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索！你怎麽可以說這樣的話？”格裏沙驚呼道。
“我借你看本書，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種起源》遞給了格裏沙。
索索對謀求公正的渴望、對綠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喬治亞民族主義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歡喬治亞民族主義者拉斐爾·葉裏斯塔維的詩，並能背誦他的傑作《克黑蘇的祖國》。“那首詩棒極了。”晚年的史達林曾說。學生們開始自己學寫浪漫主義的詩歌。他們會圍繞在史達林的周圍，熱烈地討論著各種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
就在這個時候，史達林墜入了愛河。對於這個年齡段的男孩而言，愛情的降臨很正常，可是，他的官方傳記從來沒有提及過此事。他愛上的是恰爾克維阿尼神父的女兒——他們家住的房子正是從恰爾克維阿尼神父那裏租的。“他是在拉丁語初級班裏愛上恰爾克維阿尼家的姑娘的，”喬治·伊利沙貝達什維利回憶說，“他把這件事告訴我，並嘲笑自己已經被愛情沖昏了頭腦。”當她上俄語課時，“我經常假裝路過，並加入到課堂中去。”50年後，史達林回憶道，“有一次，她回答不上問題，我幫助了她……”我們無從知曉恰爾克維阿尼家的姑娘是否也愛史達林，但可以確定的是，兩人在他們兒時便已很親密。據女孩的哥哥科捷說：“他和我妹妹爭洋娃娃玩。他把她弄哭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們又和好了，像一對真正的朋友那樣坐在一起看書……”
1892年2月13日是史達林終生難忘的一天。在教會學校老師的帶領下，學生們前去參觀“19世紀晚期哥裏最引人注目的場合”。老師們希望這個恐怖的場景會讓“男孩們心懷敬畏和恐懼”——這是一場絞刑。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山腳下的庫拉河畔，三座絞刑架樹立了起來。很多哥裏人前來圍觀，其中穿著製服的教會學生格外顯眼。然而，等到他們真的見證這一幕時，他們都被“嚇壞了”。
被行刑者先前偷了一頭牛，繼而又在被追捕的過程中殺了一名警察。可是，男孩們了解到，三個死囚隻是“被地主壓榨的農民，他們再也無法忍受，於是逃進了森林”，以小偷小盜為生。他們隻會偷當地地主的東西，還會幫助其他農民。史達林和彼得·卡帕納澤都不明白，既然神父們都以十誡教誨他們“汝不能殺戮”，這些人又為何要慘遭絞刑。他們看到一個神父拿著巨大的十字架站在絞刑架邊，他們更加錯愕了。
男孩們都頗為吃驚。“索索·朱加什維利和我，以及其他四個學生爬上了一棵樹，從那裏遠眺令人恐怖的場景。”格裏高利·拉茲馬澤回憶道。（不過，警長達夫裏舍維禁止他兒子參加。）人群中還有另一個觀眾，此人將在之後成為史達林的朋友並被史達林提拔，那便是馬克西姆·高爾基。當時，高爾基還隻是一個記者，之後卻成為了蘇俄最為著名的作家。
哥裏人同情這三位勇敢的高加索好漢——他們中兩人是奧塞梯人，另一個則是伊美利田人。沙俄當局為了展示自己對當地的統治而對他們處以極刑，可年輕的達夫裏舍維則稱他們為“神聖的烈士”。人群開始不安起來，兩隊俄國士兵把廣場牢牢圍住。鼓點敲響。“穿著製服的官員們在絞刑架周圍滯留不去，”高爾基在他的文章中寫道，“他們神情嚴肅、陰沉，對人們充滿敵意。”他們有理由感到緊張。
三個戴著腳鐐的死囚走上絞刑架。其中一個和另外兩位分開了——他被赦免了。神父為兩位即將接受絞刑的死囚祈禱：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則拒絕接受。兩人都想喝口水，抽上一支煙。桑德羅·庫布盧裏沉默不語，而塔托·亞奧什維利——英俊而又強壯的“匪幫領袖”——衝著觀眾大笑，甚至無畏地和他們開起了玩笑。高爾基寫道，他靠在“絞刑架的欄杆上，和那些來看行刑的人們聊起了天”。人群向穿著一身紅衣的蒙麵絞刑吏丟石頭，而後者則把死囚送上高腳凳，收緊了套在他們脖子上的繩索。桑德羅捏了捏自己的鬍子，自己調整了一下套索。時間終於到了。
絞刑吏踢掉了高腳凳。正如很多在沙皇當局鎮壓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一樣，對絞刑的執行頗為拙劣：桑德羅的繩索斷掉了。圍觀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氣。紅衣絞刑吏再次把他送上高腳凳，把一條新繩索套在他脖子上。終於，他死了。對塔托的行刑也進行得頗不順利。
村民和學生們四散而去。史達林和他的同學討論，這些被執行死刑的人，他們的靈魂到底何去何從呢？他們會進地獄嗎？史達林安慰同學們道：“不會的。他們已經被處以極刑了，如果他們再遭懲罰，那將是不公平的。”男孩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後世的傳記作者經常描寫這場絞刑，說它刺激了史達林，讓他日後成為了一個“殺人犯”。可是，我們所能知的僅僅是，包括史達林在內的男孩們同情這些喬治亞法外之徒，也憎恨壓迫他們的俄國人。如果一定要下結論的話，與其說目睹絞刑讓史達林成為了一個“殺人犯”，還不如說讓他成為了一個叛逆者。
終於，索索是時候要離開哥裏了——他很快就要從教會學校畢業。黎明時分，凱可經常會坐在他的床頭，充滿愛意地端詳這個還在睡夢中的聰明的孩子。“我的索索長大了。”她說。但他們依然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相處。“我們幾乎沒有分開過。他總是在我身邊。即便當他生病時，他也會在我身邊讀書。他唯一會離開我的娛樂活動是沿著河去爬哥裏瓦裏山。”
“我借你看本書，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種起源》遞給了格裏沙。
索索對謀求公正的渴望、對綠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喬治亞民族主義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歡喬治亞民族主義者拉斐爾·葉裏斯塔維的詩，並能背誦他的傑作《克黑蘇的祖國》。“那首詩棒極了。”晚年的史達林曾說。學生們開始自己學寫浪漫主義的詩歌。他們會圍繞在史達林的周圍，熱烈地討論著各種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
就在這個時候，史達林墜入了愛河。對於這個年齡段的男孩而言，愛情的降臨很正常，可是，他的官方傳記從來沒有提及過此事。他愛上的是恰爾克維阿尼神父的女兒——他們家住的房子正是從恰爾克維阿尼神父那裏租的。“他是在拉丁語初級班裏愛上恰爾克維阿尼家的姑娘的，”喬治·伊利沙貝達什維利回憶說，“他把這件事告訴我，並嘲笑自己已經被愛情沖昏了頭腦。”當她上俄語課時，“我經常假裝路過，並加入到課堂中去。”50年後，史達林回憶道，“有一次，她回答不上問題，我幫助了她……”我們無從知曉恰爾克維阿尼家的姑娘是否也愛史達林，但可以確定的是，兩人在他們兒時便已很親密。據女孩的哥哥科捷說：“他和我妹妹爭洋娃娃玩。他把她弄哭了，但是，過了一會兒，他們又和好了，像一對真正的朋友那樣坐在一起看書……”
1892年2月13日是史達林終生難忘的一天。在教會學校老師的帶領下，學生們前去參觀“19世紀晚期哥裏最引人注目的場合”。老師們希望這個恐怖的場景會讓“男孩們心懷敬畏和恐懼”——這是一場絞刑。
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冬日。山腳下的庫拉河畔，三座絞刑架樹立了起來。很多哥裏人前來圍觀，其中穿著製服的教會學生格外顯眼。然而，等到他們真的見證這一幕時，他們都被“嚇壞了”。
被行刑者先前偷了一頭牛，繼而又在被追捕的過程中殺了一名警察。可是，男孩們了解到，三個死囚隻是“被地主壓榨的農民，他們再也無法忍受，於是逃進了森林”，以小偷小盜為生。他們隻會偷當地地主的東西，還會幫助其他農民。史達林和彼得·卡帕納澤都不明白，既然神父們都以十誡教誨他們“汝不能殺戮”，這些人又為何要慘遭絞刑。他們看到一個神父拿著巨大的十字架站在絞刑架邊，他們更加錯愕了。
男孩們都頗為吃驚。“索索·朱加什維利和我，以及其他四個學生爬上了一棵樹，從那裏遠眺令人恐怖的場景。”格裏高利·拉茲馬澤回憶道。（不過，警長達夫裏舍維禁止他兒子參加。）人群中還有另一個觀眾，此人將在之後成為史達林的朋友並被史達林提拔，那便是馬克西姆·高爾基。當時，高爾基還隻是一個記者，之後卻成為了蘇俄最為著名的作家。
哥裏人同情這三位勇敢的高加索好漢——他們中兩人是奧塞梯人，另一個則是伊美利田人。沙俄當局為了展示自己對當地的統治而對他們處以極刑，可年輕的達夫裏舍維則稱他們為“神聖的烈士”。人群開始不安起來，兩隊俄國士兵把廣場牢牢圍住。鼓點敲響。“穿著製服的官員們在絞刑架周圍滯留不去，”高爾基在他的文章中寫道，“他們神情嚴肅、陰沉，對人們充滿敵意。”他們有理由感到緊張。
三個戴著腳鐐的死囚走上絞刑架。其中一個和另外兩位分開了——他被赦免了。神父為兩位即將接受絞刑的死囚祈禱：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則拒絕接受。兩人都想喝口水，抽上一支煙。桑德羅·庫布盧裏沉默不語，而塔托·亞奧什維利——英俊而又強壯的“匪幫領袖”——衝著觀眾大笑，甚至無畏地和他們開起了玩笑。高爾基寫道，他靠在“絞刑架的欄杆上，和那些來看行刑的人們聊起了天”。人群向穿著一身紅衣的蒙麵絞刑吏丟石頭，而後者則把死囚送上高腳凳，收緊了套在他們脖子上的繩索。桑德羅捏了捏自己的鬍子，自己調整了一下套索。時間終於到了。
絞刑吏踢掉了高腳凳。正如很多在沙皇當局鎮壓過程中所發生的事情一樣，對絞刑的執行頗為拙劣：桑德羅的繩索斷掉了。圍觀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氣。紅衣絞刑吏再次把他送上高腳凳，把一條新繩索套在他脖子上。終於，他死了。對塔托的行刑也進行得頗不順利。
村民和學生們四散而去。史達林和他的同學討論，這些被執行死刑的人，他們的靈魂到底何去何從呢？他們會進地獄嗎？史達林安慰同學們道：“不會的。他們已經被處以極刑了，如果他們再遭懲罰，那將是不公平的。”男孩們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後世的傳記作者經常描寫這場絞刑，說它刺激了史達林，讓他日後成為了一個“殺人犯”。可是，我們所能知的僅僅是，包括史達林在內的男孩們同情這些喬治亞法外之徒，也憎恨壓迫他們的俄國人。如果一定要下結論的話，與其說目睹絞刑讓史達林成為了一個“殺人犯”，還不如說讓他成為了一個叛逆者。
終於，索索是時候要離開哥裏了——他很快就要從教會學校畢業。黎明時分，凱可經常會坐在他的床頭，充滿愛意地端詳這個還在睡夢中的聰明的孩子。“我的索索長大了。”她說。但他們依然有很多時間在一起相處。“我們幾乎沒有分開過。他總是在我身邊。即便當他生病時，他也會在我身邊讀書。他唯一會離開我的娛樂活動是沿著河去爬哥裏瓦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