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關於民國的一些漢奸
軍團視角下最強裝備組裝抗戰 作者：有機有瘦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倭寇在1937年7月30日成立漢奸政府北京地方維持會。 並且開始對北平一切抗倭力量，文化力量，教育係統進行顛覆……
8月25日，倭寇憲兵搜查了北大辦公室，並以發現抗倭宣傳品為由，不斷騷擾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掛在第二院門口。“北平淪陷後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
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沙灘紅樓，成為倭寇憲兵隊隊部，樓內地下室也成了憲兵隊本部“留置場”（拘留所），許多愛國誌士被關押在這裏，遭受非人迫害。
根據被抓的教育人士描述，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裏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裏，終致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倭寇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倭寇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
毫無疑問，這是沙灘大院百年曆史上的至暗時期。據統計，北京大學的圖書、儀器和教材大量被毀，僅此一項就損失60萬銀圓。
清華學校內各係館大多被倭寇改為傷病員住房，圖書館被改作醫院治療室、手術室，體育館被改為馬廄，新南院竟然成了倭寇隨軍妓館，氣象台成了豢養軍馬、軍犬的場所。
倭寇還曾在清華大禮堂前舉行“軍犬大賽”，以軍犬撕咬華夏人為樂，數十個華夏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禮堂前的廣場上。留下來的兩個工友，被逼一再輸血，最後死於非命。
北大、清華慘遭塗炭，北平不受倭寇人侵擾的，隻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學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兩座“孤島”。
因為燕大為美國財產，倭寇有所顧忌，暫時沒有占領燕大。未及撤到後方的學生拒入偽大學，紛紛報考燕大，燕大則盡量多招生，以培養更多愛國青年。
在燕大，《義勇軍進行曲》常在校園飄蕩，凡是要到大後方或延安的學生，學校都要為其送行，不僅絕對保密，有的還資助路費。
後來，倭寇在華夏戰場開始失利，對燕大也開始插手，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燕大教授們受盡屈辱，大部分人被關押了七個多月才釋放。
燕大倒下後，北平碩果僅存的高校就隻剩下輔仁和華夏大學了。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在亞洲所設的唯一一所大學，由德國聖言會資助，一直在刺刀與槍炮聲中正常招生。
校長陳垣對他的弟子、國文講師啟功說道：“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隻管好好備課，教書，這也是抗戰！”由於輔仁是不受倭寇控製的大學，華北淪陷區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輔仁為榮。
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中，則隻有北平首任市長何其鞏任校長的華夏大學，基本保持獨立，苦苦維持至抗戰結束。
此消彼長之間，漢奸學校日益增多，漢奸的隊伍越滾越大。陳垣感慨地說：“抗戰時間不能拖得太長，否則跳下去的人將越來越多。”然而抗戰時間之長，遠超陳垣預料。
為了達到奴化華夏青年、實現思想控製的目的，北平淪陷不久，日偽當局便提出“北大複校”，建立偽北大。
偽北大起初沒有校長，擔任“監督”的，是民國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湯爾和。湯爾和患肺癌後，接替他出任偽北大第一任校長的是錢稻孫。
錢稻孫少年留倭，對倭寇的崇拜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別人跟他提起抗倭，他連連擺手說：“萬萬抗不得，抗，不隻是亡國，還要滅種。”這種自輕自賤的論調，連金嶽霖這種謙謙君子都要跳起來揍他。
錢稻孫的一位朋友，害怕將來倭寇戰敗，想腳踩兩隻船，就來征求他的意見，錢竟然回答道:“我就沒有想到有那一天!”
擔任偽北大校長後，錢稻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自己的叔叔錢玄同出山。
北師大遷往西安時，身為師大國文教授的錢玄同因百病纏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雖有留日背景，但終日閉門謝客，侄子請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門去。為了明誌，錢玄同將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錢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順民”。
1937年9月19日，舊曆中秋。錢玄同日記記載：“‘倭寇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彩以誌慶祝。藉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也。
當時的北平城到處都是倭寇特務，對各界人士進行監督抓捕，這些倭寇特務，有的剃光頭，穿長袍，他們參加各行各業，還去考入華夏大雪學，考入學校時用的是華夏人的姓名，每人說一口流利的華夏話。隻是後來才漸漸被人知道他們是倭寇人。每個行業都進入了這些特務，使得人人自危，害怕突然被抓！
北大教授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馮祖荀四位教授留守並照看校產，時稱“北大留平四教授”。後周作人投敵，倭寇數派周去請馬裕藻出山，都吃了閉門羹。由於周作人屢來，最後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
馬裕藻的學生張中行說，老師堅信華夏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統元年測繪的《俄蒙交界圖》被倭寇人盯上了。倭寇上門，《俄蒙交界圖》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氣憤至極，英年早逝。
日偽遍訪知名人士，為“東亞共榮”充場麵。而知名人士則各出奇招，拒絕合作，如京劇界的程硯秋、齊如山，藝術界的齊白石、李苦禪等。
雖然躲開了倭寇人，但誰也躲不過經濟這隻無形的大手，北平經濟的崩潰，將每一個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為了維持生計，當初“為書而留”的陳垣，不得不忍痛變賣自己珍藏的幾部大書。輔仁教授為糊口，則往往是在“曉市”賣掉自己心愛的圖書，換得糧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麵。
輔仁大學的校長、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脫離於高校、無以謀生者，如北大教授繆金源，則全家每日隻喝一頓粥，到了夫婦餓死的境地。
被視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恐怖與貧困的雙重壓力下，大門緊閉，就是他們最後的尊嚴。
遇刺後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彈孔。
“當盡其一技之長”
還有一些人，表麵上委曲求全，卻采取了更積極的抵抗方式。
倭寇占領北平後，麵粉價格飛漲，幾個月內就從每袋二元漲到幾十元。天橋有兩個說相聲的在演出時提到此事。甲說：再過一年就好了。乙說：再過一年還不得漲到幾百元一袋？甲說：再過一年老百姓都餓死了，一元一袋也沒人買了。
倭寇人聽了大怒，把這兩位抓了進去。他們被放出來以後，還是拿麵粉逗哏。甲說：以後麵粉就便宜了，兩毛錢一袋。乙問為什麽這麽便宜，甲說：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倭寇人聽了還是不高興，不過沒再抓他們。這也是一些人抵抗倭寇的方式，不能正麵刀槍，但是也得抵抗倭寇。
當時偽漢奸組織‘新民會’編印了一本教科書，教此課的老師叫大家把課本放在課桌上，講的卻是唐詩、宋詞。一次教官突至，老師從容地邊擦黑板，邊令大家默寫嶽飛的《滿江紅》。音樂老師也不教課本上的日偽歌，卻低聲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來，老師立即彈起了風琴，高歌倭寇民厭戰歌曲《荒城之月》。每個行業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和倭寇進行對抗。
一批尚無一技之長的中學生，僅憑著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鋤奸的槍口，對準了當時的北平學界領袖周作人——1938年2月，周作人參加了日偽召集的座談會，已有他要出山、擔任偽北大校長的傳言。
“抗倭殺奸團”（簡稱“抗團”）最初由津門私立中學的富家子弟組成。後來，這支隊伍中的很多成員考入燕京大學。“抗團”派南開學生李如鵬、新學學生趙爾仁到北平，與燕大學生範旭共同完成刺殺周作人的任務。
李如鵬、趙爾仁到西城取槍，提供手槍的是“抗團”成員鄭統萬。作為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一直依靠家族聲勢作掩護為“抗團”提供幫助。
李如鵬、趙爾仁各取一支手槍，由燕大的範旭帶路，直奔西城八道灣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鵬、趙爾仁、範旭三人假冒“津門中倭中學學生”，聲稱要拜見周作人，商量赴倭留學事宜。周作人雖然甘心做賊，但對好學青年，仍不乏關愛之心，就命人傳進。
在“苦住齋”二進院西屋的客廳裏，周作人正在和前來賀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女子師範學校教員沈啟無閑聊，看李如鵬、範旭二人進入，欠身招呼。
範旭指著周作人對李如鵬說:“此即周先生。”李如鵬點點頭，二話不說，拔出槍照著周作人就是一槍，周作人應聲倒地。
槍聲一起，沈啟無站了起來，下意識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鵬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槍，沈啟無胸部中槍，仰天倒下。
李如鵬、範旭以為得手，便急忙退出。範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發現李如鵬沒有跟上，趕緊折返，看見李如鵬被周家的兩個仆人按倒在地，掙紮不脫。
範旭手中無槍，自忖難敵周家眾人，急奔向大門，高呼：“九哥快來！”在外放風的趙爾仁聞聲拔槍飛奔而進，對準周家仆人連放兩槍。
周家兩名仆人中彈，鬆手滾到一邊，李如鵬一躍而起，與範、趙兩人前後呼應，奪門而出。當日，李如鵬、趙爾仁乘車返津，範旭回燕大，仿佛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
數日之後，報紙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僅受輕傷的消息。原來，射向周作人的子彈打中他衣服上的銅飾扣，周因此逃過一劫。
周作人遇刺後，惶惶不可終日，不僅拜見倭寇將軍，還特地拍了張照片，照片上隱約可見長袍上的彈孔。他把這張照片分送給自己的朋友，包括遠在美的胡適，還有翻譯他散文的鬆枝茂夫。
後來，他稱這是倭寇欲置自己於死地，故自己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敵。這次鋤奸行動，非但沒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偽職的借口。
槍擊事件後，周作人很快接受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一職，隨後擔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
比周作人小七歲的郭沫若與他情況類似，都是留倭，都娶了倭寇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拋妻棄子，回國抗戰，還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勸周作人，文章寫道：倭寇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號）的比較多，隻要他南下，即使不發表什麽言論，也是對倭寇軍部一個有力打擊。
周作人執意留下，並把自己的“苦雨齋”改名為“苦住庵”，好像是與北平民眾同甘共苦。其實，北大南遷以後，周作人的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給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翻譯希臘神話；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與其他生活無著的教授比，周作人過得不錯。1938年1月26日，國難當頭，他寫了兩首打油詩，仍是喝茶、看報、吃豬頭肉。
在傳言頻出時，張中行曾作為“粉絲”和學生，給周作人寫過一封信，信裏說“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張沒有明說，心裏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理想的破滅。對此，周沒有回信。
周作人與倭寇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後，由老舍倡議、樓適夷起草、經鬱達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苦勸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壇蘇武，否則“一念之差，忠邪千載”。
8月25日，倭寇憲兵搜查了北大辦公室，並以發現抗倭宣傳品為由，不斷騷擾北大。10月18日，北平地方維持會把“保管”北大的布告掛在第二院門口。“北平淪陷後的北大殘局就這樣暫時結束了！”
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沙灘紅樓，成為倭寇憲兵隊隊部，樓內地下室也成了憲兵隊本部“留置場”（拘留所），許多愛國誌士被關押在這裏，遭受非人迫害。
根據被抓的教育人士描述，他曾被送到北大文學院地下室去受招待，那裏簡直是活地獄。敵人把冷水灌到他鼻子裏，終致使他暈過去。他醒過來時，倭寇憲兵上村告訴他，北大應該對這場使倭寇蒙受重大損害的戰爭負責，所以他理應吃到這種苦頭…
毫無疑問，這是沙灘大院百年曆史上的至暗時期。據統計，北京大學的圖書、儀器和教材大量被毀，僅此一項就損失60萬銀圓。
清華學校內各係館大多被倭寇改為傷病員住房，圖書館被改作醫院治療室、手術室，體育館被改為馬廄，新南院竟然成了倭寇隨軍妓館，氣象台成了豢養軍馬、軍犬的場所。
倭寇還曾在清華大禮堂前舉行“軍犬大賽”，以軍犬撕咬華夏人為樂，數十個華夏人被活活咬死在大禮堂前的廣場上。留下來的兩個工友，被逼一再輸血，最後死於非命。
北大、清華慘遭塗炭，北平不受倭寇人侵擾的，隻剩下有基督教背景的燕京大學和有天主教背景的輔仁大學兩座“孤島”。
因為燕大為美國財產，倭寇有所顧忌，暫時沒有占領燕大。未及撤到後方的學生拒入偽大學，紛紛報考燕大，燕大則盡量多招生，以培養更多愛國青年。
在燕大，《義勇軍進行曲》常在校園飄蕩，凡是要到大後方或延安的學生，學校都要為其送行，不僅絕對保密，有的還資助路費。
後來，倭寇在華夏戰場開始失利，對燕大也開始插手，在北大紅樓地下室，燕大教授們受盡屈辱，大部分人被關押了七個多月才釋放。
燕大倒下後，北平碩果僅存的高校就隻剩下輔仁和華夏大學了。
輔仁大學是天主教在亞洲所設的唯一一所大學，由德國聖言會資助，一直在刺刀與槍炮聲中正常招生。
校長陳垣對他的弟子、國文講師啟功說道：“一個民族的消亡，是從民族文化開始的，沒聽說，民族文化不消亡，民族可以消亡。我們要做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保住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把這個繼承下去。你我要堅守教書陣地，隻管好好備課，教書，這也是抗戰！”由於輔仁是不受倭寇控製的大學，華北淪陷區的青年莫不以考入輔仁為榮。
私立學校和科研機構中，則隻有北平首任市長何其鞏任校長的華夏大學，基本保持獨立，苦苦維持至抗戰結束。
此消彼長之間，漢奸學校日益增多，漢奸的隊伍越滾越大。陳垣感慨地說：“抗戰時間不能拖得太長，否則跳下去的人將越來越多。”然而抗戰時間之長，遠超陳垣預料。
為了達到奴化華夏青年、實現思想控製的目的，北平淪陷不久，日偽當局便提出“北大複校”，建立偽北大。
偽北大起初沒有校長，擔任“監督”的，是民國文化界和政界名人湯爾和。湯爾和患肺癌後，接替他出任偽北大第一任校長的是錢稻孫。
錢稻孫少年留倭，對倭寇的崇拜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別人跟他提起抗倭，他連連擺手說：“萬萬抗不得，抗，不隻是亡國，還要滅種。”這種自輕自賤的論調，連金嶽霖這種謙謙君子都要跳起來揍他。
錢稻孫的一位朋友，害怕將來倭寇戰敗，想腳踩兩隻船，就來征求他的意見，錢竟然回答道:“我就沒有想到有那一天!”
擔任偽北大校長後，錢稻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請自己的叔叔錢玄同出山。
北師大遷往西安時，身為師大國文教授的錢玄同因百病纏身，不得不留在北平。他雖有留日背景，但終日閉門謝客，侄子請他出山，也被他打出門去。為了明誌，錢玄同將名字改回自己的原名“錢夏”，用“夷夏之辨”的典故，表明不做“順民”。
1937年9月19日，舊曆中秋。錢玄同日記記載：“‘倭寇特令全市商店掛燈結彩以誌慶祝。藉紀念東方文化之佳節也。
當時的北平城到處都是倭寇特務，對各界人士進行監督抓捕，這些倭寇特務，有的剃光頭，穿長袍，他們參加各行各業，還去考入華夏大雪學，考入學校時用的是華夏人的姓名，每人說一口流利的華夏話。隻是後來才漸漸被人知道他們是倭寇人。每個行業都進入了這些特務，使得人人自危，害怕突然被抓！
北大教授馬裕藻因年邁和患高血壓未能轉徙內地，北大指定他和周作人、孟森、馮祖荀四位教授留守並照看校產，時稱“北大留平四教授”。後周作人投敵，倭寇數派周去請馬裕藻出山，都吃了閉門羹。由於周作人屢來，最後馬裕藻的幼子奉父命對周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
馬裕藻的學生張中行說，老師堅信華夏最終一定勝利，而且時間不會很久。
“留平四教授”中的另一位——孟森，因研究宣統元年測繪的《俄蒙交界圖》被倭寇人盯上了。倭寇上門，《俄蒙交界圖》也被掠去“收藏研究”，孟森氣憤至極，英年早逝。
日偽遍訪知名人士，為“東亞共榮”充場麵。而知名人士則各出奇招，拒絕合作，如京劇界的程硯秋、齊如山，藝術界的齊白石、李苦禪等。
雖然躲開了倭寇人，但誰也躲不過經濟這隻無形的大手，北平經濟的崩潰，將每一個人拖入了痛苦的泥潭。
為了維持生計，當初“為書而留”的陳垣，不得不忍痛變賣自己珍藏的幾部大書。輔仁教授為糊口，則往往是在“曉市”賣掉自己心愛的圖書，換得糧店配售的每天187克的混合麵。
輔仁大學的校長、教授尚且如此，那些脫離於高校、無以謀生者，如北大教授繆金源，則全家每日隻喝一頓粥，到了夫婦餓死的境地。
被視為社會良知的知識分子，在政治恐怖與貧困的雙重壓力下，大門緊閉，就是他們最後的尊嚴。
遇刺後的周作人，衣服上留有彈孔。
“當盡其一技之長”
還有一些人，表麵上委曲求全，卻采取了更積極的抵抗方式。
倭寇占領北平後，麵粉價格飛漲，幾個月內就從每袋二元漲到幾十元。天橋有兩個說相聲的在演出時提到此事。甲說：再過一年就好了。乙說：再過一年還不得漲到幾百元一袋？甲說：再過一年老百姓都餓死了，一元一袋也沒人買了。
倭寇人聽了大怒，把這兩位抓了進去。他們被放出來以後，還是拿麵粉逗哏。甲說：以後麵粉就便宜了，兩毛錢一袋。乙問為什麽這麽便宜，甲說：袋子小了，跟牙粉口袋似的。倭寇人聽了還是不高興，不過沒再抓他們。這也是一些人抵抗倭寇的方式，不能正麵刀槍，但是也得抵抗倭寇。
當時偽漢奸組織‘新民會’編印了一本教科書，教此課的老師叫大家把課本放在課桌上，講的卻是唐詩、宋詞。一次教官突至，老師從容地邊擦黑板，邊令大家默寫嶽飛的《滿江紅》。音樂老師也不教課本上的日偽歌，卻低聲教唱世界名曲。教官一來，老師立即彈起了風琴，高歌倭寇民厭戰歌曲《荒城之月》。每個行業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和倭寇進行對抗。
一批尚無一技之長的中學生，僅憑著青年特有的孤勇，把鋤奸的槍口，對準了當時的北平學界領袖周作人——1938年2月，周作人參加了日偽召集的座談會，已有他要出山、擔任偽北大校長的傳言。
“抗倭殺奸團”（簡稱“抗團”）最初由津門私立中學的富家子弟組成。後來，這支隊伍中的很多成員考入燕京大學。“抗團”派南開學生李如鵬、新學學生趙爾仁到北平，與燕大學生範旭共同完成刺殺周作人的任務。
李如鵬、趙爾仁到西城取槍，提供手槍的是“抗團”成員鄭統萬。作為偽滿國務總理鄭孝胥的孫子，鄭統萬一直依靠家族聲勢作掩護為“抗團”提供幫助。
李如鵬、趙爾仁各取一支手槍，由燕大的範旭帶路，直奔西城八道灣周作人住所。
到了周宅，李如鵬、趙爾仁、範旭三人假冒“津門中倭中學學生”，聲稱要拜見周作人，商量赴倭留學事宜。周作人雖然甘心做賊，但對好學青年，仍不乏關愛之心，就命人傳進。
在“苦住齋”二進院西屋的客廳裏，周作人正在和前來賀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女子師範學校教員沈啟無閑聊，看李如鵬、範旭二人進入，欠身招呼。
範旭指著周作人對李如鵬說:“此即周先生。”李如鵬點點頭，二話不說，拔出槍照著周作人就是一槍，周作人應聲倒地。
槍聲一起，沈啟無站了起來，下意識地呼叫：“我是客人。”李如鵬看他站起，生怕他反抗，抬手又是一槍，沈啟無胸部中槍，仰天倒下。
李如鵬、範旭以為得手，便急忙退出。範旭走得快，一下子跑到前院，發現李如鵬沒有跟上，趕緊折返，看見李如鵬被周家的兩個仆人按倒在地，掙紮不脫。
範旭手中無槍，自忖難敵周家眾人，急奔向大門，高呼：“九哥快來！”在外放風的趙爾仁聞聲拔槍飛奔而進，對準周家仆人連放兩槍。
周家兩名仆人中彈，鬆手滾到一邊，李如鵬一躍而起，與範、趙兩人前後呼應，奪門而出。當日，李如鵬、趙爾仁乘車返津，範旭回燕大，仿佛什麽都沒發生過一樣。
數日之後，報紙上披露出周作人遇刺僅受輕傷的消息。原來，射向周作人的子彈打中他衣服上的銅飾扣，周因此逃過一劫。
周作人遇刺後，惶惶不可終日，不僅拜見倭寇將軍，還特地拍了張照片，照片上隱約可見長袍上的彈孔。他把這張照片分送給自己的朋友，包括遠在美的胡適，還有翻譯他散文的鬆枝茂夫。
後來，他稱這是倭寇欲置自己於死地，故自己為全性命，不得已而附敵。這次鋤奸行動，非但沒有阻止周作人“落水”，反而成了他接受偽職的借口。
槍擊事件後，周作人很快接受了偽北大圖書館館長一職，隨後擔任偽北大文學院院長。
比周作人小七歲的郭沫若與他情況類似，都是留倭，都娶了倭寇女人，都生了孩子。郭沫若拋妻棄子，回國抗戰，還發表《國難聲中懷知堂》一文勸周作人，文章寫道：倭寇人信仰知堂（周作人的號）的比較多，隻要他南下，即使不發表什麽言論，也是對倭寇軍部一個有力打擊。
周作人執意留下，並把自己的“苦雨齋”改名為“苦住庵”，好像是與北平民眾同甘共苦。其實，北大南遷以後，周作人的經濟來源有兩個，一是給胡適主持的文化基金編譯委員會翻譯希臘神話；二是在司徒雷登主持的燕京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與其他生活無著的教授比，周作人過得不錯。1938年1月26日，國難當頭，他寫了兩首打油詩，仍是喝茶、看報、吃豬頭肉。
在傳言頻出時，張中行曾作為“粉絲”和學生，給周作人寫過一封信，信裏說“別人可，他決不可”。何以不可，張沒有明說，心裏想的是，那將是士林理想的破滅。對此，周沒有回信。
周作人與倭寇人同台的照片刊登後，由老舍倡議、樓適夷起草、經鬱達夫修改、十八人署名的《致周作人的一封公開信》，苦勸他立即南下，或做文壇蘇武，否則“一念之差，忠邪千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