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剛剛在提到那枚銅章時，說那上麵還有一些類似於建築的圖形，這倒是提醒了我，”彼得說，“在科赫爾公墓旁邊，確實有一座廢棄的黑色城堡，是納粹遺留下來的，興建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當時以科赫爾公墓為中心的方圓幾百裏還是一片荒蕪之地，納粹在那裏興建這麽一座城堡做什麽呢?後來我通過查閱資料得知，黑色城堡原是二戰時納粹的生物實驗室，科赫爾公墓最初也隻是幾名納粹戰犯的墓園，直到二戰結束，德國當局才將他們的遺骨遷走集中安置……”
“於是你懷疑，後來發生在科赫爾公墓的那起事件很有可能跟這段歷史有關，那麽，你的調查結果呢?”
彼得搖了搖頭：“什麽都沒有!資料裏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實在是太少了!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故意要省略掉那幾名納粹戰犯的名字似的，檔案記錄不就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的嗎?為什麽要隱去他們的名字呢?不然的話，我也許早就通過他們的名字挖掘出那怪獸的來歷，進而找到科赫爾公墓案的真相了!”
如果說，在關家大院的牆體內發現的來歷不明的注射針管和藥劑瓶就是出自於這個神秘的黑色城堡的話，那麽，這個足以代表封建社會最後一批統治階級的關家大院與大洋彼岸的納粹之間又有著怎樣的聯繫呢?
晚飯後，彼得將胡鋒帶進了自己的書房，其中一麵牆的書架上，幾乎擺滿了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書刊雜誌，其中還有一些歷史資料是彼得從檔案館裏抄錄下來的。胡鋒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名為《發現月刊》的雜誌，這是一本專門發表戰爭史研究的學術性刊物，在書的目錄上，胡鋒看到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黎子瑞。
黎子瑞是胡鋒的姑父，國內一所高校的歷史老師，在他的這篇題為“論愛滋病病毒起源於生物實驗室的可能性”的文章裏，有一個觀點和數據讓胡鋒很感興趣，黎子瑞在文章裏稱：
愛滋病病毒最初是西方國家的一些種族主義者試圖用來消滅黑人的殺人工具，在全世界6000萬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中，非洲人占了70%，而全世界死於愛滋病的2500萬人中，非洲人竟占了80%，也就是說，有2000萬的非洲人死於愛滋病，而其中大部分是女性。
主流學術界曾有過這樣一個定論：愛滋病起源於非洲叢林，來自於靈長類動物的體內，這個說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並有栽贓陷害之嫌。假設愛滋病真的起源於非洲叢林的靈長類動物，那麽，為何不見非洲靈長類動物大批死亡?難道說在非洲靈長類動物的體內已經有了針對愛滋病的抗體?如果這一假設成立，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利用這種抗體製造出預防愛滋病的疫苗?
有一些有見識的非洲學者曾說，愛滋病是西方國家為他們定製的流行病，所以才不難理解，為什麽非洲人到現在寧願挨餓也不接受西方國家打著援助名義贈予他們的轉基因食品，甚至寧願死亡也不接受某些西方國家向他們提供的能夠控製愛滋病的藥物。那價錢不菲的藥物背後，在他們看來，隱藏著居心叵測的動機。
有非洲的經濟學家曾算過這樣一筆帳，如果將這藥物每年分發給4000多萬的愛滋病病毒的攜帶者，非洲國家每年就要為此支付幾十個億的美金，這對於原本就極為貧困的非洲國家來說，無疑是個毀滅性的打擊。
早在發現第一例愛滋病病例後不久，就有西方國家的科學家指出，愛滋病很有可能來自於實驗室，這一報導被媒體公布後，曾在西方國家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甚至催生了全麵禁止生物實驗的人道主義公約。然而，就如同西方國家率先提出製定《不擴散核武器公約》那樣，所謂公約實際上是用來鞏固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行徑和限製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平崛起的，西方國家從來就沒有放棄生物實驗!
這無疑又為愛滋病病毒來源於實驗室提供了理論支持。為此，這就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懷疑，並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乃至於熱愛和平的整個人類敲響警鍾!
讀完黎子瑞的文章後，胡鋒當即給他打去一個國際長途。
黎子瑞在電話裏確認，那篇發表在《發現月刊》上的文章是他寫的，還問胡鋒：“我記得這篇文章並沒有在國內發表啊，你是怎麽看到的?”
“我剛下飛機不久，就在德國朋友的書房裏看到了”，胡鋒奉承道，“實在是太精彩了!姑父，如果您方便的話，我可不可以請教您幾個歷史問題啊?”
黎子瑞在電話裏說笑道：“你堂堂一個高材生，還有你不知道的歷史嗎?”
“您可千萬別這麽誇我，很多人都知道的歷史，那還叫做歷史嗎?”
“這麽說，你是想問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歷史了?”黎子瑞接著說，“可我現在沒時間啊!學生們還在教室裏等著我呢……要不這樣吧!我們晚上上網聊吧!”
掛掉電話，胡鋒默默地計算了一下時差，黎子瑞所說的晚上應該在吃完晚餐也就是七點以後，而那時的慕尼黑已經是半夜兩點多了。見時間還早，胡鋒想先睡一會兒，省得到時跟姑父聊天的時候打瞌睡。可彼得非要胡鋒再跟他詳細說說那幾條人命的死亡特徵，“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致命傷在頸部，有齒痕……還讓我怎麽詳細?”說著，胡鋒一頭倒在床上。
“於是你懷疑，後來發生在科赫爾公墓的那起事件很有可能跟這段歷史有關，那麽，你的調查結果呢?”
彼得搖了搖頭：“什麽都沒有!資料裏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實在是太少了!給人的感覺好像是故意要省略掉那幾名納粹戰犯的名字似的，檔案記錄不就是為了還原歷史真相的嗎?為什麽要隱去他們的名字呢?不然的話，我也許早就通過他們的名字挖掘出那怪獸的來歷，進而找到科赫爾公墓案的真相了!”
如果說，在關家大院的牆體內發現的來歷不明的注射針管和藥劑瓶就是出自於這個神秘的黑色城堡的話，那麽，這個足以代表封建社會最後一批統治階級的關家大院與大洋彼岸的納粹之間又有著怎樣的聯繫呢?
晚飯後，彼得將胡鋒帶進了自己的書房，其中一麵牆的書架上，幾乎擺滿了跟第二次世界大戰有關的書刊雜誌，其中還有一些歷史資料是彼得從檔案館裏抄錄下來的。胡鋒隨手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名為《發現月刊》的雜誌，這是一本專門發表戰爭史研究的學術性刊物，在書的目錄上，胡鋒看到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黎子瑞。
黎子瑞是胡鋒的姑父，國內一所高校的歷史老師，在他的這篇題為“論愛滋病病毒起源於生物實驗室的可能性”的文章裏，有一個觀點和數據讓胡鋒很感興趣，黎子瑞在文章裏稱：
愛滋病病毒最初是西方國家的一些種族主義者試圖用來消滅黑人的殺人工具，在全世界6000萬愛滋病病毒攜帶者中，非洲人占了70%，而全世界死於愛滋病的2500萬人中，非洲人竟占了80%，也就是說，有2000萬的非洲人死於愛滋病，而其中大部分是女性。
主流學術界曾有過這樣一個定論：愛滋病起源於非洲叢林，來自於靈長類動物的體內，這個說法實在難以令人信服，並有栽贓陷害之嫌。假設愛滋病真的起源於非洲叢林的靈長類動物，那麽，為何不見非洲靈長類動物大批死亡?難道說在非洲靈長類動物的體內已經有了針對愛滋病的抗體?如果這一假設成立，為什麽到現在還沒有利用這種抗體製造出預防愛滋病的疫苗?
有一些有見識的非洲學者曾說，愛滋病是西方國家為他們定製的流行病，所以才不難理解，為什麽非洲人到現在寧願挨餓也不接受西方國家打著援助名義贈予他們的轉基因食品，甚至寧願死亡也不接受某些西方國家向他們提供的能夠控製愛滋病的藥物。那價錢不菲的藥物背後，在他們看來，隱藏著居心叵測的動機。
有非洲的經濟學家曾算過這樣一筆帳，如果將這藥物每年分發給4000多萬的愛滋病病毒的攜帶者，非洲國家每年就要為此支付幾十個億的美金，這對於原本就極為貧困的非洲國家來說，無疑是個毀滅性的打擊。
早在發現第一例愛滋病病例後不久，就有西方國家的科學家指出，愛滋病很有可能來自於實驗室，這一報導被媒體公布後，曾在西方國家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甚至催生了全麵禁止生物實驗的人道主義公約。然而，就如同西方國家率先提出製定《不擴散核武器公約》那樣，所謂公約實際上是用來鞏固西方國家的霸權主義行徑和限製一些發展中國家和平崛起的，西方國家從來就沒有放棄生物實驗!
這無疑又為愛滋病病毒來源於實驗室提供了理論支持。為此，這就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懷疑，並為我們的子孫後代乃至於熱愛和平的整個人類敲響警鍾!
讀完黎子瑞的文章後，胡鋒當即給他打去一個國際長途。
黎子瑞在電話裏確認，那篇發表在《發現月刊》上的文章是他寫的，還問胡鋒：“我記得這篇文章並沒有在國內發表啊，你是怎麽看到的?”
“我剛下飛機不久，就在德國朋友的書房裏看到了”，胡鋒奉承道，“實在是太精彩了!姑父，如果您方便的話，我可不可以請教您幾個歷史問題啊?”
黎子瑞在電話裏說笑道：“你堂堂一個高材生，還有你不知道的歷史嗎?”
“您可千萬別這麽誇我，很多人都知道的歷史，那還叫做歷史嗎?”
“這麽說，你是想問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歷史了?”黎子瑞接著說，“可我現在沒時間啊!學生們還在教室裏等著我呢……要不這樣吧!我們晚上上網聊吧!”
掛掉電話，胡鋒默默地計算了一下時差，黎子瑞所說的晚上應該在吃完晚餐也就是七點以後，而那時的慕尼黑已經是半夜兩點多了。見時間還早，胡鋒想先睡一會兒，省得到時跟姑父聊天的時候打瞌睡。可彼得非要胡鋒再跟他詳細說說那幾條人命的死亡特徵，“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致命傷在頸部，有齒痕……還讓我怎麽詳細?”說著，胡鋒一頭倒在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