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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 作者：韓石山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北京大學學術流派的變遷(2)
對北大學術歷史的源流，對太炎弟子的歷史功績，陳以愛有精到的論述：20年代主導北大文科的太炎門生，多是浙江人。他們具有相當濃厚的舊學根底；又因留學日本，對西學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這批學者於辛亥革命前返國，靠了同門的關係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學任教。1913年後，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學者為了打擊桐城派的舊勢力，將這批太炎門生相繼延攬到北大，使他們頓時成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證之學也因而成為文科的主要學風。當1916年底，章太炎的舊交、同樣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太炎門生的地位益形鞏固。陳獨秀、胡適在北大鼓吹新文學時，也因為得到不少太炎門生的響應支持，在《新青年》踴躍投稿，才使文學革命的聲勢大張，新文化運動得以席捲全國。曹聚仁謂太炎弟子是新文學運動期間“北京大學學術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是有根據的說法。（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324頁）胡適不光是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也是國學研究的倡導者，此中原委，陳以愛是這樣說的：1917年被聘為北大教授的留美學生胡適，在初進文科時，對這批太炎門生也表示相當的尊重。胡適治中國哲學史，對章太炎的相關著作十分熟悉，這使他與其他同事相處時，具有學術交流的共同語言。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國學”的研究價值與發展前景這些核心而關鍵的問題，引起學者的熱烈討論。麵對西學的強烈衝擊與挑戰，胡適提出今日當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以期在幹嘉考證學的基礎上，將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的科學方法結合起來。胡適的這種融和中西的主張，獲得大部分同事響應，“整理國故”立時成為傳誦一時的學術新口號。（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324頁）胡適對太炎門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門生對胡適的態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說，從進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門生對胡適其人就是有成見的。原因很簡單，胡適是陳獨秀向蔡元培力薦之下才來到北大的。在太炎門生們看來，陳獨秀連當北大教授的資格都沒有，竟當了文科的學長（文學院院長）。一九一九年四月，陳獨秀辭職，表麵看是因為私行不檢，以致受到輿論與同事的攻擊，不得不離開北大。實際上，驅陳最力的，乃是太炎門生的中堅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陳獨秀與同是安徽籍的胡適結為一體，預知必然對浙江籍的太炎門生們不利，必欲驅之而後快。正好陳獨秀私行不檢點，授人以柄，其去職也就成為必然。胡適學歷高，人緣好，要下手就不那麽容易了。但胡適也分明感覺到了來自太炎門生的壓力，他所以要在短時間內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正是為了在陳獨秀去職之後，能在北大站住腳跟。若不是他表現得這麽優秀，真說不定下一個被驅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適了。看看胡適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處境，也就可能想見，日後如果得誌，胡適會對太炎門生持何種態度了。陳以愛說：事實上，在整個20年代，這些留日的太炎門生不僅主導了國學門的發展方向，而且透過控製北大評議會，他們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較之下，胡適雖曾出任《國學季刊》的主任編輯，但隨著新文化運動以後胡氏在知識界聲望的日漲，他和沈兼士等人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在雙方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胡適在國學門逐漸被視為圈外人，對國學門的事務實際上是無法置喙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82頁）有人或許會說，這些太炎門生也太霸道了，品質上也太差了。不能這麽說。時代的更遞，舊與新的不睦，本是歷史的必然，不是誰的品質好，誰的品質不好所能改變得了的。
這樣，就把新文化運動初期，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早期留學東洋歸來的太炎門生合作的一麵，不睦的一麵，最終導致破裂的原因也說清楚了。綜合兩個方麵，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為什麽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是並肩戰鬥的戰友，“五四”之後沒有幾年，就起了紛爭，最終分道揚鑣。
近世以來，留學熱潮和中國政局的變革，思想文化的嬗遞，其中的關係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幾乎可以說，每一次大的留學浪潮，過後都會在中國本土引發一次或幾次大的社會變革。現代的社會理念，是中國本土產生不出來的。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麽去做官從政，要麽去研究學問，被逼得沒辦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過是參與民間的起義，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會想到以一個新的社會製度去取代舊的社會製度。隻有學習了西方的社會理論，才會有推翻封建製，建立共和製的理想，才會有廢除專製獨裁，實現民主政治的舉措。大體可以這樣說，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發了辛亥革命，繼而引發了民國初年的憲政運動。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運動為高潮的新文化運動，則可以說是以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為主發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的三位主將級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陳獨秀是留日的，胡適是留美的，這三個人不同的出處，絕不能說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順便提一下，從出生年份上說，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陳獨秀一八七九年，胡適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歲。從功名上說（假設學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進士，陳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後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主要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的參與。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後，這批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上層的改組，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對北大學術歷史的源流，對太炎弟子的歷史功績，陳以愛有精到的論述：20年代主導北大文科的太炎門生，多是浙江人。他們具有相當濃厚的舊學根底；又因留學日本，對西學也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這批學者於辛亥革命前返國，靠了同門的關係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學任教。1913年後，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學者為了打擊桐城派的舊勢力，將這批太炎門生相繼延攬到北大，使他們頓時成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證之學也因而成為文科的主要學風。當1916年底，章太炎的舊交、同樣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後，太炎門生的地位益形鞏固。陳獨秀、胡適在北大鼓吹新文學時，也因為得到不少太炎門生的響應支持，在《新青年》踴躍投稿，才使文學革命的聲勢大張，新文化運動得以席捲全國。曹聚仁謂太炎弟子是新文學運動期間“北京大學學術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領導新文化運動的重鎮”，是有根據的說法。（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324頁）胡適不光是白話文運動的倡導者，也是國學研究的倡導者，此中原委，陳以愛是這樣說的：1917年被聘為北大教授的留美學生胡適，在初進文科時，對這批太炎門生也表示相當的尊重。胡適治中國哲學史，對章太炎的相關著作十分熟悉，這使他與其他同事相處時，具有學術交流的共同語言。在新文化運動的高潮中，“國學”的研究價值與發展前景這些核心而關鍵的問題，引起學者的熱烈討論。麵對西學的強烈衝擊與挑戰，胡適提出今日當以科學方法來“整理國故”，以期在幹嘉考證學的基礎上，將中國傳統學術與西方的科學方法結合起來。胡適的這種融和中西的主張，獲得大部分同事響應，“整理國故”立時成為傳誦一時的學術新口號。（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324頁）胡適對太炎門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門生對胡適的態度又是一回事。可以說，從進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門生對胡適其人就是有成見的。原因很簡單，胡適是陳獨秀向蔡元培力薦之下才來到北大的。在太炎門生們看來，陳獨秀連當北大教授的資格都沒有，竟當了文科的學長（文學院院長）。一九一九年四月，陳獨秀辭職，表麵看是因為私行不檢，以致受到輿論與同事的攻擊，不得不離開北大。實際上，驅陳最力的，乃是太炎門生的中堅人物沈尹默。沈看到安徽籍的陳獨秀與同是安徽籍的胡適結為一體，預知必然對浙江籍的太炎門生們不利，必欲驅之而後快。正好陳獨秀私行不檢點，授人以柄，其去職也就成為必然。胡適學歷高，人緣好，要下手就不那麽容易了。但胡適也分明感覺到了來自太炎門生的壓力，他所以要在短時間內完成《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正是為了在陳獨秀去職之後，能在北大站住腳跟。若不是他表現得這麽優秀，真說不定下一個被驅逐的便是安徽籍的胡適了。看看胡適最初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處境，也就可能想見，日後如果得誌，胡適會對太炎門生持何種態度了。陳以愛說：事實上，在整個20年代，這些留日的太炎門生不僅主導了國學門的發展方向，而且透過控製北大評議會，他們也具有左右北大校政的力量。相較之下，胡適雖曾出任《國學季刊》的主任編輯，但隨著新文化運動以後胡氏在知識界聲望的日漲，他和沈兼士等人的關係也越來越緊張。在雙方關係迅速惡化的情況下，胡適在國學門逐漸被視為圈外人，對國學門的事務實際上是無法置喙的。（《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第82頁）有人或許會說，這些太炎門生也太霸道了，品質上也太差了。不能這麽說。時代的更遞，舊與新的不睦，本是歷史的必然，不是誰的品質好，誰的品質不好所能改變得了的。
這樣，就把新文化運動初期，留學歐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早期留學東洋歸來的太炎門生合作的一麵，不睦的一麵，最終導致破裂的原因也說清楚了。綜合兩個方麵，也就可以大致弄明白，為什麽在五四運動中他們是並肩戰鬥的戰友，“五四”之後沒有幾年，就起了紛爭，最終分道揚鑣。
近世以來，留學熱潮和中國政局的變革，思想文化的嬗遞，其中的關係是微妙的，也是豁朗的。
幾乎可以說，每一次大的留學浪潮，過後都會在中國本土引發一次或幾次大的社會變革。現代的社會理念，是中國本土產生不出來的。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麽去做官從政，要麽去研究學問，被逼得沒辦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過是參與民間的起義，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會想到以一個新的社會製度去取代舊的社會製度。隻有學習了西方的社會理論，才會有推翻封建製，建立共和製的理想，才會有廢除專製獨裁，實現民主政治的舉措。大體可以這樣說，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發了辛亥革命，繼而引發了民國初年的憲政運動。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運動為高潮的新文化運動，則可以說是以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為主發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的三位主將級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陳獨秀是留日的，胡適是留美的，這三個人不同的出處，絕不能說是巧合而不是必然。順便提一下，從出生年份上說，蔡元培一八六八年，陳獨秀一八七九年，胡適一八九一年，彼此相差十一二歲。從功名上說（假設學位也可算作功名），蔡是前清的進士，陳是前清的秀才，胡是留美的博士。這些也都是大可玩味的。後來新文化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主要是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的參與。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成立後，這批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上層的改組，也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