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漢元帝為漢武帝的嫡傳血脈，與他的曾祖父劉弗陵有著天壤之別，因為他真正的曾祖父是太子劉據，也就是衛皇後所生的嫡長子。而劉弗陵隻能算是庶出子嗣，按血緣關係來看，漢元帝比漢昭帝的幾位順序要靠前一些。
漢元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登上了太子之位，但是他的性格與他的父皇大大的不同，宣帝劉詢在位的時代，是一個雜取百家而治天下的時代，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在劉詢的眼中也不過如此，這是他與他的祖父劉據不同的一點。
劉詢時代勉勉強強的能夠支持漢朝的盛世，但是到了劉奭的時代，確實難以維持下去，畢竟一個時代都要有一個時代的國家治理方式。史書上說漢元帝劉奭“柔仁好儒”，當他還是皇太子時，眼看著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動不動就用刑罰懲治下屬，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僅僅因為“刺譏辭語”就被殺害，很不以為然。一天乘著陪父親用餐時，委婉地說：“陛下使用刑罰略有點過分了，應該多多重用儒生。”
漢宣帝劉詢頓時變了臉色，厲聲說：“漢朝自有漢朝的製度，本來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樣單純地使用所謂的‘德政’呢？更何況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變化，最喜好厚古薄今，連‘名’與‘實’之間的區別都分不清，怎能交給他們以治理國家的重任！”
說完了這番話，漢宣帝又長嘆一聲道：“亂我家者，太子也！”鑑於對已故許皇後的感恩與報答，他最終沒有更換太子，這是劉奭的一大幸運。
但是這種生活總是支持不長的，太子總是要即位的，皇帝總是要駕崩的。隻不過劉詢駕崩的太早了。而且在駕崩之前,竟然沒有任何的預兆，所以公元前49年成為了劉詢的最後一年，在這一年裏麵，劉詢最終因為年少時期的災禍以及執政時期的操勞而病逝，終年四十三歲。
劉奭最終成為了漢朝的皇帝，也是最後一任太平君主。但是他在位的時代很難稱得上是太平盛世。畢竟西漢王朝從武帝末期就開始衰落，雖然有昭帝和宣帝的保護，使得漢朝避免在武帝死後墜落過快，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漢朝的國力卻在他們的中興運動中慢慢的消耗。
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元帝的信任與支持，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但這隻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著朝廷。
縱觀歷代王朝的衰落之因，就是源於大臣黨爭。所以西漢朝最大的衰落點就在於元帝時代的黨爭。史高和宦官內外呼應，共同反對蕭望之的改革。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製，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性情柔弱缺乏主見，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隻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但他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隻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從蕭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空懷匡正理想，而缺乏戰略眼光與政治謀略。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縱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宦官成為大贏家。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此後，中樞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出於對石顯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將朝政全部委託他處理，事無大小，都由他匯報決斷。於是石顯威權日盛，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石顯儼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跡”。元帝雖為天子，權柄卻握在石顯手中，一切聽任石顯說了算。
元帝特別寵信宦官，主要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但這是一種錯覺，石顯之流其實頗擅長“結黨”，他不僅與宮廷太監結為“內黨”，而且勾結史丹、許嘉等外戚，並拉攏那些見風使舵的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結為“外黨”；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黨同伐異。易學大師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寵信佞臣，元帝卻執迷不悟，依然聽任石顯專權；京房觸怒石顯，很快被逐出朝廷，隨後又因“非謗政治”而被處死。
石顯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王昭君因為不願出錢行賄，畫師便將她醜化，不得不出塞遠嫁匈奴。昭君出塞讓元帝驚悟國政混亂，然而對於宦官危害國家，他始終未能悟察。司馬光評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說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石顯玩弄於股掌之間。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在帝製時代，大權旁落乃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君主，必須善用最高權力施展抱負。
漢元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登上了太子之位，但是他的性格與他的父皇大大的不同，宣帝劉詢在位的時代，是一個雜取百家而治天下的時代，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在劉詢的眼中也不過如此，這是他與他的祖父劉據不同的一點。
劉詢時代勉勉強強的能夠支持漢朝的盛世，但是到了劉奭的時代，確實難以維持下去，畢竟一個時代都要有一個時代的國家治理方式。史書上說漢元帝劉奭“柔仁好儒”，當他還是皇太子時，眼看著父皇重用法家人物，動不動就用刑罰懲治下屬，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僅僅因為“刺譏辭語”就被殺害，很不以為然。一天乘著陪父親用餐時，委婉地說：“陛下使用刑罰略有點過分了，應該多多重用儒生。”
漢宣帝劉詢頓時變了臉色，厲聲說：“漢朝自有漢朝的製度，本來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樣單純地使用所謂的‘德政’呢？更何況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變化，最喜好厚古薄今，連‘名’與‘實’之間的區別都分不清，怎能交給他們以治理國家的重任！”
說完了這番話，漢宣帝又長嘆一聲道：“亂我家者，太子也！”鑑於對已故許皇後的感恩與報答，他最終沒有更換太子，這是劉奭的一大幸運。
但是這種生活總是支持不長的，太子總是要即位的，皇帝總是要駕崩的。隻不過劉詢駕崩的太早了。而且在駕崩之前,竟然沒有任何的預兆，所以公元前49年成為了劉詢的最後一年，在這一年裏麵，劉詢最終因為年少時期的災禍以及執政時期的操勞而病逝，終年四十三歲。
劉奭最終成為了漢朝的皇帝，也是最後一任太平君主。但是他在位的時代很難稱得上是太平盛世。畢竟西漢王朝從武帝末期就開始衰落，雖然有昭帝和宣帝的保護，使得漢朝避免在武帝死後墜落過快，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漢朝的國力卻在他們的中興運動中慢慢的消耗。
宣帝臨終前，已為元帝安排“三駕馬車”輔政，以樂陵侯史高領銜，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為副。元帝的信任與支持，讓蕭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張推行仁政的希望，但這隻是曇花一現。元帝對兩位師傅特別信任，儒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與蕭望之產生嫌隙，權力鬥爭的陰影隨即籠罩著朝廷。
縱觀歷代王朝的衰落之因，就是源於大臣黨爭。所以西漢朝最大的衰落點就在於元帝時代的黨爭。史高和宦官內外呼應，共同反對蕭望之的改革。蕭望之憂慮外戚放縱、宦官擅權，於是向元帝建議：中書是國家政事之本，應由賢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優遊飲宴於**，任用宦官掌管中書，不合乎國家舊製，且違反“古不近刑人之義”，必須予以糾正。元帝初即位，由於性情柔弱缺乏主見，不敢做出調整，議論久而不決。蕭望之提出此動議，卻招致宦官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等人嫉恨，於是他們與史、許兩姓外戚聯手，共同對付蕭望之，隻用兩個回合，就將蕭望之逼死。
蕭望之飲鴆自殺，元帝非常震驚，為之痛哭流涕，責怪弘恭、石顯等人害死自己的賢傅。但他卻沒有懲治逼死師傅的幕後推手，隻是口頭責問弘恭、石顯等人，使其“免冠謝”而已，事後對他們寵信如故。從蕭望之死，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視與低能，空懷匡正理想，而缺乏戰略眼光與政治謀略。毫無疑問，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為，必須將儒臣作為主要依靠力量。元帝放縱宦官逼死蕭望之，放逐其他儒臣，無異於自廢武功，自斷臂膀。
外戚、儒臣、宦官三種勢力角逐，宦官成為大贏家。蕭望之死後不久，中書令弘恭當年病死，石顯繼任中書令。此後，中樞權力急劇失衡，向石顯一方傾斜。出於對石顯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將朝政全部委託他處理，事無大小，都由他匯報決斷。於是石顯威權日盛，貴幸傾朝，公卿以下無不畏懼他。石顯儼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跡”。元帝雖為天子，權柄卻握在石顯手中，一切聽任石顯說了算。
元帝特別寵信宦官，主要基於一種天真的想法，認為宦官沒有家室，不會締結“外黨”。但這是一種錯覺，石顯之流其實頗擅長“結黨”，他不僅與宮廷太監結為“內黨”，而且勾結史丹、許嘉等外戚，並拉攏那些見風使舵的匡衡、貢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結為“外黨”；內外呼應，興風作浪，黨同伐異。易學大師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寵信佞臣，元帝卻執迷不悟，依然聽任石顯專權；京房觸怒石顯，很快被逐出朝廷，隨後又因“非謗政治”而被處死。
石顯擅權期間，綱紀紊亂，吏治腐敗。王昭君因為不願出錢行賄，畫師便將她醜化，不得不出塞遠嫁匈奴。昭君出塞讓元帝驚悟國政混亂，然而對於宦官危害國家，他始終未能悟察。司馬光評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說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讓石顯玩弄於股掌之間。宦官石顯的專權，實際上正是漢元帝縱容的結果。在帝製時代，大權旁落乃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為的君主，必須善用最高權力施展抱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