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夭折後，我們隻是一心想要紀念她的生命，以及實踐她教我們的所有事情，”安說。但是要如何紀念，當時還不清楚。安很快又生了一男一女，養育三個孩子，生活忙碌不堪。後來安的丈夫在波士頓的高科技產業區找到一份工作。因為美國簽證的相關規定，安無法在那裏取得工作許可證，她索性註冊了波士頓大學，攻讀國際關係專業。她的學術興趣被喚起了，之後她又在倫敦大學教育學院攻讀人權與教育方麵的碩士課程。
根據課程要求，後來安前往辛巴威特別貧窮的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訪問，研究為何當地女孩的就學率和到課率如此之低。一般人會認為，許多非洲家庭基於文化習俗的考慮，不願意把女兒送去上學。於是安帶了好幾遝問卷和便簽紙，準備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點放在莫拉村（m）的一所學校。在跟學生、家長和學校高層職員談話後，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戰不是文化，而是貧窮。家庭沒錢為所有的子女購買課本和支付學費，所以隻能把優先權給兒子，因為男生受過教育後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辛巴威女孩求學的決心，讓安深受感動。她遇到一對十幾歲的姐妹——西西利亞和瑪卡利塔，她們天天步行60英裏到莫拉村，因為這裏學校的學費比家附近的便宜。這對姐妹邀請安到她們搭建的臨時茅屋參觀，坦白地說她們不知道下學期還交不交得起學費。這讓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爾斯所經歷的困苦。她覺得跟辛巴威窮鄉僻壤的湯加族女孩有一種親切感，不禁想像要是自己的孩子處於這種環境該怎麽辦。
“這種程度的貧窮，是我前所未見的，”安說。她跟當地居民保證，自己會找到方法來支持女孩的教育。村莊長老和學校高層職員熱情響應，他們開了一次小區會議，製訂了用民間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夠幫忙支付費用。
安回到英國劍橋的家中後，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辛巴威認識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請親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這樣並不夠。安本來不喜歡烹飪，也從來沒做過買賣，但是為了賺錢，她開始在自家廚房裏製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後拿到劍橋市場去賣。這沒有為他們的財務狀況帶來什麽起色：在一個天寒地凍的二月天，安和兩個朋友在寒風中站了一整天，隻賺到30英鎊。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籌集到足夠的錢，讓32名女生讀上了中學。她們的父母也承諾支持女兒，確保她們好好上學。兩年之後，安把她的努力化為一個正式組織，叫作“女性教育運動”（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頭幾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繼續上了中學，不出所料，表現優異。
“女性教育運動”從辛巴威擴張至尚比亞、坦尚尼亞和加納，備受讚譽之餘，也使它能夠籌集到更多資金，規模進一步擴大。相較於大型機構，“女性教育運動”的經費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萬美元），但是該運動現在每年能幫助超過40萬名孩子就學。打一開始，“女性教育運動”在每個國家就隻雇用當地職員。他們非常重視當地社群的支持，至於哪些女孩能夠榮獲獎學金，是由當地社群組成的委員會來評選的，“女性教育運動”的職員負責審查委員會的決議，以防止貪汙。此外，“女性教育運動”還刻意避開了可能危害救援組織的個人崇拜。他們的網站是關於女學生的，而不是關於安，對於啟發這一切的女兒凱薩琳，上麵也隻字未提。那是我們從安身上挖出來的背後故事。
安在她資助的一家位於尚比亞的學校裏為孩子們讀書。
（圖片由“女性教育運動”組織提供）
這種民間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遠勝於得到更多關注的大型聯合國會議。我們特別強調“女性教育運動”，部分原因是我們認為，任何一項國際婦女運動，應該少把精力放在舉辦大型集會或遊說新法成立上，而應該多花一點時間下鄉援助，比如到辛巴威的鄉村地區，聆聽社群的心聲，幫助他們把女孩送到學校。
“女性教育運動”的支持往往從女孩讀小學的時候就開始了，這是資助窮困學生的廣大方案之一。當女孩從小學畢業時，“女性教育運動”會提供就讀中學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還包括鞋子和一套製服。如果學生家離中學太遠，“女性教育運動”會幫她們安排宿舍並支付費用。此外，他們也向所有女孩供應衛生棉和內衣褲，讓她們不至於在生理期無法上學。
安和其他人還必須麵對來自老師的性侵害這個問題。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區，有些老師會利用性來與學生交換好成績：半數的坦尚尼亞女性以及將近半數的烏幹達女性表示，她們曾被男老師強迫發生性行為；而在南非，受害者為15歲以下女孩的強暴案當中，有1/3的強姦犯是老師。“要是女孩覺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師談話會被非禮，她就不會好好用功，”安說。她也指出，西方人贊助的獎學金如果由老師或校長來頒發，有時候也會出現問題。獎學金得主有時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為回報她會與校長上床。“女性教育運動”讓委員會挑選女孩，而不給予校長這個權力，藉此避開這個問題。“女性教育運動”輔導女孩在中學畢業後創業，學習技術（如護理）或是教書。如果她成績夠優秀，就會資助她上大學。
根據課程要求，後來安前往辛巴威特別貧窮的地區進行了為期三周的訪問，研究為何當地女孩的就學率和到課率如此之低。一般人會認為，許多非洲家庭基於文化習俗的考慮，不願意把女兒送去上學。於是安帶了好幾遝問卷和便簽紙，準備探究其中的原因。她把重點放在莫拉村（m）的一所學校。在跟學生、家長和學校高層職員談話後，她很快明白最重要的挑戰不是文化，而是貧窮。家庭沒錢為所有的子女購買課本和支付學費，所以隻能把優先權給兒子，因為男生受過教育後找到好工作的概率更高。
辛巴威女孩求學的決心，讓安深受感動。她遇到一對十幾歲的姐妹——西西利亞和瑪卡利塔，她們天天步行60英裏到莫拉村，因為這裏學校的學費比家附近的便宜。這對姐妹邀請安到她們搭建的臨時茅屋參觀，坦白地說她們不知道下學期還交不交得起學費。這讓安想到自己祖母早年在威爾斯所經歷的困苦。她覺得跟辛巴威窮鄉僻壤的湯加族女孩有一種親切感，不禁想像要是自己的孩子處於這種環境該怎麽辦。
“這種程度的貧窮，是我前所未見的，”安說。她跟當地居民保證，自己會找到方法來支持女孩的教育。村莊長老和學校高層職員熱情響應，他們開了一次小區會議，製訂了用民間力量支持女孩教育的新方案——前提是安能夠幫忙支付費用。
安回到英國劍橋的家中後，一直念念不忘那些在辛巴威認識的女孩。她和丈夫成立自己的基金，請親朋好友解囊相助，但是這樣並不夠。安本來不喜歡烹飪，也從來沒做過買賣，但是為了賺錢，她開始在自家廚房裏製作三明治和蛋糕，然後拿到劍橋市場去賣。這沒有為他們的財務狀況帶來什麽起色：在一個天寒地凍的二月天，安和兩個朋友在寒風中站了一整天，隻賺到30英鎊。
安在第一年好不容易籌集到足夠的錢，讓32名女生讀上了中學。她們的父母也承諾支持女兒，確保她們好好上學。兩年之後，安把她的努力化為一個正式組織，叫作“女性教育運動”（campaign for female education）。安援助的頭幾名女孩就包括安琪莉。安琪莉繼續上了中學，不出所料，表現優異。
“女性教育運動”從辛巴威擴張至尚比亞、坦尚尼亞和加納，備受讚譽之餘，也使它能夠籌集到更多資金，規模進一步擴大。相較於大型機構，“女性教育運動”的經費依然微不足道（每年1000萬美元），但是該運動現在每年能幫助超過40萬名孩子就學。打一開始，“女性教育運動”在每個國家就隻雇用當地職員。他們非常重視當地社群的支持，至於哪些女孩能夠榮獲獎學金，是由當地社群組成的委員會來評選的，“女性教育運動”的職員負責審查委員會的決議，以防止貪汙。此外，“女性教育運動”還刻意避開了可能危害救援組織的個人崇拜。他們的網站是關於女學生的，而不是關於安，對於啟發這一切的女兒凱薩琳，上麵也隻字未提。那是我們從安身上挖出來的背後故事。
安在她資助的一家位於尚比亞的學校裏為孩子們讀書。
（圖片由“女性教育運動”組織提供）
這種民間努力所取得的成就，通常遠勝於得到更多關注的大型聯合國會議。我們特別強調“女性教育運動”，部分原因是我們認為，任何一項國際婦女運動，應該少把精力放在舉辦大型集會或遊說新法成立上，而應該多花一點時間下鄉援助，比如到辛巴威的鄉村地區，聆聽社群的心聲，幫助他們把女孩送到學校。
“女性教育運動”的支持往往從女孩讀小學的時候就開始了，這是資助窮困學生的廣大方案之一。當女孩從小學畢業時，“女性教育運動”會提供就讀中學的全套支持，若有必要還包括鞋子和一套製服。如果學生家離中學太遠，“女性教育運動”會幫她們安排宿舍並支付費用。此外，他們也向所有女孩供應衛生棉和內衣褲，讓她們不至於在生理期無法上學。
安和其他人還必須麵對來自老師的性侵害這個問題。尤其在非洲南部地區，有些老師會利用性來與學生交換好成績：半數的坦尚尼亞女性以及將近半數的烏幹達女性表示，她們曾被男老師強迫發生性行為；而在南非，受害者為15歲以下女孩的強暴案當中，有1/3的強姦犯是老師。“要是女孩覺得自己私底下找老師談話會被非禮，她就不會好好用功，”安說。她也指出，西方人贊助的獎學金如果由老師或校長來頒發，有時候也會出現問題。獎學金得主有時候是最漂亮的女孩，作為回報她會與校長上床。“女性教育運動”讓委員會挑選女孩，而不給予校長這個權力，藉此避開這個問題。“女性教育運動”輔導女孩在中學畢業後創業，學習技術（如護理）或是教書。如果她成績夠優秀，就會資助她上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