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20世紀的大半時候天空灰濛、河川油膩、動物瀕臨絕種，但是環境破壞繼續進行，沒有多少人批評或反對，似乎這是進步的代價，雖然可悲但不可避免。接著雷切爾·卡森（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環保運動應運而生。
同樣，今日我們麵臨的挑戰是要鼓動全世界，讓大家勇敢正視被困鎖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縮在孤立茅篷、飽受瘺管之苦的十幾歲少女。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廣泛的運動應運而生，來對抗全世界的性別不平等，推動全世界女孩獲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機會。美國的民權運動是個典範，環保運動也是，但是這兩個模式又有所不同，因為它們牽涉的都是關係自身的國內問題。至於把美國女性運動當成楷模這一觀點，我們則有所保留，因為如果一項國際性運動被戲稱為“女人的議題”，那麽它就已經失敗了。不幸的現實是：女性議題確實遭到了邊緣化。無論如何，性交易和集體強暴都不該被視為女人的議題，就像奴役製度不應該是黑人的議題，或者大屠殺不應該是猶太人的議題。這些全是人道議題，超越任何一個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我們之前曾經提到新運動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人奮力終止奴隸交易的過程。這是一個閃亮的例子。為了改善遙遠地方人類同胞的生活，一個民族付出了大量的血汗與財力。邱吉爾曾表示，英國人的“光輝時刻”是20世紀40年代對抗納粹的毅力；但是同樣高貴的時刻是英國本土促使廢除奴役製度時的道德復甦。
歷史上，人們大多數時候容許奴役，認為那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雅典人思辨能力一流，也富有同理心，他們當中有優秀的作家和哲學家，但是他們甚至沒有辯論過自己依賴奴役的風氣是否正確；耶穌在《福音書》裏完全沒有談到奴役問題；聖徒保羅和亞裏士多德接受奴役；猶太教及伊斯蘭教神學家認為要對奴隸慈悲為懷，但是沒有質疑奴役一事；18世紀初，貴格會27信徒激烈譴責奴役，卻被大家視為不切實際的怪人，而他們的影響力也急劇下降；18世紀80年代初期，奴役依然是全球無可爭議的部分——然而，令人震驚的是，不到十年，奴役成為英國國家議程的首要議題。潮流改變了，英國在1807年禁止了奴隸貿易，並於1833年成為率先解放奴隸的國家之一。
英國因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的前一天，橫越大西洋的奴隸運送船中有52%是英國船隻，而世界的糖產量有55%在英國殖民地生產。廢奴之後不再輸入新的奴隸，使得“新世界”的英國殖民地慘不忍睹，而英國的頭號大敵法國趁機從中獲得龐大利益，美國也是如此。
英國廢除奴隸貿易之後的35年內，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糖產量降低了25%，而擁有奴隸的競爭經濟體，其產量卻提升了210%。英國海軍部隊帶頭在大西洋和非洲本土鎮壓奴隸貿易，導致大約5000名英國人喪命，也使得英國人納稅額提高。這項片麵的行動在外交上成本高昂，激怒了其他國家，讓英國與敵對軍事力量起了公開衝突。英國的反奴運動分別導致1850年與巴西短暫的戰爭，1841年與美國的戰爭危機，1853年與西班牙的戰爭危機，以及跟法國持續的緊張關係。但是英國並沒有退縮，其典範作用終於刺激了法國在1848年開始廢除奴役，也激發了美國的廢奴主義者以及《解放宣言》的頒布，推動了古巴在1867年強製執行奴隸進口禁令，也就是說，英國終止了橫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
據學者哈伊姆·考夫曼（插im kaufmann）與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計算，英國因出於道義而終止奴役，60年來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減少了1.8個百分點。這個總數令人震驚，累積起來超過英國一整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對今天的美國來說，等同於損失了14萬億美元以上），這對於英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是個重大且持續的損失。這是一個國家把價值觀置於利益之上的英勇範例。
廢奴主義運動通常歸功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的確是該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也是轉變潮流的人。但是威伯福斯投入運動時，廢奴主義早已開始進行，而且他的口才不是喚起民眾的唯一原因。廢奴運動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值得今天學習的部分），是謹慎細心地向英國人解釋在運奴船上和領地種植園裏的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麽。奴役並不存在於英國本土，隻存在於國外的英國領地，因此對於一般英國家庭而言，奴役是看不到的。就像今天在印度的性販賣，我們很容易就會對所發生的殘酷事實表示出關注，可過後還是會各做各事，沒了下文。當時把此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的廢奴主義者是托馬斯·克拉克森（thomas rkson），他在劍橋求學時曾在一次拉丁文寫作比賽中寫了一篇關於奴役的文章，自此開啟了他對這個議題的興趣。當發現內幕之後，他深感驚恐，立誌成為廢奴主義的忠實支持者。克拉克森成為“實現廢止奴隸貿易社”（society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ve trade）的推手。“如果要選出現代人權運動的始祖，”《經濟學人》評論道，“那會是克拉克森。”
離開大學之後，克拉克森冒著極大的風險暗中走訪利物浦和布裏斯托的各個港口，這兩處是英國奴隸船隻停泊的大本營。他跟水手談話，搜集奴隸貿易的證據，取得腳鐐、手銬、烙鐵、夾指刑具，以及撐開奴隸嘴巴的恐怖器具。他找到一名奴隸船隻的退休船長，後者向他描述了貨艙的情況。克拉克森還得到一艘利物浦奴隸船隻“布魯克斯”（brookes）的示意圖，他製作出海報說明這艘船如何裝載482名奴隸。
同樣，今日我們麵臨的挑戰是要鼓動全世界，讓大家勇敢正視被困鎖在妓院的女性，以及蜷縮在孤立茅篷、飽受瘺管之苦的十幾歲少女。我們希望看到一個廣泛的運動應運而生，來對抗全世界的性別不平等，推動全世界女孩獲得更多的教育和工作機會。美國的民權運動是個典範，環保運動也是，但是這兩個模式又有所不同，因為它們牽涉的都是關係自身的國內問題。至於把美國女性運動當成楷模這一觀點，我們則有所保留，因為如果一項國際性運動被戲稱為“女人的議題”，那麽它就已經失敗了。不幸的現實是：女性議題確實遭到了邊緣化。無論如何，性交易和集體強暴都不該被視為女人的議題，就像奴役製度不應該是黑人的議題，或者大屠殺不應該是猶太人的議題。這些全是人道議題，超越任何一個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我們之前曾經提到新運動的理想模式，即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英國人奮力終止奴隸交易的過程。這是一個閃亮的例子。為了改善遙遠地方人類同胞的生活，一個民族付出了大量的血汗與財力。邱吉爾曾表示，英國人的“光輝時刻”是20世紀40年代對抗納粹的毅力；但是同樣高貴的時刻是英國本土促使廢除奴役製度時的道德復甦。
歷史上，人們大多數時候容許奴役，認為那是可悲但不可避免的。雅典人思辨能力一流，也富有同理心，他們當中有優秀的作家和哲學家，但是他們甚至沒有辯論過自己依賴奴役的風氣是否正確；耶穌在《福音書》裏完全沒有談到奴役問題；聖徒保羅和亞裏士多德接受奴役；猶太教及伊斯蘭教神學家認為要對奴隸慈悲為懷，但是沒有質疑奴役一事；18世紀初，貴格會27信徒激烈譴責奴役，卻被大家視為不切實際的怪人，而他們的影響力也急劇下降；18世紀80年代初期，奴役依然是全球無可爭議的部分——然而，令人震驚的是，不到十年，奴役成為英國國家議程的首要議題。潮流改變了，英國在1807年禁止了奴隸貿易，並於1833年成為率先解放奴隸的國家之一。
英國因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英國廢除奴隸貿易的前一天，橫越大西洋的奴隸運送船中有52%是英國船隻，而世界的糖產量有55%在英國殖民地生產。廢奴之後不再輸入新的奴隸，使得“新世界”的英國殖民地慘不忍睹，而英國的頭號大敵法國趁機從中獲得龐大利益，美國也是如此。
英國廢除奴隸貿易之後的35年內，英屬西印度群島的糖產量降低了25%，而擁有奴隸的競爭經濟體，其產量卻提升了210%。英國海軍部隊帶頭在大西洋和非洲本土鎮壓奴隸貿易，導致大約5000名英國人喪命，也使得英國人納稅額提高。這項片麵的行動在外交上成本高昂，激怒了其他國家，讓英國與敵對軍事力量起了公開衝突。英國的反奴運動分別導致1850年與巴西短暫的戰爭，1841年與美國的戰爭危機，1853年與西班牙的戰爭危機，以及跟法國持續的緊張關係。但是英國並沒有退縮，其典範作用終於刺激了法國在1848年開始廢除奴役，也激發了美國的廢奴主義者以及《解放宣言》的頒布，推動了古巴在1867年強製執行奴隸進口禁令，也就是說，英國終止了橫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
據學者哈伊姆·考夫曼（插im kaufmann）與羅伯特·佩普（robert pape）計算，英國因出於道義而終止奴役，60年來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平均減少了1.8個百分點。這個總數令人震驚，累積起來超過英國一整年的國民生產總值（對今天的美國來說，等同於損失了14萬億美元以上），這對於英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是個重大且持續的損失。這是一個國家把價值觀置於利益之上的英勇範例。
廢奴主義運動通常歸功於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的確是該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也是轉變潮流的人。但是威伯福斯投入運動時，廢奴主義早已開始進行，而且他的口才不是喚起民眾的唯一原因。廢奴運動的主要部分（而且是值得今天學習的部分），是謹慎細心地向英國人解釋在運奴船上和領地種植園裏的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麽。奴役並不存在於英國本土，隻存在於國外的英國領地，因此對於一般英國家庭而言，奴役是看不到的。就像今天在印度的性販賣，我們很容易就會對所發生的殘酷事實表示出關注，可過後還是會各做各事，沒了下文。當時把此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的廢奴主義者是托馬斯·克拉克森（thomas rkson），他在劍橋求學時曾在一次拉丁文寫作比賽中寫了一篇關於奴役的文章，自此開啟了他對這個議題的興趣。當發現內幕之後，他深感驚恐，立誌成為廢奴主義的忠實支持者。克拉克森成為“實現廢止奴隸貿易社”（society for effecting the abolition of the ve trade）的推手。“如果要選出現代人權運動的始祖，”《經濟學人》評論道，“那會是克拉克森。”
離開大學之後，克拉克森冒著極大的風險暗中走訪利物浦和布裏斯托的各個港口，這兩處是英國奴隸船隻停泊的大本營。他跟水手談話，搜集奴隸貿易的證據，取得腳鐐、手銬、烙鐵、夾指刑具，以及撐開奴隸嘴巴的恐怖器具。他找到一名奴隸船隻的退休船長，後者向他描述了貨艙的情況。克拉克森還得到一艘利物浦奴隸船隻“布魯克斯”（brookes）的示意圖，他製作出海報說明這艘船如何裝載482名奴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