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在晚上穿過索納加奇時親眼看到雛妓。尼可走訪索納加奇好幾次，佯裝客人進入妓院。他看到許多少女，但是老鴇不準他把女孩帶出去，應該是害怕她們趁機逃走。此外，她們隻會說孟加拉語、尼泊爾語或印度語，而尼可不會說這三種語言，無法採訪她們。耶魯大學會說印度語的醫學係學生阿努普·帕特爾（anup patel）在2005年做過研究，調查加爾各答的保險套使用率。他發現，在索納加奇，性交的價錢是由顧客與妓院老闆（而非女孩個人）商談的，不僅如此，客人如果多付妓院老闆一些盧比，就有權不使用保險套。女孩毫無置喙餘地。
阿努普參加了杜爾巴行動的觀光旅遊團，一位老鴇告訴他，幾乎所有妓女都是自願來到索納加奇，自願踏入“性工作這個高尚的職業”。在一家妓院裏，阿努普和另外兩個研究人員坐在後方的一張床鋪上，旁邊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聽老鴇對前來參觀的遊客誇誇其談。老鴇表示這些女孩都是自願選擇來這裏快速賺錢的，享有杜爾巴行動保證維護的人權。阿努普說：在老鴇跟其他遊客滔滔不絕地講述該聯盟的成功之舉時，我們三個偷偷用印度語問那名妓女這些是否屬實。膽怯的妓女不敢作聲，我們向她保證不會讓她惹麻煩，她才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告訴我們，來到索納加奇的妓女幾乎沒有一個是以成為性工作者為抱負的，大多數人都像她自己一樣是被賣來的……當我問她想不想離開索納加奇時，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但是她還來不及回答，杜爾巴行動的高層職員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說要準備動身了……
觀光團繼續參觀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們看到了幾百名妓女。有人問能否參觀青蓮妓院（neel kamal），傳言這家妓院依然有雛妓。那名高層職員立刻拒絕了，聲稱杜爾巴行動沒有事先爭取許可，不希望貿然闖入侵犯妓女的權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說大話是很有效的——這名高層職員在麵臨要是不合作我們就會“打電話給相關人士”的嚴厲威脅下，還是被唬住了，隻好帶我們前往惡名昭彰的青蓮妓院。
在這棟多層樓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條客守衛著上鎖的大門。一名皮條客解開大門門鎖時，其他四名迅速跑進去，用響亮的聲音喊道：“訪客來了！”我們團體衝進去，爬上階梯到一樓，卻在半途中剎住腳步：幾十名年紀小於16歲、塗著鮮艷口紅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東竄西逃，然後消失在了密室之內。
杜爾巴行動的職員叫我們站著別動，而那四名皮條客繼續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裏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竄。我好不容易堵住一個門口，隻見裏頭有兩名不超過14歲的少女正張開雙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裏頭的陰部。
索納加奇計劃雖然在防範愛滋病方麵有些許成就，卻跟孟買採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比。孟買的妓院向來比加爾各答的情況更糟，並且以關在妓院監牢裏的“牢籠女”聞名。但是因為西方國家施壓，警方強製取締，孟買市中心的娼妓人數在過去幾年急遽下降。今天，孟買市中心紅燈區也許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卻高達3.5萬名，而索納加奇的娼妓人數卻十年來保持不變。
孟買警方的強力取締，的確驅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導致取締的功效難以判定，也更難為娼妓提供保險套和醫療服務。她們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們無從確知，因為我們無法檢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強製取締也讓妓院老闆無法獲取高利，使得孟買妓院買進或賣出一名女孩的價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販子開始把少女運到加爾各答，以便賣個更好的價錢。現在女孩被販賣至孟買的情況減少，至少代表了些許的成功。
荷蘭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顯了“大棒”手法及“合法與管製”模式的差異。2000年，荷蘭正式把賣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們相信這樣一來，就比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檢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販賣受害者被迫賣淫。瑞典採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務的交易判定為犯法行為，但不是懲罰出售性服務的妓女，會被懲罰的（理論上會被判刑高達六個月）是付錢買性服務的男人。這種策略反映了一種觀點：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後，瑞典的強製取締似乎在減少人口販賣及強迫賣淫方麵較為成功。根據一項統計，瑞典的娼妓人數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價錢也降低了——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並不喜歡這樣的改變。同時，由於價格下降，瑞典對人販子的吸引力減弱了。的確，一些人販子認為把女孩賣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圖，應該把女孩送到荷蘭。瑞典認為這個策略大為成功，雖然當初製定法律時備受爭議。一項民調顯示，81%的瑞典人贊同該法。
在荷蘭，賣淫合法化有助於替合法妓院的娼妓進行健康檢查，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性傳染病或愛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趨勢。荷蘭的皮條客依然在供應雛妓，販賣人口和強迫賣淫仍繼續存在。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非法妓女的人數是增加的，這顯然是因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觀光產業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議會發現，性觀光與犯罪確實令人憂心忡忡，他們在2003年停止實驗，不再讓街頭妓女於“容忍範圍”內拉客，但是依然允許合法妓院繼續存在。所以，重點是什麽？顧客可以輕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東歐來的雛妓，但是在斯德哥爾摩卻找不到。
阿努普參加了杜爾巴行動的觀光旅遊團，一位老鴇告訴他，幾乎所有妓女都是自願來到索納加奇，自願踏入“性工作這個高尚的職業”。在一家妓院裏，阿努普和另外兩個研究人員坐在後方的一張床鋪上，旁邊有一名妓女，她正在默默聆聽老鴇對前來參觀的遊客誇誇其談。老鴇表示這些女孩都是自願選擇來這裏快速賺錢的，享有杜爾巴行動保證維護的人權。阿努普說：在老鴇跟其他遊客滔滔不絕地講述該聯盟的成功之舉時，我們三個偷偷用印度語問那名妓女這些是否屬實。膽怯的妓女不敢作聲，我們向她保證不會讓她惹麻煩，她才用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告訴我們，來到索納加奇的妓女幾乎沒有一個是以成為性工作者為抱負的，大多數人都像她自己一樣是被賣來的……當我問她想不想離開索納加奇時，她的眼睛亮了起來，但是她還來不及回答，杜爾巴行動的高層職員就把手放在我背上，說要準備動身了……
觀光團繼續參觀下一家妓院，一路上我們看到了幾百名妓女。有人問能否參觀青蓮妓院（neel kamal），傳言這家妓院依然有雛妓。那名高層職員立刻拒絕了，聲稱杜爾巴行動沒有事先爭取許可，不希望貿然闖入侵犯妓女的權利。但你知道，在印度，吹牛說大話是很有效的——這名高層職員在麵臨要是不合作我們就會“打電話給相關人士”的嚴厲威脅下，還是被唬住了，隻好帶我們前往惡名昭彰的青蓮妓院。
在這棟多層樓的妓院入口，五名皮條客守衛著上鎖的大門。一名皮條客解開大門門鎖時，其他四名迅速跑進去，用響亮的聲音喊道：“訪客來了！”我們團體衝進去，爬上階梯到一樓，卻在半途中剎住腳步：幾十名年紀小於16歲、塗著鮮艷口紅的少女正在昏暗的走廊上東竄西逃，然後消失在了密室之內。
杜爾巴行動的職員叫我們站著別動，而那四名皮條客繼續大呼小叫。我不管往哪裏看，都能看到女孩在奔竄。我好不容易堵住一個門口，隻見裏頭有兩名不超過14歲的少女正張開雙腿躺在床上，看得到牛仔迷你裙裏頭的陰部。
索納加奇計劃雖然在防範愛滋病方麵有些許成就，卻跟孟買採取的大棒策略形成了耐人尋味的對比。孟買的妓院向來比加爾各答的情況更糟，並且以關在妓院監牢裏的“牢籠女”聞名。但是因為西方國家施壓，警方強製取締，孟買市中心的娼妓人數在過去幾年急遽下降。今天，孟買市中心紅燈區也許有6000名娼妓，但是十年前卻高達3.5萬名，而索納加奇的娼妓人數卻十年來保持不變。
孟買警方的強力取締，的確驅使一些妓院地下化，導致取締的功效難以判定，也更難為娼妓提供保險套和醫療服務。她們的愛滋病病毒感染率很可能上升，但是我們無從確知，因為我們無法檢查地下妓院的女孩。然而強製取締也讓妓院老闆無法獲取高利，使得孟買妓院買進或賣出一名女孩的價格大幅下跌，因此人販子開始把少女運到加爾各答，以便賣個更好的價錢。現在女孩被販賣至孟買的情況減少，至少代表了些許的成功。
荷蘭和瑞典的不同策略也凸顯了“大棒”手法及“合法與管製”模式的差異。2000年，荷蘭正式把賣淫合法化（大家原本就能包容），人們相信這樣一來，就比較容易提供娼妓健康及分娩檢查，防止未成年人及販賣受害者被迫賣淫。瑞典採取的是相反策略：1999年，政府把性服務的交易判定為犯法行為，但不是懲罰出售性服務的妓女，會被懲罰的（理論上會被判刑高達六個月）是付錢買性服務的男人。這種策略反映了一種觀點：娼妓是受害者而非罪犯。
十年之後，瑞典的強製取締似乎在減少人口販賣及強迫賣淫方麵較為成功。根據一項統計，瑞典的娼妓人數在前五年下降了41%，性交易的價錢也降低了——這充分表明需求降低。瑞典娼妓並不喜歡這樣的改變。同時，由於價格下降，瑞典對人販子的吸引力減弱了。的確，一些人販子認為把女孩賣到瑞典不再有利可圖，應該把女孩送到荷蘭。瑞典認為這個策略大為成功，雖然當初製定法律時備受爭議。一項民調顯示，81%的瑞典人贊同該法。
在荷蘭，賣淫合法化有助於替合法妓院的娼妓進行健康檢查，但是沒有證據顯示性傳染病或愛滋病病毒感染率有下降的趨勢。荷蘭的皮條客依然在供應雛妓，販賣人口和強迫賣淫仍繼續存在。至少在剛開始的時候，非法妓女的人數是增加的，這顯然是因為阿姆斯特丹成了性觀光產業的中心。阿姆斯特丹市議會發現，性觀光與犯罪確實令人憂心忡忡，他們在2003年停止實驗，不再讓街頭妓女於“容忍範圍”內拉客，但是依然允許合法妓院繼續存在。所以，重點是什麽？顧客可以輕易地在阿姆斯特丹找到東歐來的雛妓，但是在斯德哥爾摩卻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