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出現血汗工廠,李經述還讓容閎的國會在1895年就通過了過一係列社會保險立法建立國家社會保障製度,總體上改善工人等弱勢群體的社會生存狀況,1896年,國會通過,規定參加疾病保險的工人遇到疾病時享受免費醫療,規定凡在受僱期間並非因玩忽職守或越軌妄動而受到意外傷害者,都應得到賠償,年滿70歲者每年給予老年贍養費,成為永久殘廢並喪失工作能力者,每年給予殘廢贍養金,不能自食其力的被保險人的遺孀和孤兒可領取死者贍養費的一部分,後者規定職員也可以領取養老金和遺族贍養費。


    同時,為了加強對非殖民地的工人勞動保護,改善他們的勞動條件,有關法規明確規定,防止危險是企業主的義務。為了貫徹這一規定,盛宣懷的政府專門設立了工商業監察員巡視監督執行情況,禁止讓婦女和兒童從事有害健康的勞動;對16歲的青少年和婦女實行工作日最長勞動時間限製,禁止青少年和婦女從事夜工;對採礦等特殊行業的工人實行每天工作時間和工作期間最高氣溫限製,超過三十五度高溫的情況下,每班工作不得超過6小時;產婦給予產假等。李經述還允許中國的工人在復興會的領導下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和工廠主通過談判等和平方式爭取自己的合法權益,這是工會的主要工作職責。


    對於農村的土地問題,從1897年到1902年,盛宣懷的政府繼續用國債向大地主贖買,拿回土地分給失地農民,還有就是把雲南、貴州、廣東、廣西那些山多地少的農民遷移到海南島、東北、遠東、菲律賓等土地肥沃的地方,重新分給他們土地。


    到1902年6月,中國的第一個五年工業化計劃完成,中國的工業和農業都有了一定的基礎,經濟總量和綜合國力僅次於英國和德國,位居世界第三。李經述把中國陸軍擴充到70萬人,全國分成了七大軍區,每個軍區十萬人左右,中國的海軍擴充到兩萬五千人,擁有三千噸級以上的戰艦八十艘!按照李經述的設想,到1905年,中國要從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強國,奠定大國和強國地位的基礎,擁有出兵南洋的實力!


    ...


    ☆、第162章 梁啓超遇刺


    中國第一個五年工業計劃完成後,工業得到了大發展,但是農村的發展相對落後了。隨著衛生事業的發展和財富積累,中國的人口在1902年達到了五億,其中三億是農村人口,農村是中國穩定的基礎,農業也是工業的基礎,於是1902年國慶過後,李經述著手推動中國的土地改革。不久發生的一件事,讓李經述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這件事就是政府製定的“減租減息”,這對農民極為利好的政策在中國傳統鄉村施行起來卻頗為曲折。


    按照李經述第二個總統任期開始時就製定的,規定“佃農田租一般為收成的百分之十五”,並且“正產物全收穫百分之五十為最高租額”。當時,李經述總統認為,農民由很辛苦勤勞得來的糧食,被地主奪去大半,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決中國的土地問題,所以交租15%,這是一個溫和的改良方案,減輕農民的負擔,而且民族工商業會因為農民購買力增加而繁盛。


    但沒想到,這麽好的政策,還未實施到兩年,內閣總理盛宣懷就來找李經述,說:“減租減息政策執行不下去,農村經濟之破產失業者繁多,農民和地主兩方之生計,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趨尖銳化,影響於整個社會之秩序”。


    李經述問:“這是怎麽回事?”


    盛宣懷回答說:“土地是中國數千年來鄉村社會的主要財富。自前年試辦二五減租辦法以來,地主和農民兩方糾紛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萬苦,粗衣惡食,齒積蠅頭,購得薄田數畝,或數十畝,藉為一家數口或數十口養生之資者,莫不俯首帖耳。他們指責減租之舉是‘苦樂不均,倒置主佃名義,抵製減租’,把出租給佃戶的土地以各種藉口撤回來。誰家佃戶要求減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挾。使農民不敢提減租的事情。農民說‘不敢減,減了租就不要咱種地了’。另外。中國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農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個村莊裏,鄉裏鄉親的,不好意思讓地主減租。有些地方的農民覺得‘咱沒牛借牛。沒錢借錢,要減租就把掌櫃虧了’,很多農民反而動員其他佃戶給地主多交租子。”


    李經述一聽,這舊社會的農村似乎還充滿著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棄,對盛宣懷說:“改革總是會觸動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難而中輟,不可因噎而廢食。減租乃是關切民生的主要內容,那些反對減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給農民的土豪劣紳、惡田主及農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來槍斃一批。”


    盛宣懷搖搖頭。說:“反對減租的大多是士紳,‘紳為一鄉之望,士為四民之首’,中國鄉間本是個牢固的宗法社會,自明清以來,鄉紳勢力坐大,滲透甚至控製著宗族、鄉族組織。這些士紳地主,主持經營著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務,如學務、教化、公產、水利、橋樑、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橋樑為例,官修10座,官紳合修3座,紳修34座,民修18座。容縣橋樑,官修1座,紳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紳修21處,民修22處,官府則未修一處。這些鄉紳,還承擔著學務、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動,社學、私塾普遍為鄉紳主辦,鄉約等教化活動亦常由鄉紳主持。實際上,我們政府任命的縣長隻有獲得當地士紳的合作才能進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慮本地實際情況,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十五的租,農民卻吃虧了。過去有些地區的地租從未達到百分之十五,遇到災荒之年,地主還會主動免租,一改革反而超過了過去實交租額,因此在農民中引起了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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