒有這些秘密收入。即便他的手頭全是從銀行奪來的錢，他也基本不會花在自己身上。他經常處於赤貧的狀態，和那些真正的奧克瑞納間諜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後者總是會以出賣情報的方式收取巨額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