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義等反叛者相繼毀滅，使王莽產生了錯覺，他認為這一定是“天命”所歸！王莽要去掉頭上的“假”字當真皇帝，要靠符命。所謂“符命”就是編造的“天符之命”或者“聖王受命之符”。於是，各地便紛紛造符瑞來投其所好，急其所需。王莽借著各地的“符命”，提出要把“攝皇帝”中的“攝”字去掉；把居攝三年改為初始元年（公元8年）。
這一年，可以算作漢朝中斷的年份，因為漢朝被後人分為西漢和東漢，而王莽最終的讖緯依傍，就是劉邦的斬蛇當道的傳說，劉邦為赤帝子的後代，而王莽為白帝子的後代。所以兩個人勢不兩立，最終王莽因為漢武帝的意識昏庸，篡漢成功。
太皇太後不得不同意，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徑，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無行，好為大言“的梓潼（今屬四川）哀章就加緊製做銅匱（匣子），裝了兩條書簡，一個簡冊上寫“天帝行璽金匱圖”；另一簡冊上寫“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其中的“某”指漢高祖劉邦，這個“黃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漢高祖劉邦傳位給王莽。“圖”“書”中都寫了“王莽應做真天子”，同時將王莽寵信的幾個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寫在上麵，說這些人應當大官輔佐。哀章將此銅匱獻給正急於當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聽從天神命令，接受禪位。回去坐在未央宮的前殿，即真皇帝位，改國號為“新”，把公元8年十二月初一作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初一。
王莽稱帝建新，尊王太皇太後王政君為皇太後（後來又改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後”），降劉嬰為定安公（也作安定公），將平原郡的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等5個縣，民萬戶，地方百裏，作為定安公國（或作安定公國），在西漢銀盒國中立漢祖宗之廟，世代祭祀；改王太後（王嬿）尊號為定安公太後。至此，立國210年的西漢帝國滅亡。由於漢末以來，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所以人心浮動，政治危機愈演愈烈。王莽執政以來，為了獲取民心，雖然採取了一係列緩和社會矛盾政策，但也始終未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認為天下要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因此王莽當上皇帝後，企圖通過復古西周時代的周禮製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製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製”。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製；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其後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但由於這些政策隻求名目復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後，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製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盪。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各豪強和平民的不滿。
王莽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採取了一係列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於璽”，改授予“新匈奴單於璽”；甚至將匈奴單於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
說實話，王莽的改革的這條路確實不錯，但是他錯就錯在沒有創新。因為他是太想托古改製了，竟然忘了時代在發展這一道理。最終劉秀等人的起義將王莽政權完全吞沒，這隻能怪王莽一個人。
下集：（大結局）更始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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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更始的悲劇
更新時間2015-10-31 18:43:22 字數：2886
王莽掌權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擁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王莽進京時曾召請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為國師，被孔休杜門謝絕。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也請求乞骸骨，謝官歸裏。以後，在他專權期間，一麵大封其親信，多達395人，一麵將劉氏宗族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廢黜，其代漢野心逐漸暴露。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攝元年（公元6年），安眾侯劉崇率百餘人攻宛，因人少失敗。居攝二年（公元7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打出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的旗號，起兵十餘萬，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三輔二十三縣十餘萬人起而響應。王莽聞訊後，連忙派關東甲卒前往鎮壓，鬧得首都周圍十分緊張，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將翟義等人的反抗鎮壓下去。居攝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新朝建立後，反莽活動仍沒有停止。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
這一年，可以算作漢朝中斷的年份，因為漢朝被後人分為西漢和東漢，而王莽最終的讖緯依傍，就是劉邦的斬蛇當道的傳說，劉邦為赤帝子的後代，而王莽為白帝子的後代。所以兩個人勢不兩立，最終王莽因為漢武帝的意識昏庸，篡漢成功。
太皇太後不得不同意，王莽的弄假成真走出了第一步。既然命符是升官的捷徑，初始元年（公元8年），有“素無行，好為大言“的梓潼（今屬四川）哀章就加緊製做銅匱（匣子），裝了兩條書簡，一個簡冊上寫“天帝行璽金匱圖”；另一簡冊上寫“赤帝行璽某傳予黃帝金策書”，其中的“某”指漢高祖劉邦，這個“黃帝”就是王莽。意思是天帝和漢高祖劉邦傳位給王莽。“圖”“書”中都寫了“王莽應做真天子”，同時將王莽寵信的幾個大臣以及自己的名字也寫在上麵，說這些人應當大官輔佐。哀章將此銅匱獻給正急於當真皇帝的王莽。王莽立即拜受，表示聽從天神命令，接受禪位。回去坐在未央宮的前殿，即真皇帝位，改國號為“新”，把公元8年十二月初一作為始建國元年正月初一。
王莽稱帝建新，尊王太皇太後王政君為皇太後（後來又改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後”），降劉嬰為定安公（也作安定公），將平原郡的平原、安德、漯陰、鬲、重丘等5個縣，民萬戶，地方百裏，作為定安公國（或作安定公國），在西漢銀盒國中立漢祖宗之廟，世代祭祀；改王太後（王嬿）尊號為定安公太後。至此，立國210年的西漢帝國滅亡。由於漢末以來，政治腐敗，朝廷奢華無度，地方搜刮盤剝，再加上豪強地主大量兼併土地，使得百姓流離失所，生活困苦，經濟凋敝，所以人心浮動，政治危機愈演愈烈。王莽執政以來，為了獲取民心，雖然採取了一係列緩和社會矛盾政策，但也始終未能在根本上解決問題。王莽信奉儒家思想，他認為天下要恢復到孔子所宣稱的“禮崩樂壞”前的禮治時代，才可能實現政通人和。因此王莽當上皇帝後，企圖通過復古西周時代的周禮製度來達到他治國安天下的理念，於是仿照周朝的製度開始推行新政，史稱“王莽改製”。王莽在始建國元年宣布的政策是：將天下田改名‘王田’，以王田製為名恢復井田製；奴婢改稱‘私屬’，與王田均不得買賣。其後屢次改變幣製，更改官製與官名，把鹽、鐵、酒、鑄錢及山林川澤收歸國有。但由於這些政策隻求名目復古，很多都是與實際情況相違背的，而且在推行時手段和方法不正確，在遭到激烈反對後，又企圖通過嚴刑峻法強製推行，使諸侯、公卿直到平民因違反法令而受重罪處罰者不計其數，加劇了社會的動盪。人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各項政策朝令夕改，使百姓官吏不知所從，因此導致天下各豪強和平民的不滿。
王莽對邊疆少數民族的境外政權也採取了一係列錯誤政策。他脅迫羌人“獻”出青海湖一帶的土地設立西海郡，以便與國內已有的北海郡（國）、南海郡、東海郡合起來湊全“四海”。為了使這塊荒地像一個郡，必須強製移民，於是增加了五十條法令，以便增加成千上萬的罪犯，滿足移民的需要。為了這個西海郡，王莽招來了最初的不滿。他將原本臣服於漢朝的匈奴、高句麗、西域諸國和西南夷等屬國統治者由原本的“王”降格為“侯”。又收回並損毀“匈奴單於璽”，改授予“新匈奴單於璽”；甚至將匈奴單於改為“降奴服於”，高句麗改名“下句麗”；各族因此拒絕臣服新朝。王莽又主動挑起了無謂的爭端，輕率地決定動用武力，不僅導致邊境衝突，還使數十萬軍隊長期陷於邊疆，無法脫身，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造成邊境戰亂不絕。
說實話，王莽的改革的這條路確實不錯，但是他錯就錯在沒有創新。因為他是太想托古改製了，竟然忘了時代在發展這一道理。最終劉秀等人的起義將王莽政權完全吞沒，這隻能怪王莽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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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更始的悲劇
更新時間2015-10-31 18:43:22 字數：2886
王莽掌權之初，得到了一部分人的擁戴，也遭到不少人的反對。王莽進京時曾召請新都相孔休，想任命他為國師，被孔休杜門謝絕。大司空彭宣、王崇，光祿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等也請求乞骸骨，謝官歸裏。以後，在他專權期間，一麵大封其親信，多達395人，一麵將劉氏宗族諸侯王32人，王子侯181人廢黜，其代漢野心逐漸暴露。因此，劉氏宗族及貴族官僚相繼起兵反抗是必然的。居攝元年（公元6年），安眾侯劉崇率百餘人攻宛，因人少失敗。居攝二年（公元7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打出為國討賊，以安社稷的旗號，起兵十餘萬，立嚴鄉侯劉信為天子，三輔二十三縣十餘萬人起而響應。王莽聞訊後，連忙派關東甲卒前往鎮壓，鬧得首都周圍十分緊張，直到第二年二月，才將翟義等人的反抗鎮壓下去。居攝三年（公元8年）九月，期門郎張充等六人密謀劫殺王莽，擁立楚王，事發後被誅殺。新朝建立後，反莽活動仍沒有停止。始建國元年（公元9年）四月，徐鄉侯劉快率數千人起兵。真定人劉都等密謀舉兵造反，事泄被誅。這些反莽活動，開始十分微弱，且被相繼鎮壓下去，但卻表明，劉氏宗族及一部分地主官僚與王莽的矛盾已經開始激化。與此同時，下層普通百姓的反抗活動也此伏彼起，層出不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