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史達林得到了喬治亞布爾什維克領袖米哈·茨哈卡亞的支持。茨哈卡亞是“第三集團”的創始人之一，現如今已經加入了列寧的“強硬派”陣營。茨哈卡亞蓄著一簇灰白的山羊鬍，講起話來擲地有聲。史達林尊敬這位活力四射的老革命家。多年之後，史達林曾嘲諷過茨哈卡亞。在史達林看來，所謂“感激，不過是狗的疾病”而已。
茨哈卡亞為史達林請命，避免他被開除黨籍，但他也建議史達林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我不能這麽相信你，”他教導史達林道，“你還年輕，你還需要建立紮實的理念——不然的話，你會遇到問題。”
茨哈卡亞把他介紹給了一個名為達尼什·舍瓦爾丹的亞美尼亞知識分子，讓後者教他“新文學”。多年之後，史達林曾嘲諷地回憶道：“茨哈卡亞開始上課了，他先是講到星球的誕生、物種的起源、蛋白質和細胞等等，直到3個小時後，他才剛剛講到了奴隸社會。我們困得要命，不禁打起了哈欠……”
然而，史達林本人所講述的這段軼事沒有提及一樁令他感到羞辱的事：茨哈卡亞命令他寫了一篇文章《信仰》，讓他宣布放棄自己與眾不合的觀念。這位亞美尼亞人審讀了這篇文章，在感到滿意之後又印了70份，分發給同誌們看。[4]史達林被原諒了，但茨哈卡亞說，他必須“休整”以迎接下一次將功補過的任務。
索索對依賴自己的朋友為生不以為意。卡莫和斯瓦尼澤的朋友、前神學院學生米哈伊爾·莫諾瑟利澤說：“每當他造訪某人的家時，他都會表現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樣。如果他發現那家人有他喜歡的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便會非常自然地說：‘好吧，有人告訴我我被邀請前來品嚐你們的葡萄酒和水果。’然後，他會打開櫥櫃，逕自吃喝起來……”在他看來，他為革命吃了這麽多苦，用不著感謝那些人為他的生活提供幫助。
他和他那位富有的朋友斯潘達良待在一起。通過後者的介紹，他進入了一個由列夫·羅森布魯姆領導的小圈子。羅森布魯姆便是後來的“加米涅夫”。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和他共同掌握了黨內的領導權，但他還是死在了史達林的手上。加米涅夫的父親是個富裕的工程師，巴統和巴庫之間的火車便是他設計的。因此，他也資助了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兒子。雖然加米涅夫的實際年齡要比史達林小，但他看上去比史達林成熟得多。他蓄著紅鬍子，有一雙近視了的藍眼睛，這讓他看上去更像是個校長。他對史達林很友好，還經常給他錢——直到他發現為時已晚，自己竟然培養了一個政敵。雖然加米涅夫是個布爾什維克，但他屬於其中的“溫和派”，也因此經常和史達林這樣的“強硬派”產生衝突。
“我經常和那些知識分子吵架。”卡莫回憶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願意去參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約瑟夫·達夫裏舍維是加米涅夫和斯潘達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讀了提比裏西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華的學校。
當時，達夫裏舍維正和社會主義聯邦革命黨打得火熱。他“很高興在哥裏一別後再次和索索相遇”。他們兩人長得很像（甚至還被認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我們有聊不完的天。”達夫裏舍維回憶道。可他也勢利地說，史達林“不認識提比裏西的任何人”。
達夫裏舍維顯然小看了史達林。就在這一時期，史達林業已結識了很多要在將來和他一起執掌蘇聯大權——至少和他生死相伴——的年輕革命者。有一次，謝爾蓋·阿利盧耶夫從巴庫帶來了一台印刷機，把它送到了革命者最愛的貝比·博喬裏澤的家。阿利盧耶夫寫道：
我一回頭，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走進了隔壁房間。
“他是我們的人。”貝比說。
“我是你們的人。”年輕人重複了貝比的話，把我請了進去。他坐在我邊上，問道：“你有什麽好消息要告訴我嗎？”
雖然當時的索索比阿利盧耶夫年輕10歲，但這個目中無人的年輕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了指揮者的位置上，命令阿利盧耶夫轉移印刷機。他們已然成為革命事業中的同伴了。可現在，阿利盧耶夫把他請進了家，讓他認識了他那位美麗而又多情的妻子。在此之後，史達林曾抱怨說，阿利盧耶夫家的女人們“從來不會放過他”，總是“想和他上床”。
* * *
[1] 當列寧抵達他的流放地後，他先是批評了火車站站長占用了當地一位商人的圖書館，然後，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娜迪亞·克魯普斯卡婭以及他的嶽母叫了過來，讓她們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甚至還請了一個女傭，讓她打掃自己的房間。據克魯普斯卡婭說，列寧一家會幫助“生活習慣相對整潔”的農民。列寧說，他的流放地簡直就是“西伯利亞的義大利”，這片風景優美的土地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克魯普斯卡婭說：“大體而言，流放並沒有想像的那麽糟糕。”流放體製會優待貴族、東正教的俄國人和喬治亞人，而對猶太人和波蘭人就沒有同等的善意了。列寧和他的朋友尤裏·馬爾托夫是於同一時間因同一項罪名而被流放的。可是，身為俄國貴族的列寧對他平靜的讀書假日頗為享受，而同為社會民主工黨領袖的猶太人馬爾托夫卻被流放到了圖魯漢斯克，在天寒地凍的北極圈裏遭罪。
茨哈卡亞為史達林請命，避免他被開除黨籍，但他也建議史達林重新學習馬克思主義。“我不能這麽相信你，”他教導史達林道，“你還年輕，你還需要建立紮實的理念——不然的話，你會遇到問題。”
茨哈卡亞把他介紹給了一個名為達尼什·舍瓦爾丹的亞美尼亞知識分子，讓後者教他“新文學”。多年之後，史達林曾嘲諷地回憶道：“茨哈卡亞開始上課了，他先是講到星球的誕生、物種的起源、蛋白質和細胞等等，直到3個小時後，他才剛剛講到了奴隸社會。我們困得要命，不禁打起了哈欠……”
然而，史達林本人所講述的這段軼事沒有提及一樁令他感到羞辱的事：茨哈卡亞命令他寫了一篇文章《信仰》，讓他宣布放棄自己與眾不合的觀念。這位亞美尼亞人審讀了這篇文章，在感到滿意之後又印了70份，分發給同誌們看。[4]史達林被原諒了，但茨哈卡亞說，他必須“休整”以迎接下一次將功補過的任務。
索索對依賴自己的朋友為生不以為意。卡莫和斯瓦尼澤的朋友、前神學院學生米哈伊爾·莫諾瑟利澤說：“每當他造訪某人的家時，他都會表現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樣。如果他發現那家人有他喜歡的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便會非常自然地說：‘好吧，有人告訴我我被邀請前來品嚐你們的葡萄酒和水果。’然後，他會打開櫥櫃，逕自吃喝起來……”在他看來，他為革命吃了這麽多苦，用不著感謝那些人為他的生活提供幫助。
他和他那位富有的朋友斯潘達良待在一起。通過後者的介紹，他進入了一個由列夫·羅森布魯姆領導的小圈子。羅森布魯姆便是後來的“加米涅夫”。列寧去世之後，史達林和他共同掌握了黨內的領導權，但他還是死在了史達林的手上。加米涅夫的父親是個富裕的工程師，巴統和巴庫之間的火車便是他設計的。因此，他也資助了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兒子。雖然加米涅夫的實際年齡要比史達林小，但他看上去比史達林成熟得多。他蓄著紅鬍子，有一雙近視了的藍眼睛，這讓他看上去更像是個校長。他對史達林很友好，還經常給他錢——直到他發現為時已晚，自己竟然培養了一個政敵。雖然加米涅夫是個布爾什維克，但他屬於其中的“溫和派”，也因此經常和史達林這樣的“強硬派”產生衝突。
“我經常和那些知識分子吵架。”卡莫回憶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願意去參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約瑟夫·達夫裏舍維是加米涅夫和斯潘達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讀了提比裏西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華的學校。
當時，達夫裏舍維正和社會主義聯邦革命黨打得火熱。他“很高興在哥裏一別後再次和索索相遇”。他們兩人長得很像（甚至還被認為是同父異母的兄弟）。“我們有聊不完的天。”達夫裏舍維回憶道。可他也勢利地說，史達林“不認識提比裏西的任何人”。
達夫裏舍維顯然小看了史達林。就在這一時期，史達林業已結識了很多要在將來和他一起執掌蘇聯大權——至少和他生死相伴——的年輕革命者。有一次，謝爾蓋·阿利盧耶夫從巴庫帶來了一台印刷機，把它送到了革命者最愛的貝比·博喬裏澤的家。阿利盧耶夫寫道：
我一回頭，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走進了隔壁房間。
“他是我們的人。”貝比說。
“我是你們的人。”年輕人重複了貝比的話，把我請了進去。他坐在我邊上，問道：“你有什麽好消息要告訴我嗎？”
雖然當時的索索比阿利盧耶夫年輕10歲，但這個目中無人的年輕人依然把自己放在了指揮者的位置上，命令阿利盧耶夫轉移印刷機。他們已然成為革命事業中的同伴了。可現在，阿利盧耶夫把他請進了家，讓他認識了他那位美麗而又多情的妻子。在此之後，史達林曾抱怨說，阿利盧耶夫家的女人們“從來不會放過他”，總是“想和他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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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當列寧抵達他的流放地後，他先是批評了火車站站長占用了當地一位商人的圖書館，然後，他竟然把自己的妻子娜迪亞·克魯普斯卡婭以及他的嶽母叫了過來，讓她們照料自己的生活。他甚至還請了一個女傭，讓她打掃自己的房間。據克魯普斯卡婭說，列寧一家會幫助“生活習慣相對整潔”的農民。列寧說，他的流放地簡直就是“西伯利亞的義大利”，這片風景優美的土地為他的寫作提供了很好的環境。克魯普斯卡婭說：“大體而言，流放並沒有想像的那麽糟糕。”流放體製會優待貴族、東正教的俄國人和喬治亞人，而對猶太人和波蘭人就沒有同等的善意了。列寧和他的朋友尤裏·馬爾托夫是於同一時間因同一項罪名而被流放的。可是，身為俄國貴族的列寧對他平靜的讀書假日頗為享受，而同為社會民主工黨領袖的猶太人馬爾托夫卻被流放到了圖魯漢斯克，在天寒地凍的北極圈裏遭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