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列寧安排史達林當總書記，布哈林感覺不對勁，他去找托洛茨基，說：“史達林這個人一向野心不小，有了總書記這個職務，恐怕會在黨內掀起狂風巨浪。”
托洛茨基對布哈林的話，表現出一種麻木，他回答布哈林說：“處理日常工作，在許多情況下列寧依靠史達林、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適些。我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辦法去貫徹已經通過的決定。列寧對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適於執行指示。當需要有人去執行他交辦的日常任務時，他就去找史達林，這也沒什麽。”
布哈林還是不放心，道：“史達林這個人，野心不小，我們不得不防。他一旦成為列寧處理黨務的助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威脅。恐怕他會從中挑撥離間我們和列寧之間的革命感情。”
托洛茨基搖搖頭，說：“列寧需要順從的幹實際工作的助手，而這種角色對我來說是不合適的。因此我隻能感謝列寧沒有建議我當他的副手。我認為，這裏絕對不存在列寧對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這是對我的性格和對我們相互關係的肯定。”
不久，因為列寧的舊病復發，不能親政，使蘇維埃權力運行發生了重大變化，史達林便開始了奪權的第三步：將蘇維埃權力的行使，由政府的軌道向布爾什維克黨的軌道轉變。這種轉變是艱難的、殘酷的，甚至是血腥的。史達林早就不滿足於“總書記”的事務性工作，也不想僅僅屈尊於政治局和組織局的委員之列。史達林，就是要把這個“不起眼”的總書記職務，搭建成一個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體操作中“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為自己的日後接班作了許多鋪墊性的安排。而此時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局，不管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還是加米涅夫，都沒有史達林那樣強烈的權力欲與邏輯思維和清醒的政治頭腦，以及捭闔手腕。
為了扳倒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史達林採取了第四步：那就是要把和列寧在一起奪得了革命成功的那一代人，說成是“與列寧持不同意見的人”、“反對列寧的人”，這是一個把真正的革命者打入另冊的過程，而更為嚴峻的是，這種“打入”不僅僅是聲譽上的損壞、形象上的潑汙，而且是*上的懲治和消滅。
史達林不是什麽天才，在黨內高層，論功績他不如托洛茨基，比理論不及布哈林，談資歷沒法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比肩，社會活動能力遠不及斯維爾德洛夫。史達林連說俄語帶有濃濃喬治亞口音的史達林不善於言辭，偶爾還有點口吃，但史達林有一大優勢，他最熟悉布爾什維克的製度。史達林不善寫作，也不善演講，工作成績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認為他沒什麽政治資本，性格簡單，容易被操縱，結果卻是，史達林沒成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別人成了他的棋子。
列寧想要集權，這成全了史達林的野心。列寧一直嫌中央委員會議事太麻煩，無法全麵貫徹自己的意誌，認為權力還需進一步高度集中，提升決策效率。史達林便積極行動，原本作為黨的實質最高權力機關的中央委員會，也逐漸被這三個中央機關，尤其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架空，權力不斷萎縮。史達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被挑選成為政治局和組織局成員。史達林三個心腹莫洛托夫、雅羅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成為了書記處書記。這“三駕斯氏馬車”工作的一年中，中央書記處權力和規模繼續瘋狂膨脹。不久之後，財務、組織、人事、宣傳、出版、教育、情報、檢查、群運……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到了中央書處各部門。史達林很快在黨內如魚得水，列寧對於史達林做的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寧當然會有所覺察。他越來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暫時還不露聲色，以免搞得黨內的關係緊張，但暗地裏，列寧還是想在自己去世前換掉已經尾大不掉的史達林。
不久，列寧再次中風，俄共中央全會責成史達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製度。那天深夜，列寧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右臂右腿癱瘓，但頭腦清楚，思維清晰，口授了一批給黨的應屆代表大會的信。列寧在這封信中口述了這樣的內容：史達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史達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一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隻要有一點強過史達林同誌就行了，那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而較少任性等等。無論列寧說得多麽委婉，要把史達林從總書記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列寧還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麵所說的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不久，列寧還獲悉了史達林的另一件粗暴行為。史達林因為主張放鬆外貿壟斷，給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大罵了克魯普斯卡婭一頓，並威脅她要以違反中央關於列寧醫療製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史達林的語言相當粗暴，致使克魯普斯卡婭倒地痛哭。克魯普斯卡婭那時候不敢向列寧傾訴，隻好向列寧的親密戰友，時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季諾維也夫求助。她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封信：“由於我記錄了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經醫生許可口授的一封簡訊，史達林昨天竟然對我極其粗暴無禮。我入黨不是一天了。30年來從未聽見任何一位同誌對我說過一句粗話，我珍視黨和伊裏奇的利益並不亞於史達林。現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製自己。什麽可以同伊裏奇講，什麽不可以講，我比任何醫生都清楚，因為我知道什麽會使他不安，什麽不會，至少比史達林清楚。現在我向您和季諾維也夫提出請求，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幹涉，無端辱罵和威脅。史達林竟然以監察委員會威脅我，我並不懷疑監察委員會會作出一致的決定，但是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鬧這種愚蠢的糾紛。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極點。”
托洛茨基對布哈林的話，表現出一種麻木，他回答布哈林說：“處理日常工作，在許多情況下列寧依靠史達林、季諾維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適些。我有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辦法去貫徹已經通過的決定。列寧對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適於執行指示。當需要有人去執行他交辦的日常任務時，他就去找史達林，這也沒什麽。”
布哈林還是不放心，道：“史達林這個人，野心不小，我們不得不防。他一旦成為列寧處理黨務的助手，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威脅。恐怕他會從中挑撥離間我們和列寧之間的革命感情。”
托洛茨基搖搖頭，說：“列寧需要順從的幹實際工作的助手，而這種角色對我來說是不合適的。因此我隻能感謝列寧沒有建議我當他的副手。我認為，這裏絕對不存在列寧對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這是對我的性格和對我們相互關係的肯定。”
不久，因為列寧的舊病復發，不能親政，使蘇維埃權力運行發生了重大變化，史達林便開始了奪權的第三步：將蘇維埃權力的行使，由政府的軌道向布爾什維克黨的軌道轉變。這種轉變是艱難的、殘酷的，甚至是血腥的。史達林早就不滿足於“總書記”的事務性工作，也不想僅僅屈尊於政治局和組織局的委員之列。史達林，就是要把這個“不起眼”的總書記職務，搭建成一個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體操作中“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地為自己的日後接班作了許多鋪墊性的安排。而此時布爾什維克的政治局，不管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還是加米涅夫，都沒有史達林那樣強烈的權力欲與邏輯思維和清醒的政治頭腦，以及捭闔手腕。
為了扳倒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等人，史達林採取了第四步：那就是要把和列寧在一起奪得了革命成功的那一代人，說成是“與列寧持不同意見的人”、“反對列寧的人”，這是一個把真正的革命者打入另冊的過程，而更為嚴峻的是，這種“打入”不僅僅是聲譽上的損壞、形象上的潑汙，而且是*上的懲治和消滅。
史達林不是什麽天才，在黨內高層，論功績他不如托洛茨基，比理論不及布哈林，談資歷沒法跟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比肩，社會活動能力遠不及斯維爾德洛夫。史達林連說俄語帶有濃濃喬治亞口音的史達林不善於言辭，偶爾還有點口吃，但史達林有一大優勢，他最熟悉布爾什維克的製度。史達林不善寫作，也不善演講，工作成績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認為他沒什麽政治資本，性格簡單，容易被操縱，結果卻是，史達林沒成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別人成了他的棋子。
列寧想要集權，這成全了史達林的野心。列寧一直嫌中央委員會議事太麻煩，無法全麵貫徹自己的意誌，認為權力還需進一步高度集中，提升決策效率。史達林便積極行動，原本作為黨的實質最高權力機關的中央委員會，也逐漸被這三個中央機關，尤其是書記處和政治局架空，權力不斷萎縮。史達林在這次代表大會上被挑選成為政治局和組織局成員。史達林三個心腹莫洛托夫、雅羅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成為了書記處書記。這“三駕斯氏馬車”工作的一年中，中央書記處權力和規模繼續瘋狂膨脹。不久之後，財務、組織、人事、宣傳、出版、教育、情報、檢查、群運……幾乎所有權力都集中到了中央書處各部門。史達林很快在黨內如魚得水，列寧對於史達林做的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寧當然會有所覺察。他越來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暫時還不露聲色，以免搞得黨內的關係緊張，但暗地裏，列寧還是想在自己去世前換掉已經尾大不掉的史達林。
不久，列寧再次中風，俄共中央全會責成史達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製度。那天深夜，列寧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右臂右腿癱瘓，但頭腦清楚，思維清晰，口授了一批給黨的應屆代表大會的信。列寧在這封信中口述了這樣的內容：史達林同誌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史達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誌們仔細想個辦法把史達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一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麵隻要有一點強過史達林同誌就行了，那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誌，而較少任性等等。無論列寧說得多麽委婉，要把史達林從總書記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列寧還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麵所說的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係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不久，列寧還獲悉了史達林的另一件粗暴行為。史達林因為主張放鬆外貿壟斷，給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大罵了克魯普斯卡婭一頓，並威脅她要以違反中央關於列寧醫療製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史達林的語言相當粗暴，致使克魯普斯卡婭倒地痛哭。克魯普斯卡婭那時候不敢向列寧傾訴，隻好向列寧的親密戰友，時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季諾維也夫求助。她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封信：“由於我記錄了弗拉基米爾·伊裏奇經醫生許可口授的一封簡訊，史達林昨天竟然對我極其粗暴無禮。我入黨不是一天了。30年來從未聽見任何一位同誌對我說過一句粗話，我珍視黨和伊裏奇的利益並不亞於史達林。現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製自己。什麽可以同伊裏奇講，什麽不可以講，我比任何醫生都清楚，因為我知道什麽會使他不安，什麽不會，至少比史達林清楚。現在我向您和季諾維也夫提出請求，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幹涉，無端辱罵和威脅。史達林竟然以監察委員會威脅我，我並不懷疑監察委員會會作出一致的決定，但是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鬧這種愚蠢的糾紛。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