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團圓是人間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幾個星期，充溢著令人眩暈的純然快樂，這是維瓦克這輩子第一次嚐到的幸福感。米納是個感情豐富的女人，維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愛，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納的消息後，米納固執的脾性又上來了——她發誓這次一定要救出女兒。
“她是我生的，我永遠也忘不了她，”米納說，“隻要我有一口氣在，就要去救她。沒有奈納，簡直度日如年。”
米納注意到在印度打擊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已經在福布斯根傑鎮開設了一間辦公室。“世界自救婦女”的總部設於加爾各答，而曾經擔任記者、極具決心的創辦人魯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時間在福布斯根傑鎮住過。米納是頭幾位進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團體不願意在比哈爾設立辦事處，因為當地犯罪猖獗，但是魯奇拉熟知這個地區，認為值得冒險。“求求你，”米納懇求魯奇拉，“幫我把女兒救回來吧！”
眾所周知，比哈爾的警方從來沒有突擊檢查過妓院，但是魯奇拉決定做個第一次。雖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關係不錯，但是魯奇拉跟中央警察的關係更硬，而且魯奇拉耍起狠來，不輸任何老鴇。
“世界自救婦女”開始炮轟地方警察，要他們突擊檢查妓院，拯救奈納。警方破門而入，找到奈納，把她帶到警察局。但是奈納當時被下了猛藥，她麵如死灰地望著米納，麻木地說：“我不是你女兒。”米納崩潰了。
奈納剛被從妓院救出來。
（拍攝：塞邦尼·雪加）
奈納後來解釋，當時她覺得孤獨又害怕，因為阿伊奴告訴她維瓦克已經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時之後，她逐漸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終於，她低語道：“是的，你是我媽媽。”
“世界自救婦女”迅速把奈納送到加爾各答的醫院，讓她接受重傷和嗎啡癮的治療。妓院經常給奈納打嗎啡，好讓她乖順聽話，而戒嗎啡的過程讓人看得心如刀割。
在福布斯根傑鎮，米納一家人的日子變得更加困苦且危機四伏。那裏有些妓院老闆是阿伊奴和馬奴傑的親戚，對米納深惡痛絕，就連納特社群裏不喜歡賣淫這一行的人也不贊同警方突擊檢查。鎮民刻意避開“世界自救婦女”所設立的學校和庇護所，米納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後來矛盾激化，在“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工作的一名年輕男子遇刺，米納跟庫德茲生的兩個女兒也受到威脅。然而，米納走在街上時，依然神色自若，她認為自己要是被這些嚇到，那才叫好笑。
“他們善惡不分，”講到當地村民時她輕蔑地說，“他們可能不屑跟我說話，但是我知道什麽是正確的，我擇善而從。隻要我一息尚存，我決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賣淫。”米納在福布斯根傑鎮的工作是擔任小區組織幹部，試著勸阻父母不要把女兒送去賣淫，呼籲他們讓女兒接受和兒子同樣的教育。後來，大家對於她的憎惡感減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認為她這個人咄咄逼人，沒有女人味兒。
後來“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在比哈爾開辦了寄宿學校，學校的部分資金來自美國支持者的捐助，米納的孩子都在那裏。學校有警衛看守，他們很安全。奈納希望有朝一日成為老師，尤其想幫助貧困弱勢的孩子。
一天下午，米納唱了這首歌給兩個小女兒聽：
印度不會自由，
除非印度女性得到自由。
至於這個國家的女孩呢，
如果這個國家的女孩遭受汙辱、虐待和奴役，
請捫心自問，
這個國家是真的獨立嗎？
學校幫助學校
人們總是詢問：如何幫助她們？貪汙、浪費、管理不當的情況如此嚴重，我們能夠採取什麽實際行動幫助米納這樣的婦女對抗現代奴役？普通人幫得上什麽忙？
首先能夠做到的，就是非常誠實地認清：取得改變具有其複雜性。直接說好了，人道主義者有時候會誇大和捏造，對於錯誤和陷阱則略過不提。他們有時候會扭曲數據，直到其符合心中所要的“證據”。原因之一是，這些人道目標需要被注意到。比如研究女孩教育的人，自然會相信這方麵的數據。我們將會看到，這種態度導致研究的嚴謹程度不如其他的調查，比如關於牙膏效用的研究。救援團體也不願意承認錯誤，因為坦白討論失策終究有礙於募款。
實際情況是，過去幫助女孩的努力，有時候會產生反作用。1993年，參議員湯姆·哈金想幫助在血汗工廠做苦工的孟加拉國少女，他推行了一項法規，嚴禁進口14歲以下童工所製造的商品。孟加拉國工廠立刻解僱幾萬名女童工，導致其中許多人淪落妓院，現在想必已經死於愛滋病。
然而，也有許多援助形式（尤其是衛生與教育方麵）取得了漂亮的成績。讓我們來看看弗蘭克·格裏哈爾瓦的工作。他是華盛頓州雷德蒙德市上湖學校的校長。這所優秀的私立學校裏，從五年級到十二年級，共有450名學生，每人一年的學費在2.2萬美元左右，這裏的大多數學生是在備受嗬護的中上階級環境中長大的。格裏哈爾瓦費盡心思，想讓他們見識一下世界另一半人們的生活狀況。
“她是我生的，我永遠也忘不了她，”米納說，“隻要我有一口氣在，就要去救她。沒有奈納，簡直度日如年。”
米納注意到在印度打擊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已經在福布斯根傑鎮開設了一間辦公室。“世界自救婦女”的總部設於加爾各答，而曾經擔任記者、極具決心的創辦人魯奇拉·古普塔（ruchira gupta）有段時間在福布斯根傑鎮住過。米納是頭幾位進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團體不願意在比哈爾設立辦事處，因為當地犯罪猖獗，但是魯奇拉熟知這個地區，認為值得冒險。“求求你，”米納懇求魯奇拉，“幫我把女兒救回來吧！”
眾所周知，比哈爾的警方從來沒有突擊檢查過妓院，但是魯奇拉決定做個第一次。雖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關係不錯，但是魯奇拉跟中央警察的關係更硬，而且魯奇拉耍起狠來，不輸任何老鴇。
“世界自救婦女”開始炮轟地方警察，要他們突擊檢查妓院，拯救奈納。警方破門而入，找到奈納，把她帶到警察局。但是奈納當時被下了猛藥，她麵如死灰地望著米納，麻木地說：“我不是你女兒。”米納崩潰了。
奈納剛被從妓院救出來。
（拍攝：塞邦尼·雪加）
奈納後來解釋，當時她覺得孤獨又害怕，因為阿伊奴告訴她維瓦克已經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時之後，她逐漸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終於，她低語道：“是的，你是我媽媽。”
“世界自救婦女”迅速把奈納送到加爾各答的醫院，讓她接受重傷和嗎啡癮的治療。妓院經常給奈納打嗎啡，好讓她乖順聽話，而戒嗎啡的過程讓人看得心如刀割。
在福布斯根傑鎮，米納一家人的日子變得更加困苦且危機四伏。那裏有些妓院老闆是阿伊奴和馬奴傑的親戚，對米納深惡痛絕，就連納特社群裏不喜歡賣淫這一行的人也不贊同警方突擊檢查。鎮民刻意避開“世界自救婦女”所設立的學校和庇護所，米納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後來矛盾激化，在“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工作的一名年輕男子遇刺，米納跟庫德茲生的兩個女兒也受到威脅。然而，米納走在街上時，依然神色自若，她認為自己要是被這些嚇到，那才叫好笑。
“他們善惡不分，”講到當地村民時她輕蔑地說，“他們可能不屑跟我說話，但是我知道什麽是正確的，我擇善而從。隻要我一息尚存，我決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賣淫。”米納在福布斯根傑鎮的工作是擔任小區組織幹部，試著勸阻父母不要把女兒送去賣淫，呼籲他們讓女兒接受和兒子同樣的教育。後來，大家對於她的憎惡感減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認為她這個人咄咄逼人，沒有女人味兒。
後來“世界自救婦女”組織在比哈爾開辦了寄宿學校，學校的部分資金來自美國支持者的捐助，米納的孩子都在那裏。學校有警衛看守，他們很安全。奈納希望有朝一日成為老師，尤其想幫助貧困弱勢的孩子。
一天下午，米納唱了這首歌給兩個小女兒聽：
印度不會自由，
除非印度女性得到自由。
至於這個國家的女孩呢，
如果這個國家的女孩遭受汙辱、虐待和奴役，
請捫心自問，
這個國家是真的獨立嗎？
學校幫助學校
人們總是詢問：如何幫助她們？貪汙、浪費、管理不當的情況如此嚴重，我們能夠採取什麽實際行動幫助米納這樣的婦女對抗現代奴役？普通人幫得上什麽忙？
首先能夠做到的，就是非常誠實地認清：取得改變具有其複雜性。直接說好了，人道主義者有時候會誇大和捏造，對於錯誤和陷阱則略過不提。他們有時候會扭曲數據，直到其符合心中所要的“證據”。原因之一是，這些人道目標需要被注意到。比如研究女孩教育的人，自然會相信這方麵的數據。我們將會看到，這種態度導致研究的嚴謹程度不如其他的調查，比如關於牙膏效用的研究。救援團體也不願意承認錯誤，因為坦白討論失策終究有礙於募款。
實際情況是，過去幫助女孩的努力，有時候會產生反作用。1993年，參議員湯姆·哈金想幫助在血汗工廠做苦工的孟加拉國少女，他推行了一項法規，嚴禁進口14歲以下童工所製造的商品。孟加拉國工廠立刻解僱幾萬名女童工，導致其中許多人淪落妓院，現在想必已經死於愛滋病。
然而，也有許多援助形式（尤其是衛生與教育方麵）取得了漂亮的成績。讓我們來看看弗蘭克·格裏哈爾瓦的工作。他是華盛頓州雷德蒙德市上湖學校的校長。這所優秀的私立學校裏，從五年級到十二年級，共有450名學生，每人一年的學費在2.2萬美元左右，這裏的大多數學生是在備受嗬護的中上階級環境中長大的。格裏哈爾瓦費盡心思，想讓他們見識一下世界另一半人們的生活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