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達林說，這一信仰“並非隻是社會主義理論，它是一套完整的世界觀和哲學體係”，就像是被科學證明的宗教，而包括史達林在內的年輕革命者們相信它，實踐它。托洛茨基則說：“我感覺自己隻是巨大鏈條中小小的一環。”不過，和史達林一樣，托洛茨基也相信“隻有通過鬥爭，才能取得勝利”。流血、死亡和衝突都是必要的，用史達林自己的話來說，“如潮般湧動的血流”見證了“旨在結束壓迫的鬥爭”。
但是，史達林和托洛茨基有一個不同之處：史達林是喬治亞人，他從來都為喬治亞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對於高加索地區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國際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是很難被接受的。這些民族長期受到壓迫，所以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取得獨立。因此，史達林所秉持的馬克思主義幾乎“失去了國際主義的色彩”，而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和喬治亞民族主義的結合體”。
現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養分的索索開始轉變了。他對神父們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過，他還未像他的前輩或後輩那樣公開反對他們。在此之後，他的官方傳記總是誇大其詞地描寫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實上，他並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個站出來的。到目前為止，他依然是個進步的學生。他剛剛把自己的腳趾伸入到了革命這股洪流之中。
* * *
[1] 史達林鍾愛喬治亞的詩歌：他喜歡葉裏斯塔維；他說恰夫恰瓦澤“不但是個偉大的作家，還在喬治亞的獨立運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對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評價也極高：“我這一代人都能背誦采列捷利的詩……他的詩情感充沛，富有韻律，他不愧被人譽為喬治亞的夜鶯。”不過，掌權之後的史達林也經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這些詩歌和詩人。他說采列捷利寫的詩“雖然很美，但其意識形態是幼稚而又狹隘的”。史達林並非唯一一位未來的詩人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就在同一時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來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齡人也開始在他們位於敖德薩的學校裏寫詩了。托洛茨基的文筆遠比史達林好，但兩人的詩卻不相仲伯。在後來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獻過詩的人都會遭到懲罰。1949年，正值史達林70歲生日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利亞秘密組織了全蘇聯最好的詩歌翻譯家——包括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和阿爾謝尼·塔爾科夫斯基——把這些詩翻譯成俄文。他們沒有被告知詩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譯者覺得“這些作品能得史達林文學獎的第一名”。當然，他們或許早已猜到這些詩的作者。就在他們翻譯的過程中，史達林親自下令，終止了他們的翻譯工程。
[2] 巴伊德克說：“建議遊客，特別是即將前往派對的貴婦，乘坐馬車光顧這裏，並且不要滯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獨自旅行或隨身攜帶太多現金（關於攜帶左輪手槍，參見前文）。強烈建議時刻注意人身及財產安全，當地人有小偷小盜的習慣。”巴伊德克甚至建議遊人爭取一封總督或當地王子的介紹信，用以“解決出現的問題——隻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決問題”。或許，還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輪手槍。
[3] 雨果筆下的西穆爾登“從來沒哭過……（他）為人冷漠，無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卻也是個糟糕的人。對於一個臭名昭著卻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間並無折中之道。西穆爾登是個崇高的人……他衣不蔽體，拒人於千裏之外……他活得很純粹，卻也十分悲觀”。
[4] 這些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會手抄馬克思的著作，並將手抄本與他人分享。有一次，史達林在哥裏的朋友科特·哈哈納什維利帶來了幾本馬克思的作品，史達林把它們借走了，卻又拒絕歸還：“你為什麽還需要它們？我已經把它們傳閱給好多人了，他們都從中獲益良多。”他還偷了一本德語教材。不過，他的英語和德語從未達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紀30年代早期，他還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亞要了一本英語教材，以便在假日時自學。
7 宿舍之戰：索索對決“汙點”神父
1897年早些時間，史達林和“汙點”之間的戰爭正式拉開了帷幕。據神學院的日誌記載，他因讀禁書被抓了多達13次，並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馬什維利回憶，“突然之間，阿伯西茲督察”開始突襲他們的床腳櫃，甚至翻查他們的洗衣籃。“汙點”阿伯西茲陷入了瘋狂，他一定要把史達林讀禁書的證據找到。男孩們會在做禱告時假裝讀《聖經》。他們把《聖經》攤開在桌麵上，其實是在讀偷偷放在膝蓋上的馬克思或俄國馬克思主義巨擘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史達林和伊利馬什維利會把禁書藏在院子裏的柴火堆中，他們甚至會坐在那裏讀書。阿伯西茲一直等待著這一刻，然後突然竄出來逮住他們。不過，他們還是眼疾手快，及時把書扔進了柴火堆。“我們立刻被關進了監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來。我們沒有吃的，但飢餓讓我們變得更加叛逆。於是，我們開始大力地捶擊監禁室的門，修道士拿我們沒辦法，隻好把吃的送了過來。”
但是，史達林和托洛茨基有一個不同之處：史達林是喬治亞人，他從來都為喬治亞人及其文化感到自豪。對於高加索地區的那些小民族而言，具有國際主義色彩的馬克思主義是很難被接受的。這些民族長期受到壓迫，所以夢想著有朝一日能取得獨立。因此，史達林所秉持的馬克思主義幾乎“失去了國際主義的色彩”，而成為了“馬克思主義和喬治亞民族主義的結合體”。
現在，吸收了馬克思主義養分的索索開始轉變了。他對神父們不再友好，甚至粗暴。不過，他還未像他的前輩或後輩那樣公開反對他們。在此之後，他的官方傳記總是誇大其詞地描寫這位革命家的早熟，但事實上，他並不是他那一代人中第一個站出來的。到目前為止，他依然是個進步的學生。他剛剛把自己的腳趾伸入到了革命這股洪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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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達林鍾愛喬治亞的詩歌：他喜歡葉裏斯塔維；他說恰夫恰瓦澤“不但是個偉大的作家，還在喬治亞的獨立運動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對阿卡基·采列捷利的評價也極高：“我這一代人都能背誦采列捷利的詩……他的詩情感充沛，富有韻律，他不愧被人譽為喬治亞的夜鶯。”不過，掌權之後的史達林也經常用政治的眼光看待這些詩歌和詩人。他說采列捷利寫的詩“雖然很美，但其意識形態是幼稚而又狹隘的”。史達林並非唯一一位未來的詩人布爾什維克主義者。就在同一時期，列夫·布隆施泰因——也就是未來的托洛茨基——以及他的同齡人也開始在他們位於敖德薩的學校裏寫詩了。托洛茨基的文筆遠比史達林好，但兩人的詩卻不相仲伯。在後來的“大清洗”中，任何曾向王子獻過詩的人都會遭到懲罰。1949年，正值史達林70歲生日時，中央政治局委員貝利亞秘密組織了全蘇聯最好的詩歌翻譯家——包括鮑利斯·帕斯捷爾納克和阿爾謝尼·塔爾科夫斯基——把這些詩翻譯成俄文。他們沒有被告知詩歌的作者，但其中一位譯者覺得“這些作品能得史達林文學獎的第一名”。當然，他們或許早已猜到這些詩的作者。就在他們翻譯的過程中，史達林親自下令，終止了他們的翻譯工程。
[2] 巴伊德克說：“建議遊客，特別是即將前往派對的貴婦，乘坐馬車光顧這裏，並且不要滯留太久……徒步旅行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最好不要獨自旅行或隨身攜帶太多現金（關於攜帶左輪手槍，參見前文）。強烈建議時刻注意人身及財產安全，當地人有小偷小盜的習慣。”巴伊德克甚至建議遊人爭取一封總督或當地王子的介紹信，用以“解決出現的問題——隻有地位崇高的人才能成功解決問題”。或許，還得加上之前所提到的左輪手槍。
[3] 雨果筆下的西穆爾登“從來沒哭過……（他）為人冷漠，無法接近。他追求公正，卻也是個糟糕的人。對於一個臭名昭著卻又崇高的革命神父而言，世間並無折中之道。西穆爾登是個崇高的人……他衣不蔽體，拒人於千裏之外……他活得很純粹，卻也十分悲觀”。
[4] 這些年輕的馬克思主義者會手抄馬克思的著作，並將手抄本與他人分享。有一次，史達林在哥裏的朋友科特·哈哈納什維利帶來了幾本馬克思的作品，史達林把它們借走了，卻又拒絕歸還：“你為什麽還需要它們？我已經把它們傳閱給好多人了，他們都從中獲益良多。”他還偷了一本德語教材。不過，他的英語和德語從未達到流利的水平——即便到了20世紀30年代早期，他還向他的第二任妻子娜迪亞要了一本英語教材，以便在假日時自學。
7 宿舍之戰：索索對決“汙點”神父
1897年早些時間，史達林和“汙點”之間的戰爭正式拉開了帷幕。據神學院的日誌記載，他因讀禁書被抓了多達13次，並接受了9次警告。
伊利馬什維利回憶，“突然之間，阿伯西茲督察”開始突襲他們的床腳櫃，甚至翻查他們的洗衣籃。“汙點”阿伯西茲陷入了瘋狂，他一定要把史達林讀禁書的證據找到。男孩們會在做禱告時假裝讀《聖經》。他們把《聖經》攤開在桌麵上，其實是在讀偷偷放在膝蓋上的馬克思或俄國馬克思主義巨擘普列漢諾夫的著作。史達林和伊利馬什維利會把禁書藏在院子裏的柴火堆中，他們甚至會坐在那裏讀書。阿伯西茲一直等待著這一刻，然後突然竄出來逮住他們。不過，他們還是眼疾手快，及時把書扔進了柴火堆。“我們立刻被關進了監禁室，直到天黑才被放出來。我們沒有吃的，但飢餓讓我們變得更加叛逆。於是，我們開始大力地捶擊監禁室的門，修道士拿我們沒辦法，隻好把吃的送了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