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一位當地警察說，史達林“對上級缺乏尊重，經常強詞奪理”。有一次，他大聲朗讀革命著作，還參加了話劇排練[2]，“大河雄雞”把他關了起來，罰了他25戈比。即便如此，流放者還是會舉行秘密的狂野派對。男女之間的互相吸引不可避免。“我們正唱著歌——我跳起舞來，”一位名為舒拉·多布龍拉沃夫的女孩回憶說，“科巴拍著手，突然，我聽見他說：‘舒拉是生命的快樂之源！’我看到科巴正對我神秘地笑著。”接下來兩人到底發生了什麽，無人知曉。
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劃船。他們唱著歌，揮舞著紅色的旗幟。“大河雄雞”跑到岸邊，沖他們大吼：“停止歌唱！”不過，他沒法懲罰他們所有人，於是他們逃過了一劫。
史達林經常組織流放者秘密集會，但據亞歷山大·杜布洛文回憶，他“會緊緊盯住每個與會成員，並要求他們向他匯報一舉一動”。杜布洛文在回憶錄中暗示，史達林逮捕過叛徒，並下令把他們處決。“有個名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個叛徒。據一位同誌說，他被扔進了維切格達河，溺水身亡了。”
“我經常去（史達林）房間看望他，”塔蒂阿娜·蘇霍娃——當時她22歲，有一頭淺棕色的頭髮和一雙灰色的眼睛——說，“他的生活很拮據。他睡在一個板條箱上，上麵隻鋪了一層木板和一袋稻草。他蓋法蘭絨的毯子，墊著粉色的枕頭。”他心情鬱結——卡托才去世了幾個月。“他經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裏”。然而，書籍永遠是他的慰藉和避風港，“因為他覺得很冷，所以他穿著大衣躺在床上，身邊全都是書”。據她說，她讓他漸漸開心了起來。他們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們會開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劃船。漸漸地，朋友之情變成了愛情。直到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依然沒有忘記蘇霍娃。在此之後，他曾給她寫過信。他請求她原諒自己沒有聯繫她：“我違背了曾經的諾言——我曾多次許下過的諾言——我甚至連一張卡片都沒送給你！我真不是個人，請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聯繫！”兩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見麵。
當年6月，當地警察報告稱，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舉行了一次大會。與會者中有個名為史黛芬妮婭·佩德羅夫斯卡婭的女孩。兩人很快墜入愛河，迅速發展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
史黛芬妮婭是個23歲的教師。她的社會地位比史達林高。她是敖德薩的貴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親在敖德薩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讀於精英大學預科學校，然後進入了大學。據警察報告稱，“佩德羅夫斯卡婭貴婦”曾於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達兩年。當她認識奧斯普·科巴時，她正好剛剛結束服刑。史達林並沒有在那裏待多久，但兩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熱烈，因為在此之後，她竟然為了索索待在了被遺棄的索裏維切戈茨斯克，又跟著他回到了高加索。
流放者基本無從了解社會民主工黨在國外的發展情況。但是，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會為他們寄來破舊的雜誌期刊，他們能從中了解到黨的最新情況：工黨依然處於分裂之中。列寧依然敵視波格丹諾夫，這讓史達林十分不滿。“你覺得波格丹諾夫的新書怎麽樣？”索索問他日內瓦的朋友馬拉基亞·托羅舍利澤，“在我看來，它正確地指出了伊裏奇（列寧）的個人偏見，這極為重要。他同時指出，伊裏奇的唯物主義……和普列漢諾夫的不一樣……而伊裏奇卻在掩飾這一點。”
史達林尊敬列寧，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列寧的理念全盤接受。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開展了削弱列寧的影響力的工作，這顯然是出於他的政治目的。而現在，在他看來，列寧的分裂主義完全是一個被寵壞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日漸式微的俄國，黨內的實用主義者無法忍受這種頤指氣使的行為。“作為整體的社會民主工黨不復存在了。”季諾維也夫承認說。黨內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某些“清洗者”認為是時候為工黨畫上句號了。而在另一方麵，史達林與那些“調停者”達成一致，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和孟什維克黨合作，生死與共。
史達林當然知道黨需要他，因此，他無心在索裏維切戈茨斯克繼續滯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體係就變得越發混亂。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間，俄國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沒有超過18000人。索索給聖彼得堡的阿利盧耶夫寫了一封信，詢問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顯，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開始為逃離籌資，從郵局得到了好幾筆錢。流放者們假裝舉行了一次賭博，史達林“贏下了700盧布”。
6月的晚些時候，在“大河雄雞”完成早晨的檢閱後，蘇霍娃幫史達林穿上了一身薩拉凡——俄國風格的無袖長裙。我們無從知曉他是否剃了鬍子，但喬裝打扮的史達林在蘇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來到了當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臨別時分，史達林——全然不顧那身女裝，親吻著蘇霍娃說：“總有一天，我會給你一塊絲緞手帕報答你的。”
有一次，流放者正在一起劃船。他們唱著歌，揮舞著紅色的旗幟。“大河雄雞”跑到岸邊，沖他們大吼：“停止歌唱！”不過，他沒法懲罰他們所有人，於是他們逃過了一劫。
史達林經常組織流放者秘密集會，但據亞歷山大·杜布洛文回憶，他“會緊緊盯住每個與會成員，並要求他們向他匯報一舉一動”。杜布洛文在回憶錄中暗示，史達林逮捕過叛徒，並下令把他們處決。“有個名為穆斯塔法的流放者。穆斯塔法是個叛徒。據一位同誌說，他被扔進了維切格達河，溺水身亡了。”
“我經常去（史達林）房間看望他，”塔蒂阿娜·蘇霍娃——當時她22歲，有一頭淺棕色的頭髮和一雙灰色的眼睛——說，“他的生活很拮據。他睡在一個板條箱上，上麵隻鋪了一層木板和一袋稻草。他蓋法蘭絨的毯子，墊著粉色的枕頭。”他心情鬱結——卡托才去世了幾個月。“他經常大白天的就半躺在那裏”。然而，書籍永遠是他的慰藉和避風港，“因為他覺得很冷，所以他穿著大衣躺在床上，身邊全都是書”。據她說，她讓他漸漸開心了起來。他們在一起的時間越來越多，他們會開彼此的玩笑，甚至一起去劃船。漸漸地，朋友之情變成了愛情。直到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依然沒有忘記蘇霍娃。在此之後，他曾給她寫過信。他請求她原諒自己沒有聯繫她：“我違背了曾經的諾言——我曾多次許下過的諾言——我甚至連一張卡片都沒送給你！我真不是個人，請你接受我的道歉……保持聯繫！”兩人直到1912年才再次見麵。
當年6月，當地警察報告稱，索索和所有其他流放者舉行了一次大會。與會者中有個名為史黛芬妮婭·佩德羅夫斯卡婭的女孩。兩人很快墜入愛河，迅速發展到了談婚論嫁的程度。
史黛芬妮婭是個23歲的教師。她的社會地位比史達林高。她是敖德薩的貴族，她信仰天主教的父親在敖德薩市中心有一幢房子。她曾就讀於精英大學預科學校，然後進入了大學。據警察報告稱，“佩德羅夫斯卡婭貴婦”曾於莫斯科被捕，被判流放沃洛格達兩年。當她認識奧斯普·科巴時，她正好剛剛結束服刑。史達林並沒有在那裏待多久，但兩人的感情肯定十分熱烈，因為在此之後，她竟然為了索索待在了被遺棄的索裏維切戈茨斯克，又跟著他回到了高加索。
流放者基本無從了解社會民主工黨在國外的發展情況。但是，他們的家人和朋友會為他們寄來破舊的雜誌期刊，他們能從中了解到黨的最新情況：工黨依然處於分裂之中。列寧依然敵視波格丹諾夫，這讓史達林十分不滿。“你覺得波格丹諾夫的新書怎麽樣？”索索問他日內瓦的朋友馬拉基亞·托羅舍利澤，“在我看來，它正確地指出了伊裏奇（列寧）的個人偏見，這極為重要。他同時指出，伊裏奇的唯物主義……和普列漢諾夫的不一樣……而伊裏奇卻在掩飾這一點。”
史達林尊敬列寧，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列寧的理念全盤接受。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開展了削弱列寧的影響力的工作，這顯然是出於他的政治目的。而現在，在他看來，列寧的分裂主義完全是一個被寵壞了的流亡者的自我沉溺。可是，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日漸式微的俄國，黨內的實用主義者無法忍受這種頤指氣使的行為。“作為整體的社會民主工黨不復存在了。”季諾維也夫承認說。黨內的分歧是如此之大，以至於某些“清洗者”認為是時候為工黨畫上句號了。而在另一方麵，史達林與那些“調停者”達成一致，認為布爾什維克黨必須和孟什維克黨合作，生死與共。
史達林當然知道黨需要他，因此，他無心在索裏維切戈茨斯克繼續滯留——斯托雷平流放的革命者越多，沙皇的官僚體係就變得越發混亂。逃亡者也成倍地增多。在1906—1909年間，俄國共有32000名流放犯，但每次人口清算都沒有超過18000人。索索給聖彼得堡的阿利盧耶夫寫了一封信，詢問他的家庭和工作地址。很明顯，他想去首都走一趟。他開始為逃離籌資，從郵局得到了好幾筆錢。流放者們假裝舉行了一次賭博，史達林“贏下了700盧布”。
6月的晚些時候，在“大河雄雞”完成早晨的檢閱後，蘇霍娃幫史達林穿上了一身薩拉凡——俄國風格的無袖長裙。我們無從知曉他是否剃了鬍子，但喬裝打扮的史達林在蘇霍娃的陪伴下乘坐蒸汽船來到了當地的中心城市科特拉斯。臨別時分，史達林——全然不顧那身女裝，親吻著蘇霍娃說：“總有一天，我會給你一塊絲緞手帕報答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