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在潛艇設計方麵,還是有基礎的,早在1880年,中國的清政府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製造了近代史上中國的第一艘潛水艇並試航成功,開創了中國製造潛艇的先河。這艘天津機器局製成的潛艇,“式如橄欖”,“駛行水底”,“上有水標及吸氣機”,“可於水底暗送水雷”,從外觀、構造,到件能、功能,無不反映出近代潛艇的特徵和性質,這艘潛艇下水試行時“靈捷異常,頗為合用”。


    更讓霍蘭感動的是,李經述十分體諒霍蘭此前的失敗,親口對霍蘭說:“我們中國要的世界一流的潛艇。你盡管試驗,一切失敗的責任都由我來承擔。”


    李經述接見霍蘭前,按照中國的禮節給他過了大壽,霍蘭十分感動。在接見時,霍蘭對中國政府的重用表示感謝,他對李經述介紹了最新設計的“潛龍”號潛艇的情況:“尊敬的總統先生,我們的‘潛龍’潛艇,裝有60馬力的汽油發動機和以蓄電池為能源的電動機,採用雙推進,水下短距離航速可達每小時12海裏,即使在水下航行數小時,其水下航速也可達每小時8海裏,續航力為1000海裏。與‘霍蘭六號’相比,該艇在其內殼之外又包上了一層外殼,這使得潛艇既有一個酷似魚雷艇似的外殼,又有一個按照潛艇要求設計的內殼,艇員及所有裝備都裝在耐壓的內殼之中。內外殼之間的空間被充作壓載水櫃,並以此控製潛艇下潛和上浮,更加安全。武器為一具艇首魚雷發射管,可發射5枚魚雷,前後2門火炮。”


    李經述點點頭,問到:“這跟世界上最先進的潛艇相比,性能如何?”


    霍蘭自豪地說,“據我所知,這已經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潛艇。唯一能和‘潛龍’號相比的,是法國的‘納維爾’號潛艇,它也是採用雙殼設計,水麵航行的速度達每小時11海裏,它的水下短距離航速可達每小時8海裏,即使在水下航行數小時,其水下航速也可達每小時5海裏。不過總的來說,我們的潛艇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就放手去組建潛艇部隊吧。”李經述在劉步蟾、霍蘭的陪同下,一同觀看了“潛龍”係列的四艘潛艇的演習,效果很好,他下達了指令。


    不久,劉步蟾從海軍和旅順潛艇學院中挑選出五百名官兵,組建新的潛艇部隊,龍興集團的國際貿易公司購買了汽油發動機和以蓄電池為能源的電動機,首批生產四十艘潛艇,就這樣,中國的第一支潛艇部隊在旅順口成立。


    有了潛艇部隊,李經述讓劉步蟾做好戰爭準備,而在英國訂購的兩艘一萬噸級的戰列艦和巡洋艦也到位了,李經述覺得對日本開戰的時機差不多成熟了,馬上給尼古拉二世寫了一封信。


    亞歷山大三世突然病逝,尼古拉二世才登上沙皇寶座,他在1896年加冕之後,對內推行*、對外準備瘋狂侵略擴張。尼古拉二世曾當麵訓斥那些想要參政的地方局代表:“你們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亂想!認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參加國家行政管理。希望大家都知道,我要堅定不移地保持*製度的原則,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懷的先父一樣!”


    1897年他尼古拉二世已經是全俄皇帝,兼波蘭國王、芬蘭大公等,野心勃勃,夢想給自己再加上“中國皇帝”、“日本天皇”等稱號。事實上,尼古拉二世在1890年到1891年遠東之行時,他就對日本和中國的領土與財富很垂涎。他一登基,就開始命令俄國交通部加快修築橫貫西伯利亞大鐵路,企圖通過鐵路加強在遠東爭奪霸權,而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找尼古拉二世要求歸還庫頁島等島嶼,那無異於與虎謀皮,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聖彼得堡的冬宮接到日本外交部和軍部的最後通牒,氣得暴跳如雷!尼古拉二世內心其實一直對1891年日本警察津田三藏刺殺他的事耿耿於懷,他決定舊仇和新恨一起算,再次和中國合作,教訓驕傲無知的日本人!


    ☆、第140章 五國聯軍


    李經述當選總統後,就親自抓軍事改革。北洋的軍隊,在武器上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陸軍裝備了先進的坦克。坦克在二十世紀的戰爭中,有“陸戰之王”之稱,1897年,更是王中之王。機槍、一般的火炮都奈何不了坦克。中國製造坦克,是在極機密的況下進行的。當時參與建造的工人都誤以為自己是在建造軍艦裝淡水的大水櫃,李經述準備在對日戰爭中次使用坦克,對外就宣稱是它們是盛載食水和食物的容器。而且先進的潛艇也使得北洋水師的實力大為提升。另外,李經述在全軍推廣了新的軍事思想,對舊的淮軍和新軍脫胎換骨改造,中國的軍人,精神麵貌也煥然一新。


    入夏後的天津,空氣中已經瀰漫著濕熱的氣息,在中國士官學校,也就是原來的北洋軍官學校,可以容納萬人的大操場,整齊站著九千餘名即將畢業的陸軍和海軍軍官,從主席台上看去,黑壓壓的人頭密密麻麻,主席台的背景,懸掛曾國藩和李經述的巨幅肖像畫,每一個軍營的公開場所都掛著他們兩人的“領袖”肖像。


    軍營裏掛曾國藩的肖像,而沒有懸掛李鴻章的,是因為李經述的治軍思想,主要借鑑了曾國藩的治兵之道。


    李經述知道,軍隊的思想工作極端重要。在現代軍隊中,很難想像一支沒有信仰的軍隊能打勝仗。在封建時代,軍隊忠君是第一位的。共和國取消了帝製之後,軍隊的思想工作就很難做了。如何使得軍隊保持忠誠,是共和和民主之後的一大難題,歷史上,吳佩孚就刻意修復在風雲變幻之際趨於崩塌的倫理道德體係,固執地堅持以禮教為治國與治軍之本,而馮玉祥則篤行基督教,也正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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