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有一天，我問起杜律潔關於這個房間。他笑著對我說：“你總算注意到這個房間了。反正也不能隱瞞你多久，不如我現在就告訴你吧。其實我是個偵探。”
“偵探?”我大吃一驚，“你是偵探?”
他點點頭，說：“準確的說，我是一名諮詢偵探。和福爾摩斯是一樣的。”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我有點不相信，《福爾摩斯探案集》我是看過的，諮詢偵探是個什麽概念我也清楚，但那畢竟是小說裏麵的東西，如今在我麵前的就是這樣一位大活人也稱自己為諮詢偵探，這多少有點讓人難以接受。
“林樂，我是說真的，我沒有開玩笑。”杜律潔慢慢地說，“這個世上知道我真實身份的人不多，現在你就是其中以為。來，你不是很好奇這間房間嗎?進來看看吧。”他說著，領我走進了吧檯後麵的那間房。
我走進房間，映入眼簾的是一張辦公桌，桌子的前後各放著一張辦公椅。
杜律潔說：“我的工作就替人們解決各種各樣奇怪，難解的謎題。通常那些來找我的人都是和我坐在這裏麵對麵交談。”
“那些人們遇到了難題就直接來找你，你們就這樣坐在這裏談話也能把事情解決?”我問。
“大多數時候是這樣的，因為那些人們遇到的問題不是很複雜。他們隻要跟我說出他們遇到的麻煩，我便會告訴他們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他說，“不過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大問題，那時我就會親自出動替他解決困難。”
我想著杜律潔坐在辦公椅前，麵前是他滿腹心事的“客戶”，而他仍然自信的微笑著，傾聽“客戶”的煩惱，談笑間就已經解決了任何困難。
辦公桌後麵是一個高大精美的紅漆木書架。我看到書架上排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其中大多是法律、科學、生活類的書籍，真是琳琅滿目。在書架的最上一層，排著滿滿一層文件夾。我問杜律潔那些文件夾是什麽。
他說：“那些文件可是耗費了我好大的工夫才收集到的。那些事近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地的疑難懸案的卷宗。這些案件無不是在當時那個國家轟動一時的大案要案，其中還有很多無法破解的懸案，或是破解了卻並不是真相的案件。”他說著，眼中閃現出無比興奮的光芒，好像這些文件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一般。
“不會吧?這些文件...這些文件可是國家的一級機密文件，你是怎麽搞到手的?”在這一瞬間，我真的有點懷疑他是不是在發神經了。那些歷史懸案的卷宗可不是說有就能有的。
他笑著說：“我要弄到這些文件，自然由我自己的渠道。不過你不相信我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樣吧，你來看看這份文件。”他從書架上抽出一份報告，塞進我手裏。
“這是什麽?”我問。
“1963年11月22日美國第35屆總統甘迺迪總統被暗殺時間的卷宗。”
“什麽?”我一愣。
“這件案子一直都沒人偵破，因為時間間隔太久了，當時美國警方的刑偵技術是在有限。而到現在，即使有了技術，當時的案發現場，證據也都無從可考。就連號稱當代福爾摩斯的美裔華人神探李昌鈺都對這起案件無從下手。”他繼續說，“我從這篇資料出發，結合美國當時的政治背景，從犯罪動機以及被害人甘迺迪總統死後的一些現象猜想，最有嫌疑的人應該是當時的副總統，林登?詹森這個人。他是一切陰謀背後的主使，而被控殺害總統的奧斯瓦爾德很可能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其中被牽涉進來的有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美國黑社會，義大利總統等等。此案的錯綜複雜絕對是世上罕有。”
他頓了頓，繼續說：“去年‘水門事件’的主使人亨特病故，根據他死前，將甘迺迪總統於此事件的真相告訴了他的長子詹森。雖然關於他說的事件真相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是卻與我的想法基本相似，所以我倒相信那是真的。”
我翻著手中厚厚的報告，報告上關於案件的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詳細，而有些不明確的一點，甚至有杜律潔個人的解釋。看到這些，我不得不相信他所說的話了。
我把手中的文件還給他，問：“那你收集這些卷宗幹什麽用呢?”
他接過卷宗，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卷宗放回書架上，說：“我收集這些案件的卷宗是很有意義的。我花了大量時間來研究這些案件，研究那些兇手背後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法以及犯罪時的心理活動等等。我對這一類刑事案件非常感興趣，但要知道，我真正能遇上的案件非常的少，所以我可以在這些卷宗上尋找到對付犯罪的經驗以及破解疑案的快感。
“那...如果隻是想獲得破案的經驗和快感的話，看推理小說也可以啊，不需要這麽麻煩的。”我說。
“不，林樂，你錯了。看推理小說確實能感受到破案的快感，但是並不能讓人真正的得到對付犯罪的經驗。”杜律潔看著我說，“因為真正的人心是很難預測的，真正的犯罪往往存在許多變數，有可能因為一個與案件不相幹的人的一個想法，整個案件就會走向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結局。而推理小說中的案件，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定數，不管作者布置的詭計多麽巧妙，動機多麽完美，始終都是作者構思出來的產物，這無論如何與現實中的案件都是無法相比的。”
“偵探?”我大吃一驚，“你是偵探?”
他點點頭，說：“準確的說，我是一名諮詢偵探。和福爾摩斯是一樣的。”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我有點不相信，《福爾摩斯探案集》我是看過的，諮詢偵探是個什麽概念我也清楚，但那畢竟是小說裏麵的東西，如今在我麵前的就是這樣一位大活人也稱自己為諮詢偵探，這多少有點讓人難以接受。
“林樂，我是說真的，我沒有開玩笑。”杜律潔慢慢地說，“這個世上知道我真實身份的人不多，現在你就是其中以為。來，你不是很好奇這間房間嗎?進來看看吧。”他說著，領我走進了吧檯後麵的那間房。
我走進房間，映入眼簾的是一張辦公桌，桌子的前後各放著一張辦公椅。
杜律潔說：“我的工作就替人們解決各種各樣奇怪，難解的謎題。通常那些來找我的人都是和我坐在這裏麵對麵交談。”
“那些人們遇到了難題就直接來找你，你們就這樣坐在這裏談話也能把事情解決?”我問。
“大多數時候是這樣的，因為那些人們遇到的問題不是很複雜。他們隻要跟我說出他們遇到的麻煩，我便會告訴他們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他說，“不過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大問題，那時我就會親自出動替他解決困難。”
我想著杜律潔坐在辦公椅前，麵前是他滿腹心事的“客戶”，而他仍然自信的微笑著，傾聽“客戶”的煩惱，談笑間就已經解決了任何困難。
辦公桌後麵是一個高大精美的紅漆木書架。我看到書架上排滿了各種各樣的書，其中大多是法律、科學、生活類的書籍，真是琳琅滿目。在書架的最上一層，排著滿滿一層文件夾。我問杜律潔那些文件夾是什麽。
他說：“那些文件可是耗費了我好大的工夫才收集到的。那些事近一百多年來，世界各地的疑難懸案的卷宗。這些案件無不是在當時那個國家轟動一時的大案要案，其中還有很多無法破解的懸案，或是破解了卻並不是真相的案件。”他說著，眼中閃現出無比興奮的光芒，好像這些文件是他最得意的收藏品一般。
“不會吧?這些文件...這些文件可是國家的一級機密文件，你是怎麽搞到手的?”在這一瞬間，我真的有點懷疑他是不是在發神經了。那些歷史懸案的卷宗可不是說有就能有的。
他笑著說：“我要弄到這些文件，自然由我自己的渠道。不過你不相信我也是可以理解的，這樣吧，你來看看這份文件。”他從書架上抽出一份報告，塞進我手裏。
“這是什麽?”我問。
“1963年11月22日美國第35屆總統甘迺迪總統被暗殺時間的卷宗。”
“什麽?”我一愣。
“這件案子一直都沒人偵破，因為時間間隔太久了，當時美國警方的刑偵技術是在有限。而到現在，即使有了技術，當時的案發現場，證據也都無從可考。就連號稱當代福爾摩斯的美裔華人神探李昌鈺都對這起案件無從下手。”他繼續說，“我從這篇資料出發，結合美國當時的政治背景，從犯罪動機以及被害人甘迺迪總統死後的一些現象猜想，最有嫌疑的人應該是當時的副總統，林登?詹森這個人。他是一切陰謀背後的主使，而被控殺害總統的奧斯瓦爾德很可能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其中被牽涉進來的有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美國黑社會，義大利總統等等。此案的錯綜複雜絕對是世上罕有。”
他頓了頓，繼續說：“去年‘水門事件’的主使人亨特病故，根據他死前，將甘迺迪總統於此事件的真相告訴了他的長子詹森。雖然關於他說的事件真相的真實性有待考證，但是卻與我的想法基本相似，所以我倒相信那是真的。”
我翻著手中厚厚的報告，報告上關於案件的每一個細節都非常詳細，而有些不明確的一點，甚至有杜律潔個人的解釋。看到這些，我不得不相信他所說的話了。
我把手中的文件還給他，問：“那你收集這些卷宗幹什麽用呢?”
他接過卷宗，然後小心翼翼地將卷宗放回書架上，說：“我收集這些案件的卷宗是很有意義的。我花了大量時間來研究這些案件，研究那些兇手背後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法以及犯罪時的心理活動等等。我對這一類刑事案件非常感興趣，但要知道，我真正能遇上的案件非常的少，所以我可以在這些卷宗上尋找到對付犯罪的經驗以及破解疑案的快感。
“那...如果隻是想獲得破案的經驗和快感的話，看推理小說也可以啊，不需要這麽麻煩的。”我說。
“不，林樂，你錯了。看推理小說確實能感受到破案的快感，但是並不能讓人真正的得到對付犯罪的經驗。”杜律潔看著我說，“因為真正的人心是很難預測的，真正的犯罪往往存在許多變數，有可能因為一個與案件不相幹的人的一個想法，整個案件就會走向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結局。而推理小說中的案件，從一開始就是一場定數，不管作者布置的詭計多麽巧妙，動機多麽完美，始終都是作者構思出來的產物，這無論如何與現實中的案件都是無法相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