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埃米利安和其他護士又開始和普魯登斯的家人爭執，想向他們敲詐更多，我們過去調停後，又支付了一些。終於，護士把血袋掛上了，尼可和那卡的血液開始一滴一滴輸入普魯登斯的血管中。她幾乎是立刻活了過來，並用虛弱的聲音向我們道謝。護士說普魯登斯的手術已經安排妥當，但是幾個小時過去了，卻沒有任何動靜。到了晚上十點，我們問值班護士皮皮醫生去哪了。
“噢，醫生嗎？他從後門回家了。他明天會動手術。應該吧。”看來皮皮醫生和護士們決定給艾蘭和普魯登斯的家人一個教訓，挫挫他們的銳氣。
“但是等到明天就太遲了！”尼可抗議道，“普魯登斯活不了那麽久，醫生自己都說她也許隻能活幾小時了。”
護士聳聳肩，“這就要聽天由命了，由不得我們做主。要是她死了，也是上帝的旨意。”我們差點想把她掐死。
“皮皮醫生住哪裏？”尼可問，“我們現在就去他家。”護士不願透露。艾蘭看得目瞪口呆，茫然地看著我們。
“快點說啊，你一定知道醫生住哪兒，要不然晚上有緊急情況怎麽辦？”
這時，身為喀麥隆人的口譯把我們拉到一旁，說：“這樣吧，要是我們四下打聽，一定能問到皮皮醫生的住處，但如果我們現在就去他家把他拖過來，他大概會氣到不行。也許他會勉強動手術，但你不知道他拿手術刀會做什麽，而遭殃的是普魯登斯。隻能等到明天早上，看看她是否還活著。”我們隻好作罷，回到招待所。
“謝謝你們，”艾蘭說，“你們試了，你們盡力了，我們真的非常感激。”但因為知道醫院存心找碴兒，見死不救，他已經崩潰了。普魯登斯的母親早就氣得說不出話來，淚水在眼裏打轉。
隔天早上，皮皮醫生終於開始手術了，但是普魯登斯至少已經在醫院耽擱了三天。她的腹腔受到嚴重感染，醫生必須切除20厘米的小腸，但是又沒有抗感染所需的強力抗生素。
幾小時過去了，普魯登斯依然不省人事，大家漸漸明白這不隻是麻醉劑的原因。她正陷入昏迷。由於受到感染，她的腹部持續膨脹，而護士很少來照顧她。連接導尿管的尿液袋滿得快溢出來了，也沒人來換。她輕微嘔吐，隻能由她母親來收拾。
時間分分秒秒地流逝，病房的氛圍越來越陰沉。皮皮醫生一開口就批評普魯登斯家人，尤其是艾蘭。普魯登斯的腹部膨脹得可怕，開始吐血。她費盡力氣呼吸，喉鳴聲大得嚇人。家人決定把她帶回家裏等待咽氣。他們雇了一輛車，愁苦地回到了村裏。三天後，普魯登斯死去了。
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這種事每分鍾發生一次。
普魯登斯的死因不隻是子宮破裂，還有其他四個主要原因：一、生物學。婦女死於分娩的原因之一跟解剖學有關，而這植根於兩項基本的進化權衡（evolutionary trade-offs）。第一項進化權衡跟直立行走有關。我們的老祖宗開始直立行走時，由於骨盆過大，他們走路和跑步的效率都不佳，還很累。骨盆狹窄能跑得快，卻使得分娩困難無比。因此人類在進化時發生了如此調適：女性一般擁有中等大小的骨盆，讓她能夠適度地快速移動，也能熬過生產過程——大多時候是如此。另一項權衡跟頭部的大小有關。從我們祖先克羅馬農人（cro-magnon）開始，人類的頭顱就不斷擴大，以便容納更複雜的大腦。更大的腦袋雖然是一個進化優勢，但也增加了大頭胎兒無法活著從母體出來的概率。人類是唯一需要生產協助的哺乳類動物，因此一些進化心理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認為，史前時代第一個出現的“專業”可能是產婆。而母親所承受的風險也會因為各自不同的身體結構而不同。人類的骨盆由形狀來分類，反映出交替的進化權衡：女子型、男子型、細長型和扁平型。骨盆差異的重要性，專家意見不一，《生殖醫學期刊》（the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認為，骨盆差異不隻反映了基因遺傳，也反映了童年環境因素。女性最常見的是女子型骨盆，這種骨盆最能適應生產過程（但是卓越的女性賽跑選手就不是這種骨盆），在白種女性身上尤其普遍。相反，細長型骨盆能夠讓女性跑得快，但也更容易造成難產。目前骨盆形狀的數據貧乏，但是非洲婦女擁有細長型骨盆的可能性似乎特別大，一些孕產婦專家以此作為非洲孕產婦死亡率極高的原因之一。
二、缺乏學校教育。要是村民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普魯登斯的存活概率就會更高。教育跟以下三點有關：家庭人數較少、避孕更普遍以及就醫率增加。因此，普魯登斯要是接受了更多教育，她懷孕的機會就會降低，就算懷孕了，也比較可能到醫院生產。要是那個產婆也同樣受過良好教育，她就會把難產的孕婦轉到醫院，而且絕不會坐到普魯登斯的肚子上。
教育及家庭計劃往往讓家庭更有能力賺錢謀生，也更可能存夠去醫院的費用。此外，受過教育的家庭也更願意把儲蓄分配到母親的健康護理上。因此，普魯登斯的家人如果受過教育，就更有能力支付100美元的手術費，也更有可能把醫療費用列入平日的家庭支出中。據世界銀行估計，每1000名女孩多接受一年教育，未來死於生產的就會減少兩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的研究有時誇大了教育的力量，但就算誇大了，其影響也是不言自明的。
“噢，醫生嗎？他從後門回家了。他明天會動手術。應該吧。”看來皮皮醫生和護士們決定給艾蘭和普魯登斯的家人一個教訓，挫挫他們的銳氣。
“但是等到明天就太遲了！”尼可抗議道，“普魯登斯活不了那麽久，醫生自己都說她也許隻能活幾小時了。”
護士聳聳肩，“這就要聽天由命了，由不得我們做主。要是她死了，也是上帝的旨意。”我們差點想把她掐死。
“皮皮醫生住哪裏？”尼可問，“我們現在就去他家。”護士不願透露。艾蘭看得目瞪口呆，茫然地看著我們。
“快點說啊，你一定知道醫生住哪兒，要不然晚上有緊急情況怎麽辦？”
這時，身為喀麥隆人的口譯把我們拉到一旁，說：“這樣吧，要是我們四下打聽，一定能問到皮皮醫生的住處，但如果我們現在就去他家把他拖過來，他大概會氣到不行。也許他會勉強動手術，但你不知道他拿手術刀會做什麽，而遭殃的是普魯登斯。隻能等到明天早上，看看她是否還活著。”我們隻好作罷，回到招待所。
“謝謝你們，”艾蘭說，“你們試了，你們盡力了，我們真的非常感激。”但因為知道醫院存心找碴兒，見死不救，他已經崩潰了。普魯登斯的母親早就氣得說不出話來，淚水在眼裏打轉。
隔天早上，皮皮醫生終於開始手術了，但是普魯登斯至少已經在醫院耽擱了三天。她的腹腔受到嚴重感染，醫生必須切除20厘米的小腸，但是又沒有抗感染所需的強力抗生素。
幾小時過去了，普魯登斯依然不省人事，大家漸漸明白這不隻是麻醉劑的原因。她正陷入昏迷。由於受到感染，她的腹部持續膨脹，而護士很少來照顧她。連接導尿管的尿液袋滿得快溢出來了，也沒人來換。她輕微嘔吐，隻能由她母親來收拾。
時間分分秒秒地流逝，病房的氛圍越來越陰沉。皮皮醫生一開口就批評普魯登斯家人，尤其是艾蘭。普魯登斯的腹部膨脹得可怕，開始吐血。她費盡力氣呼吸，喉鳴聲大得嚇人。家人決定把她帶回家裏等待咽氣。他們雇了一輛車，愁苦地回到了村裏。三天後，普魯登斯死去了。
在世界的某個角落，這種事每分鍾發生一次。
普魯登斯的死因不隻是子宮破裂，還有其他四個主要原因：一、生物學。婦女死於分娩的原因之一跟解剖學有關，而這植根於兩項基本的進化權衡（evolutionary trade-offs）。第一項進化權衡跟直立行走有關。我們的老祖宗開始直立行走時，由於骨盆過大，他們走路和跑步的效率都不佳，還很累。骨盆狹窄能跑得快，卻使得分娩困難無比。因此人類在進化時發生了如此調適：女性一般擁有中等大小的骨盆，讓她能夠適度地快速移動，也能熬過生產過程——大多時候是如此。另一項權衡跟頭部的大小有關。從我們祖先克羅馬農人（cro-magnon）開始，人類的頭顱就不斷擴大，以便容納更複雜的大腦。更大的腦袋雖然是一個進化優勢，但也增加了大頭胎兒無法活著從母體出來的概率。人類是唯一需要生產協助的哺乳類動物，因此一些進化心理學家和進化生物學家認為，史前時代第一個出現的“專業”可能是產婆。而母親所承受的風險也會因為各自不同的身體結構而不同。人類的骨盆由形狀來分類，反映出交替的進化權衡：女子型、男子型、細長型和扁平型。骨盆差異的重要性，專家意見不一，《生殖醫學期刊》（the journal of reproductive medicine）認為，骨盆差異不隻反映了基因遺傳，也反映了童年環境因素。女性最常見的是女子型骨盆，這種骨盆最能適應生產過程（但是卓越的女性賽跑選手就不是這種骨盆），在白種女性身上尤其普遍。相反，細長型骨盆能夠讓女性跑得快，但也更容易造成難產。目前骨盆形狀的數據貧乏，但是非洲婦女擁有細長型骨盆的可能性似乎特別大，一些孕產婦專家以此作為非洲孕產婦死亡率極高的原因之一。
二、缺乏學校教育。要是村民能接受更好的教育，普魯登斯的存活概率就會更高。教育跟以下三點有關：家庭人數較少、避孕更普遍以及就醫率增加。因此，普魯登斯要是接受了更多教育，她懷孕的機會就會降低，就算懷孕了，也比較可能到醫院生產。要是那個產婆也同樣受過良好教育，她就會把難產的孕婦轉到醫院，而且絕不會坐到普魯登斯的肚子上。
教育及家庭計劃往往讓家庭更有能力賺錢謀生，也更可能存夠去醫院的費用。此外，受過教育的家庭也更願意把儲蓄分配到母親的健康護理上。因此，普魯登斯的家人如果受過教育，就更有能力支付100美元的手術費，也更有可能把醫療費用列入平日的家庭支出中。據世界銀行估計，每1000名女孩多接受一年教育，未來死於生產的就會減少兩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這樣的研究有時誇大了教育的力量，但就算誇大了，其影響也是不言自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