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國時，地方上出現了一個新的管理機構——“錄事司”。這是設置於各府、節鎮治所，以掌管城中民事的衙門。其地位，與“縣”相當。
蒙元沿襲這種設置，也在一些人口密集的路、府治所城市區域內設立錄事司，專門管理城區百姓。
這種機構，相當於後世市級政府下的“區”政府。由此，在曆史上首次出現了城市與鄉村的行政區隔。
錄事司隻管城裏的事務，城外鄉下百姓歸諸縣管轄。
在此之前，中國的城鄉分隔其實並不太明顯。千年以來，所有的朝代都重農輕商，農業被視為國家之本，而王朝權力“不下鄉”的現狀，使鄉村的農民在某個方麵，其自由度遠遠超過城市的居民。
而城市中真正有權有勢的居民，其實是擁有大量田產與雇傭農的大地主。城市不過是他們攫取權力與財富的舞台與渠道。城市中大多數的手工業者以及地位低賤的商人，則是這些大地主收割利益的工具。
這也導致了所有在城市裏生活的人，都向往著鄉村的生活。或者說，向往著可以在鄉村擁有大量田地的生活。
元朝重商，當商人的地位被無限提升之後，在城市中財富積累的速度便遠遠超過了鄉村。土地不再是必須的資本，而在城市之中居住與生活，則成為了地位的標誌。
城裏的人不再想出去，城外的人卻爭破腦袋想往城裏擠。
鄙視鏈自此形成。
在廣州這種曆來重商的城市之中，城裏人對城外人的鄙視，尤為明顯。
隻要在城裏沒有房子，無論是曾經的文人，或是隱居的官宦，還是依然靠著耕作求活的農夫，統統都被稱為“鄉下人”。
這種鄙視，有時讓人很難理解，可是無論城裏的居民還是城外的百姓，都迅速地接受了這種鄙視與被鄙視。
就像是絕大多數人都無法理解，為什麽南人會被北地漢人鄙視，漢人卻會被色目人與蒙古人鄙視一樣。無論理解還是不理解，鄙視者與被鄙視者，都默默地接受了這種現實。
如今的城市，已經成為一個權力的競爭與展示的舞台。維護城市所謂的尊嚴，從某些方麵來說，就是維護著這些可以在城市裏居住之人的權力，並防備他人隨意幹涉並試圖蠶食自己的既得利益。
哪怕這個城市再髒再亂，也不該有城外之人指手劃腳，或者試圖插手管治。
就像是自家養了個熊孩子，幹了再多的壞事也隻能是他父母有權管教，別人若敢罵上兩句，那性質可就完全不一樣。
管轄權，對於一家一城乃至一國，都是最容易激起民憤的存在。
毫無道理可言！
因此，作為“鄉下人”的南海縣衙役，未經許可潛入廣州城，以搜捕驅口為由縱惡行凶，這種行為對於城裏人來說，無異於挑釁。
絕對不可容忍！
一場輿論的風波，不知從何刮起，又迅速地在南城北城漫延。
在咒罵囂張的南海縣衙同時，無所作為的錄事司也成為了市民們極力譴責的對象。
廣州錄事司衙門，位於北城，原本是南海縣的衙門。
十年前，錄事司成立時，將宋時三城及番禺、南海二縣在城中居住的民戶劃歸其屬下。南海縣與番禺縣衙門隻能遷於城外。
衙門前廳後堂，錄事司的所有官員正圍坐於前廳之中，進行“圓議”。
元朝時代的縣級管理機構，與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原本應當為一縣之長的縣令或是縣尹，幾乎成為了一種擺設。
朝廷派出的達魯花赤，雖然與縣尹平級且隻負責監督之職，可是實際上卻是最高的掌權者。
元朝是一個相當奇怪的朝代，在馬上奪得天下，卻始終不願意下馬治理天下。取消科舉，不僅斷絕了讀書人正常的晉升渠道，也關上了通過科舉篩選縣級官員的大門。
滅宋之前，北地區域縣級官員主要源於漢世侯各自的勢力，縣官大多由世侯直接指派。
宋滅之後，一大批降元的宋官被任為縣尹。還有一些獲得軍功的將領，轉為文職，被任為縣官。
然而，無論是漢世侯的門人子弟還是故宋降官，都無法得到朝廷真正的信任。這也是朝廷向各地派駐達魯花赤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轉為文官的武將，雖然最受朝廷信任，可是這些武將中的絕大多數人，連大字都不識。他們在戰場上可以奮勇拚殺，在民政管理上，唯有依靠手下的低級官吏。
加上以蒙古人為主的達魯花赤，基本上不會漢語，與下屬的溝通都有障礙，更別說實施管轄的權力。
於是，朝廷便發明了這種“圓議”的製度。
但凡涉及轄區內重要事項，幾位官長需要坐於一堂，共同商議，並形成連署意見。
此時，正在錄事司衙門內，進行“圓議”的，便有錄事司達魯花赤、相當於縣尹的錄事、相當於判官的錄判，以及首領官典史。
還有專為達魯花赤服務的通譯。
主位上，坐的是一個肥胖的蒙古人，錄事司達魯花赤兀哈。
此人原為大將塔出手下。塔出雖然是畏兀兒人，卻是忽必烈宿衛出身，可謂根正苗紅。攻宋之戰中，隨丞相伯顏南下，直入江西，以江西都元帥職領兵平定廣東。因功得授江西宣慰使，再升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如今江西行省各地的達魯花赤，多為塔出手下。
有這樣的一個軍中大佬為後盾，兀哈在廣州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隻是數年之前，塔出入覲大都因病去世，人走茶涼，其麾下勢力自此沉寂。兀哈的行為也收斂了許多，到底沒做出過多天怒人怨之事。
在兀哈邊上，與他一樣身著綠羅官服的錄事趙若岡，本為宋人。
當年，元軍兵指廣州，廣州安撫使方興棄城而走之後，趙若岡接過廣州防務。發誓要與元軍抗爭到底，並焚毀城內大半房屋，哪怕城破也絕不給元軍留下片瓦。
結果，元軍兵圍廣州城八天之後，趙若岡終於開城而降。而接受他投降的，則是早兩年降元的呂氏子弟、襄陽大將呂文德之子，呂師夔。
發誓抵抗的趙若岡，還是活成了一個笑話。
蒙元沿襲這種設置，也在一些人口密集的路、府治所城市區域內設立錄事司，專門管理城區百姓。
這種機構，相當於後世市級政府下的“區”政府。由此，在曆史上首次出現了城市與鄉村的行政區隔。
錄事司隻管城裏的事務，城外鄉下百姓歸諸縣管轄。
在此之前，中國的城鄉分隔其實並不太明顯。千年以來，所有的朝代都重農輕商，農業被視為國家之本，而王朝權力“不下鄉”的現狀，使鄉村的農民在某個方麵，其自由度遠遠超過城市的居民。
而城市中真正有權有勢的居民，其實是擁有大量田產與雇傭農的大地主。城市不過是他們攫取權力與財富的舞台與渠道。城市中大多數的手工業者以及地位低賤的商人，則是這些大地主收割利益的工具。
這也導致了所有在城市裏生活的人，都向往著鄉村的生活。或者說，向往著可以在鄉村擁有大量田地的生活。
元朝重商，當商人的地位被無限提升之後，在城市中財富積累的速度便遠遠超過了鄉村。土地不再是必須的資本，而在城市之中居住與生活，則成為了地位的標誌。
城裏的人不再想出去，城外的人卻爭破腦袋想往城裏擠。
鄙視鏈自此形成。
在廣州這種曆來重商的城市之中，城裏人對城外人的鄙視，尤為明顯。
隻要在城裏沒有房子，無論是曾經的文人，或是隱居的官宦，還是依然靠著耕作求活的農夫，統統都被稱為“鄉下人”。
這種鄙視，有時讓人很難理解，可是無論城裏的居民還是城外的百姓，都迅速地接受了這種鄙視與被鄙視。
就像是絕大多數人都無法理解，為什麽南人會被北地漢人鄙視，漢人卻會被色目人與蒙古人鄙視一樣。無論理解還是不理解，鄙視者與被鄙視者，都默默地接受了這種現實。
如今的城市，已經成為一個權力的競爭與展示的舞台。維護城市所謂的尊嚴，從某些方麵來說，就是維護著這些可以在城市裏居住之人的權力，並防備他人隨意幹涉並試圖蠶食自己的既得利益。
哪怕這個城市再髒再亂，也不該有城外之人指手劃腳，或者試圖插手管治。
就像是自家養了個熊孩子，幹了再多的壞事也隻能是他父母有權管教，別人若敢罵上兩句，那性質可就完全不一樣。
管轄權，對於一家一城乃至一國，都是最容易激起民憤的存在。
毫無道理可言！
因此，作為“鄉下人”的南海縣衙役，未經許可潛入廣州城，以搜捕驅口為由縱惡行凶，這種行為對於城裏人來說，無異於挑釁。
絕對不可容忍！
一場輿論的風波，不知從何刮起，又迅速地在南城北城漫延。
在咒罵囂張的南海縣衙同時，無所作為的錄事司也成為了市民們極力譴責的對象。
廣州錄事司衙門，位於北城，原本是南海縣的衙門。
十年前，錄事司成立時，將宋時三城及番禺、南海二縣在城中居住的民戶劃歸其屬下。南海縣與番禺縣衙門隻能遷於城外。
衙門前廳後堂，錄事司的所有官員正圍坐於前廳之中，進行“圓議”。
元朝時代的縣級管理機構，與任何朝代都有所不同。原本應當為一縣之長的縣令或是縣尹，幾乎成為了一種擺設。
朝廷派出的達魯花赤，雖然與縣尹平級且隻負責監督之職，可是實際上卻是最高的掌權者。
元朝是一個相當奇怪的朝代，在馬上奪得天下，卻始終不願意下馬治理天下。取消科舉，不僅斷絕了讀書人正常的晉升渠道，也關上了通過科舉篩選縣級官員的大門。
滅宋之前，北地區域縣級官員主要源於漢世侯各自的勢力，縣官大多由世侯直接指派。
宋滅之後，一大批降元的宋官被任為縣尹。還有一些獲得軍功的將領，轉為文職，被任為縣官。
然而，無論是漢世侯的門人子弟還是故宋降官，都無法得到朝廷真正的信任。這也是朝廷向各地派駐達魯花赤的最主要原因。
而那些轉為文官的武將，雖然最受朝廷信任，可是這些武將中的絕大多數人，連大字都不識。他們在戰場上可以奮勇拚殺，在民政管理上，唯有依靠手下的低級官吏。
加上以蒙古人為主的達魯花赤，基本上不會漢語，與下屬的溝通都有障礙，更別說實施管轄的權力。
於是，朝廷便發明了這種“圓議”的製度。
但凡涉及轄區內重要事項，幾位官長需要坐於一堂，共同商議，並形成連署意見。
此時，正在錄事司衙門內，進行“圓議”的，便有錄事司達魯花赤、相當於縣尹的錄事、相當於判官的錄判，以及首領官典史。
還有專為達魯花赤服務的通譯。
主位上，坐的是一個肥胖的蒙古人，錄事司達魯花赤兀哈。
此人原為大將塔出手下。塔出雖然是畏兀兒人，卻是忽必烈宿衛出身，可謂根正苗紅。攻宋之戰中，隨丞相伯顏南下，直入江西，以江西都元帥職領兵平定廣東。因功得授江西宣慰使，再升為中書右丞，行中書省事。
如今江西行省各地的達魯花赤，多為塔出手下。
有這樣的一個軍中大佬為後盾，兀哈在廣州的日子過得相當滋潤。隻是數年之前，塔出入覲大都因病去世，人走茶涼，其麾下勢力自此沉寂。兀哈的行為也收斂了許多，到底沒做出過多天怒人怨之事。
在兀哈邊上，與他一樣身著綠羅官服的錄事趙若岡，本為宋人。
當年，元軍兵指廣州，廣州安撫使方興棄城而走之後，趙若岡接過廣州防務。發誓要與元軍抗爭到底，並焚毀城內大半房屋，哪怕城破也絕不給元軍留下片瓦。
結果，元軍兵圍廣州城八天之後，趙若岡終於開城而降。而接受他投降的，則是早兩年降元的呂氏子弟、襄陽大將呂文德之子，呂師夔。
發誓抵抗的趙若岡，還是活成了一個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