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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是篇文章，也是寫給錢玄同的一封信。原信沒有署年月日，《胡適文集》的編者註明，此信寫於一九二○年十月十四日。信中引用的那句話“語言文字是人類達意表情的工具”雲雲，就更早了，是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說的。該文載於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可說是新文化運動初期的作品。
這些，可說是胡適關於文學與文章的最初的主張。
一九五九年，胡適已六十八歲，眼見就是古稀之齡了。五月十六日這天，有台灣大學的六名僑生代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來拜訪胡適，這些學生組織了一個海洋詩社，還帶來了他們的刊物《海洋詩刊》。交談中，胡適說：
“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詩或畫，都是自欺欺人的東西。你們的詩，我胡適之看不懂，那麽給誰看得懂？我的《嚐試集》，當年是大膽的嚐試，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詩表達出來；如果朋友們都看不懂，那成什麽詩？白居易的詩，老太婆都能聽得懂；西洋詩人也如此，總要使現代人都能懂，大眾化。律詩，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價值。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美’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適和胡頌平聊天時說起，過去有一位朋友請他吃飯，這位朋友的兒子寫了一些詩，說是新詩吧，又帶些舊詩的樣子，已排印好，預備出版了。主人夫婦對他們的兒子很誇獎，要他看一看。他看了之後，發現這孩子寫的詩，全是不通的。他在他們家裏，他們又預備了很好的飯菜請他，怎麽說好呢？這讓胡適很犯愁。隻好說，這是孩子的老師不好，不肯好好地指點孩子的錯誤。又對主人夫婦說了下麵一段話：
“無論詩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謂通，就是通達。我的意思能夠通達到你，你的意思能夠通達到我，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張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後，你的意思才能夠通達到別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達到別人，別人受了你的感動，這才叫力量。詩文能夠發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這個叫做美。”
這兩件事，都記在胡頌平整理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裏。將近三十年後六十八九歲的人，和三十年前三十八九歲時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
不光對寫作，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上，也是這樣。胡適晚年曾在台灣師範大學演講，提到律詩和京劇，斥為下流。座中喜歡律詩和京劇的人聽了大為驚愕，事後梁實秋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確也是的，無論是對文學藝術，還是對社會政治，胡適的許多觀點，一生幾乎沒有什麽改變。這有淺的一麵，也有執著的一麵，常人是難以做到的。
胡適平日談論他人的詩文，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最愛用的一個術語是“通”字。仍以《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的事情為例。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對胡頌平說：“韓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學生皇甫、孫樵等，沒有一個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寫通了，元微之也寫通了。在唐宋八大家裏，隻有歐陽修、蘇東坡兩人是寫通了。”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胡適看過《張蔭麟集》，上麵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其中一條是：張蔭麟說他的譯文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對書中譯筆不通的地方，都劃上了紅槓。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之’的‘之’，無論如何是不通的。”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頌平抄錄的《唐中嶽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後，胡適說：“中古時代，從三國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許多文章是不通的；因為活的文字已經死了，用死的文字來寫活的語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
以上是胡適本人的看法，再看別人對他的文章是怎麽看的。溫源寧的《一知半解》書中有篇《胡適博士》，談到胡適的文筆時是這樣說的：
胡適的文風(2)
胡博士的文筆，清清爽爽，受到應得的讚賞，正是文如其人。我們一想到赫克爾的文筆那麽清清爽爽，於是，可以依據物質、力和遺傳的習性來說明的簡單的宇宙機構，一下子在我們心目中出現了。我們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筆那麽清清爽爽，於是，人類一下子成了一種容易理解的很簡單的動物。我們一想到約翰·司圖阿特·米爾的文筆那麽清清爽爽，於是，我們一下子認識到，思想過程要靠三段論法和命題來形成。胡博士的文筆清清爽爽，值得讚賞，他的信條清清爽爽，更值得讚賞，這跟赫克爾、赫胥黎和米爾不是有些關係麽。（《追憶胡適》第103—104頁）
胡適去世後，陶希聖在《胡適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談到了胡適寫作的特點，是連帶思想一起說的：
適之先生的思想與寫作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問題搞清楚，把事實弄清楚，把話說清楚，這就是他思想與寫作的態度和精神。他是平實溫和的人，但是他對待一個重大事件，立場堅定，態度明白，語意清晰和嚴謹，斷乎沒有一點含糊。他無論什麽場合，一片談話，一篇演講，輕鬆時有意義，有興致；嚴重時也有立場，有風骨。昨天中央日報社有這樣的話，“胡先生在學術上不立異，不苟同；不自立門戶，亦不沿門托缽”。我以為是恰當的。今天要評判胡適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學和哲學大師，說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濫的標榜，或是籠統的攻擊，尤其是歪曲的附會。（《追憶胡適》第119—120頁）
這些，可說是胡適關於文學與文章的最初的主張。
一九五九年，胡適已六十八歲，眼見就是古稀之齡了。五月十六日這天，有台灣大學的六名僑生代表到南港中央研究院來拜訪胡適，這些學生組織了一個海洋詩社，還帶來了他們的刊物《海洋詩刊》。交談中，胡適說：
“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詩或畫，都是自欺欺人的東西。你們的詩，我胡適之看不懂，那麽給誰看得懂？我的《嚐試集》，當年是大膽的嚐試，看看能否把我的思想用詩表達出來；如果朋友們都看不懂，那成什麽詩？白居易的詩，老太婆都能聽得懂；西洋詩人也如此，總要使現代人都能懂，大眾化。律詩，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沒有文學價值。我的主張，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量，第三要美。文章寫得明白清楚，才有力量；有力量的文章，才能叫做美。如果不明白清楚，就沒有力量，也就沒有‘美’了。”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胡適和胡頌平聊天時說起，過去有一位朋友請他吃飯，這位朋友的兒子寫了一些詩，說是新詩吧，又帶些舊詩的樣子，已排印好，預備出版了。主人夫婦對他們的兒子很誇獎，要他看一看。他看了之後，發現這孩子寫的詩，全是不通的。他在他們家裏，他們又預備了很好的飯菜請他，怎麽說好呢？這讓胡適很犯愁。隻好說，這是孩子的老師不好，不肯好好地指點孩子的錯誤。又對主人夫婦說了下麵一段話：
“無論詩或文，第一要做通。所謂通，就是通達。我的意思能夠通達到你，你的意思能夠通達到我，這才叫做通。我一向主張先要做到明白清楚。你能做到明白清楚之後，你的意思才能夠通達到別人。第二叫力量。你能把你的意思通達到別人，別人受了你的感動，這才叫力量。詩文能夠發生力量，就是到了最高的境界，這個叫做美。”
這兩件事，都記在胡頌平整理的《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裏。將近三十年後六十八九歲的人，和三十年前三十八九歲時說的話，幾乎一模一樣。
不光對寫作，就是一些小的事情上，也是這樣。胡適晚年曾在台灣師範大學演講，提到律詩和京劇，斥為下流。座中喜歡律詩和京劇的人聽了大為驚愕，事後梁實秋告訴他們，這是胡先生數十年一貫的看法，可驚的是他幾十年後一點也沒有改變。確也是的，無論是對文學藝術，還是對社會政治，胡適的許多觀點，一生幾乎沒有什麽改變。這有淺的一麵，也有執著的一麵，常人是難以做到的。
胡適平日談論他人的詩文，不管是古人還是今人，最愛用的一個術語是“通”字。仍以《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中的事情為例。
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對胡頌平說：“韓退之提倡做古文，往往也有不通的句子；他的學生皇甫、孫樵等，沒有一個是通的。但白香山的文章就寫通了，元微之也寫通了。在唐宋八大家裏，隻有歐陽修、蘇東坡兩人是寫通了。”
同年三月二十七日，胡適看過《張蔭麟集》，上麵有紅色原子筆的批語。其中一條是：張蔭麟說他的譯文受林琴南翻譯的影響，這話不確切，還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對書中譯筆不通的地方，都劃上了紅槓。又對胡頌平說：“你們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環之’的‘之’，無論如何是不通的。”
同年六月二十一日看了胡頌平抄錄的《唐中嶽沙門釋法如禪師行狀》後，胡適說：“中古時代，從三國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許多文章是不通的；因為活的文字已經死了，用死的文字來寫活的語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
以上是胡適本人的看法，再看別人對他的文章是怎麽看的。溫源寧的《一知半解》書中有篇《胡適博士》，談到胡適的文筆時是這樣說的：
胡適的文風(2)
胡博士的文筆，清清爽爽，受到應得的讚賞，正是文如其人。我們一想到赫克爾的文筆那麽清清爽爽，於是，可以依據物質、力和遺傳的習性來說明的簡單的宇宙機構，一下子在我們心目中出現了。我們一想到赫胥黎的文筆那麽清清爽爽，於是，人類一下子成了一種容易理解的很簡單的動物。我們一想到約翰·司圖阿特·米爾的文筆那麽清清爽爽，於是，我們一下子認識到，思想過程要靠三段論法和命題來形成。胡博士的文筆清清爽爽，值得讚賞，他的信條清清爽爽，更值得讚賞，這跟赫克爾、赫胥黎和米爾不是有些關係麽。（《追憶胡適》第103—104頁）
胡適去世後，陶希聖在《胡適之先生二三事》中，也談到了胡適寫作的特點，是連帶思想一起說的：
適之先生的思想與寫作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就是“清楚”。把問題搞清楚，把事實弄清楚，把話說清楚，這就是他思想與寫作的態度和精神。他是平實溫和的人，但是他對待一個重大事件，立場堅定，態度明白，語意清晰和嚴謹，斷乎沒有一點含糊。他無論什麽場合，一片談話，一篇演講，輕鬆時有意義，有興致；嚴重時也有立場，有風骨。昨天中央日報社有這樣的話，“胡先生在學術上不立異，不苟同；不自立門戶，亦不沿門托缽”。我以為是恰當的。今天要評判胡適之先生，最低限度是把這一位思想、文章和行事明白清楚的文學和哲學大師，說得明白清楚，不要作浮濫的標榜，或是籠統的攻擊，尤其是歪曲的附會。（《追憶胡適》第119—1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