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張四維話音一轉，撕破臉皮、口無遮攔地講：“稽古揆今，未嚐見過驕恣如此而得善終之人，在下著實無能為力。況我現在在家守孝，悲情縈懷，不能管理外麵之事。”
話裏話外，張四維把自己描寫得料事如神，同時暗諷張居正咎由自取，我張四維救不了他。
其實，張四維對前任的陽奉陰違，早在前任去世之時就有顯露。當時張居正剛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禮儀，應由二把手、三把手為其撰寫墓誌銘、神道碑，張四維雖滿口答應，但就是消極怠工。
半年後，馮保已經垮台，張居正長子張敬修急著安葬父親，向張四維索要父親的墓銘並詢問時局。
張四維做出一副友好姿態，再三推脫，說他近來政務繁忙且身體欠安，他與張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請人代等，請求張公子再給他一段時間，容他靜思撰文。馮保垮台不會波及張居正，公子盡請放心。
善良的張公子完全聽信了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語，但他最終也沒收到張四維撰寫的墓誌銘，直到大難當頭才幡然醒悟，認出了他的虛偽麵目。
政治的複雜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時隻能無奈與遺憾。
張四維機關算盡，奈何運氣欠佳，丁憂尚未結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嗚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張四維的是狀元宰相申時行，如果評選明代最傑出的政治家，張居正當之無愧；但要是評選最成功的官僚，則非申時行莫屬。
申時行是蘇州府長洲縣人，性情溫和，善做文章，憑這兩點，受知於張居正，被提攜進了內閣。他於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過了張四維的班，到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還鄉。
申時行的首輔之位經歷了與張四維的明爭暗鬥、與新進言官的唇槍舌戰，幾番周折後才得以鞏固下來，可謂來之不易，因此申時行也極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內剛，小人外剛內柔，申時行則是內外俱柔，為保富貴，外畏清議，內固恩寵。萬曆皇帝的偷懶怠政，此公責任最大。申時行以為前任首輔綜核名實的做法屬“操切束濕”之政，揚言“肅殺之後，必有陽春”，整頓吏治的考成法從此被束之高閣。
與張居正生前嚴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輔積極幫助皇帝逃學。萬曆後來每遇講讀，總以身體不舒服等原因傳免，申時行對此不但欣然接受，還替萬曆發明了一個偷懶的辦法：用進呈“講章”代替講授，事實上永久停止了“講筵”。這個辦法遺毒甚廣，直接導致了萬曆皇帝墮落厭學的惡果。
他的最大發明是教皇帝把不願接受的奏疏，留在宮中，不批不發，置之不理，即為“留中”，揭開了萬曆怠政的序幕。這種“不作為”的態度，使得萬曆時代的許多緊急政務，無法得到及時處置，不僅危害百姓蒼生，更使得年幼勵精圖治的皇帝中晚年變得惰性十足。
長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積如山，後來的董其昌從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細選，編撰出一部多達四十卷的《神廟留中奏疏》。
申時行任首輔九年間，目睹過八次龍顏，平均一年還不到一次，以後的首輔在任期內見皇帝的次數就更少了。
申相公這種搗糨糊混日子，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兩頭討好的行為，看似息事寧人，頗有“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度，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運的是，申時行執政期間，張居正餘蔭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勞下，穩坐首輔長達九年，大明王朝這段時間總體上歌舞昇平，四海寧謐。這位太平宰相循規蹈矩，雖於國家無所作為，但於個人卻是名利雙收，福祿壽三全。
相傳他壽登八十那年，海內名流紛紛前往申府慶賀，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風采。嘉定名士婁子柔為他作的壽文，謂申相公執政不如前人任勞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誰，大家心知肚明，其實當時年輕人對其讚譽者雖眾，也不乏有人指責他廢棄前任綜核名實之政，導致國家日益朝綱不振，法紀陵夷。無論如何，申時行作為一個守成宰相，正如時人葉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運的人。
麵對年輕一代的批評，他隻笑笑說：“國有國體，閣有閣體。禁近之臣職在密勿論思，惟委屈調劑，維持政體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爾等以後自會明白老夫愚見。”
這回答深深體現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條本色，也多少有些諷刺老師張居正為政就是無國體也無政體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就一針見血地痛批張四維、申時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張四維）代柄，務傾江陵以自見，盡反其所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復之，博惇大之名，陰行排擠。吳縣（申時行）亦踵其故智，使紀綱淩遲，侵漁日恣，吏貪而民玩，將墮而兵驕，國儲蕩然，基無窮之禍。彼蒲州者，誠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對其公允論道：“時行諸人有鳴豫之凶，而無幹蠱之略。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
誠哉斯言！
張回維、申時行等繼任者為取悅一時，盡反張居正所為，博得寬大忠厚的虛名，背地裏排擠異己。長此已久，國家綱紀不振，官員貪汙納賄，將士貪生怕死，後患無窮。張、申二人對於張居正誠乃罪人。
話裏話外，張四維把自己描寫得料事如神，同時暗諷張居正咎由自取，我張四維救不了他。
其實，張四維對前任的陽奉陰違，早在前任去世之時就有顯露。當時張居正剛去世，朝廷一把手不在了，按照禮儀，應由二把手、三把手為其撰寫墓誌銘、神道碑，張四維雖滿口答應，但就是消極怠工。
半年後，馮保已經垮台，張居正長子張敬修急著安葬父親，向張四維索要父親的墓銘並詢問時局。
張四維做出一副友好姿態，再三推脫，說他近來政務繁忙且身體欠安，他與張居正交情深厚，不忍心請人代等，請求張公子再給他一段時間，容他靜思撰文。馮保垮台不會波及張居正，公子盡請放心。
善良的張公子完全聽信了這位油滑政客的花言巧語，但他最終也沒收到張四維撰寫的墓誌銘，直到大難當頭才幡然醒悟，認出了他的虛偽麵目。
政治的複雜常常令人不知所措，有時隻能無奈與遺憾。
張四維機關算盡，奈何運氣欠佳，丁憂尚未結束，就不明不白地一命嗚呼，早早退出政治舞台。
接任張四維的是狀元宰相申時行，如果評選明代最傑出的政治家，張居正當之無愧；但要是評選最成功的官僚，則非申時行莫屬。
申時行是蘇州府長洲縣人，性情溫和，善做文章，憑這兩點，受知於張居正，被提攜進了內閣。他於萬曆十一年（公元1583年）四月接過了張四維的班，到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年）九月告老還鄉。
申時行的首輔之位經歷了與張四維的明爭暗鬥、與新進言官的唇槍舌戰，幾番周折後才得以鞏固下來，可謂來之不易，因此申時行也極為珍惜眼前的美好生活。
君子外柔內剛，小人外剛內柔，申時行則是內外俱柔，為保富貴，外畏清議，內固恩寵。萬曆皇帝的偷懶怠政，此公責任最大。申時行以為前任首輔綜核名實的做法屬“操切束濕”之政，揚言“肅殺之後，必有陽春”，整頓吏治的考成法從此被束之高閣。
與張居正生前嚴格教育皇帝相反，申首輔積極幫助皇帝逃學。萬曆後來每遇講讀，總以身體不舒服等原因傳免，申時行對此不但欣然接受，還替萬曆發明了一個偷懶的辦法：用進呈“講章”代替講授，事實上永久停止了“講筵”。這個辦法遺毒甚廣，直接導致了萬曆皇帝墮落厭學的惡果。
他的最大發明是教皇帝把不願接受的奏疏，留在宮中，不批不發，置之不理，即為“留中”，揭開了萬曆怠政的序幕。這種“不作為”的態度，使得萬曆時代的許多緊急政務，無法得到及時處置，不僅危害百姓蒼生，更使得年幼勵精圖治的皇帝中晚年變得惰性十足。
長此以往，被留中的奏疏堆積如山，後來的董其昌從這些被留中的奏疏中精挑細選，編撰出一部多達四十卷的《神廟留中奏疏》。
申時行任首輔九年間，目睹過八次龍顏，平均一年還不到一次，以後的首輔在任期內見皇帝的次數就更少了。
申相公這種搗糨糊混日子，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兩頭討好的行為，看似息事寧人，頗有“溫良恭儉讓”的君子風度，為其博得很多士大夫的“好感”。
幸運的是，申時行執政期間，張居正餘蔭尤在。他躺在前任的功勞下，穩坐首輔長達九年，大明王朝這段時間總體上歌舞昇平，四海寧謐。這位太平宰相循規蹈矩，雖於國家無所作為，但於個人卻是名利雙收，福祿壽三全。
相傳他壽登八十那年，海內名流紛紛前往申府慶賀，渴望一睹太平宰相的風采。嘉定名士婁子柔為他作的壽文，謂申相公執政不如前人任勞任怨，功在社稷。
前人是誰，大家心知肚明，其實當時年輕人對其讚譽者雖眾，也不乏有人指責他廢棄前任綜核名實之政，導致國家日益朝綱不振，法紀陵夷。無論如何，申時行作為一個守成宰相，正如時人葉向高所言，是天底下最幸運的人。
麵對年輕一代的批評，他隻笑笑說：“國有國體，閣有閣體。禁近之臣職在密勿論思，惟委屈調劑，維持政體平衡，非可以悻悻建白。爾等以後自會明白老夫愚見。”
這回答深深體現出他浸淫宦海多年的老油條本色，也多少有些諷刺老師張居正為政就是無國體也無政體的味道。
明末著名史學家談遷在《國榷》中就一針見血地痛批張四維、申時行二人的倒行逆施：“蒲州（張四維）代柄，務傾江陵以自見，盡反其所為。所裁冗官秕政，一切復之，博惇大之名，陰行排擠。吳縣（申時行）亦踵其故智，使紀綱淩遲，侵漁日恣，吏貪而民玩，將墮而兵驕，國儲蕩然，基無窮之禍。彼蒲州者，誠江陵之罪人也。”
明史亦對其公允論道：“時行諸人有鳴豫之凶，而無幹蠱之略。外畏清議，內固恩寵，依阿自守，掩飾取名，弼諧無聞，循默避事。”
誠哉斯言！
張回維、申時行等繼任者為取悅一時，盡反張居正所為，博得寬大忠厚的虛名，背地裏排擠異己。長此已久，國家綱紀不振，官員貪汙納賄，將士貪生怕死，後患無窮。張、申二人對於張居正誠乃罪人。