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經述想了想，站起來說：“容議長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國家不能過分限製個人之自由。但我覺得，梁總長的話也有道理，現在這個時代，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戰不久就會爆發，中國得抓緊時間製定經濟發展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完成工業化，建立強大的陸軍和海軍，未來才能立於不敗之地。中國如今國土廣袤，民族主義之國策，還是需要的。”
內閣總理盛宣懷站起來說：“我同意總統的意見。******執政以來，鼓勵民族商業的自由發展，才有今日中國經濟之成就，如今，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再實施兩個‘五年計劃’，經濟總量肯定能超過德國。”
“這裏麵有盛總理的功勞！”李經述說，他剛鬆了一口氣，容閎和梁啓超又吵了起來，因為梁啓超接著說：“立國的基礎，就是要尊孔，在於發揚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隻有這樣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徑，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其長期積澱的民族道德倫理教條。中國正處於一個舊的政治經濟製度已經崩潰，而新的政治經濟製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如果此時將西方的民權和憲政製度強行搬到中國並加以實行的話，必然會落空。”
這話讓容閎大吃一驚，他覺得梁啓超是在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來大聲疾呼：“中國傳統的那種女人裹小腳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國斷然難以實現工業化。”
梁啓超搖搖頭，解釋說：“我並不是認為道德倫理是不可改變的，我的意思是將傳統道德倫理看作是一種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站在社會大眾的水平上來理智地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義的道德家隻談論民眾應該如何。凡一個社會，必有其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薰染，深入手人人之腦海而與之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連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泯棼之象立見。也就是說，當一種早已根深蒂固的倫理信條，受到新的外來文化衝擊的時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潰的。但是這應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一個新的信條逐漸代替舊的信條的改良過程，而不應當是一場急風暴雨的革命。總統，你說是嗎？”
“嗯，我同意梁總長的觀點。”李經述站起來說：“一國是否強大的根本因素，在於它的政治體製和政治文化，政治體製和文化革新必須循序漸進。否則，容易像1793年法國大革命一樣，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會上，結果卻難以落地生根，導致斷頭台上人頭滾滾，國家卻亂了套。”
容閎並不服氣，轉頭對梁啓超說：“梁總長力主傳統的文化道德，那你給我舉例子說說，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中哪一些現代社會還需要？”
梁啓超說：“我不多說，就說‘報恩’、‘明分’和‘慮後’三種觀念，就都可以作為中國社會賴以維繫不墮的本源和支持社會得以前進的動力，是一個民族國家得以維繫的根本。報父母恩、報師恩、報別人的滴水之恩，這一傳統思想，是萬萬不可丟的。‘明分’，則是社會秩序的很好的維繫紐帶，是一國中常有秩序的倫脊，即每個人都明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並且安於自己的這個地位，這個社會才不會亂，才可以進行逐漸改良。‘慮後’所考慮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觀念。中國人沒有西方文化中那種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隻是靠以家庭為中心的祭祖與傳宗接代來尋求永恆。因此有無後代的問題，如孔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就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延續的問題，而成了一個宗教性質的問題，它關係著人生的重大意義。”
馮國璋這時點點頭，站起來說：“梁總長說得有道理，報恩和明分這兩點，日本社會就比中國要做得好。這兩個傳統中國人決不能丟。”
當初梁啓超等人出國考察憲政，容閎是大力支持的，沒想到梁啓超出了一趟國，轉了大半圈地球，回來講的還是國家、民族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義增加國家權力，進而實現民族主義的復興目標，對於他珍視的個人自由和美式民主並不感冒，氣得容閎鬍子都快翹起來了，沒好氣地問梁啓超他們：“諸君環遊世界，就沒有一點真正的收穫？特別是考察美利堅，就沒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
梁啓超回答說：“容議長別著急，待我慢慢講，這次考察還是有很多收穫的，特別是反*的製度建設方麵。比如泰西各國對人性持一種悲觀的態度。英國的大衛·休謨曾提出一個聞名泰西的‘無賴原則’，也就是‘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無賴之徒’。他認為，每個人都自私自利，都是無賴，為了防止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可能，保證憲政的正常運行，便從惡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製度，反而能創造出優良的政治製度。而我們中國古代都習慣於從善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政治製度，結果卻一塌糊塗。我們中國就是這種一塌糊塗的創建者和受害者，傳統的儒家學說對於政治的闡釋，建立在對‘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是這種反人性的政治觀，導致中國的吏治，幾千年來都很*。”
內閣總理盛宣懷站起來說：“我同意總統的意見。******執政以來，鼓勵民族商業的自由發展，才有今日中國經濟之成就，如今，中國已經有了初步的工業基礎，再實施兩個‘五年計劃’，經濟總量肯定能超過德國。”
“這裏麵有盛總理的功勞！”李經述說，他剛鬆了一口氣，容閎和梁啓超又吵了起來，因為梁啓超接著說：“立國的基礎，就是要尊孔，在於發揚中國的傳統倫理道德，隻有這樣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徑，一個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其長期積澱的民族道德倫理教條。中國正處於一個舊的政治經濟製度已經崩潰，而新的政治經濟製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時代，如果此時將西方的民權和憲政製度強行搬到中國並加以實行的話，必然會落空。”
這話讓容閎大吃一驚，他覺得梁啓超是在反對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來大聲疾呼：“中國傳統的那種女人裹小腳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國斷然難以實現工業化。”
梁啓超搖搖頭，解釋說：“我並不是認為道德倫理是不可改變的，我的意思是將傳統道德倫理看作是一種具有永恆價值的東西，站在社會大眾的水平上來理智地看待這個問題，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義的道德家隻談論民眾應該如何。凡一個社會，必有其公認之道德信條，由先天的遺傳，與後天的薰染，深入手人人之腦海而與之俱化。如是，然後分子與分子之間，連鎖鞏固，而社會之生命，得以永續，一舊信條失其效力，而別有一新信條與之代興，則社會現象生一大變化焉。若新信條涵養未熟廣被未周，而舊信條先已破棄，則社會泯棼之象立見。也就是說，當一種早已根深蒂固的倫理信條，受到新的外來文化衝擊的時候，它是完全有可能崩潰的。但是這應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是一個新的信條逐漸代替舊的信條的改良過程，而不應當是一場急風暴雨的革命。總統，你說是嗎？”
“嗯，我同意梁總長的觀點。”李經述站起來說：“一國是否強大的根本因素，在於它的政治體製和政治文化，政治體製和文化革新必須循序漸進。否則，容易像1793年法國大革命一樣，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新概念硬塞到社會上，結果卻難以落地生根，導致斷頭台上人頭滾滾，國家卻亂了套。”
容閎並不服氣，轉頭對梁啓超說：“梁總長力主傳統的文化道德，那你給我舉例子說說，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中哪一些現代社會還需要？”
梁啓超說：“我不多說，就說‘報恩’、‘明分’和‘慮後’三種觀念，就都可以作為中國社會賴以維繫不墮的本源和支持社會得以前進的動力，是一個民族國家得以維繫的根本。報父母恩、報師恩、報別人的滴水之恩，這一傳統思想，是萬萬不可丟的。‘明分’，則是社會秩序的很好的維繫紐帶，是一國中常有秩序的倫脊，即每個人都明確知道自己在社會中所處的地位，並且安於自己的這個地位，這個社會才不會亂，才可以進行逐漸改良。‘慮後’所考慮的是中國人的祖先崇拜等自己的宗教觀念。中國人沒有西方文化中那種此岸和彼岸分割的宗教，隻是靠以家庭為中心的祭祖與傳宗接代來尋求永恆。因此有無後代的問題，如孔子所說的‘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就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延續的問題，而成了一個宗教性質的問題，它關係著人生的重大意義。”
馮國璋這時點點頭，站起來說：“梁總長說得有道理，報恩和明分這兩點，日本社會就比中國要做得好。這兩個傳統中國人決不能丟。”
當初梁啓超等人出國考察憲政，容閎是大力支持的，沒想到梁啓超出了一趟國，轉了大半圈地球，回來講的還是國家、民族和傳統文化的重要，提倡利用改良主義增加國家權力，進而實現民族主義的復興目標，對於他珍視的個人自由和美式民主並不感冒，氣得容閎鬍子都快翹起來了，沒好氣地問梁啓超他們：“諸君環遊世界，就沒有一點真正的收穫？特別是考察美利堅，就沒發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缺點？”
梁啓超回答說：“容議長別著急，待我慢慢講，這次考察還是有很多收穫的，特別是反*的製度建設方麵。比如泰西各國對人性持一種悲觀的態度。英國的大衛·休謨曾提出一個聞名泰西的‘無賴原則’，也就是‘必須把每個政府成員設想成無賴之徒’。他認為，每個人都自私自利，都是無賴，為了防止政府官員濫用權力的可能，保證憲政的正常運行，便從惡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製度，反而能創造出優良的政治製度。而我們中國古代都習慣於從善的價值判斷出發來構建政治製度，結果卻一塌糊塗。我們中國就是這種一塌糊塗的創建者和受害者，傳統的儒家學說對於政治的闡釋，建立在對‘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正是這種反人性的政治觀，導致中國的吏治，幾千年來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